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山东绅士举办团练的原因探析

太平天国的北伐军、捻军进入山东后,有大批的山东地方绅士起来举办团练,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首先,最主要的原因是太平天国、捻军及其它农民起义直接损害到了绅士的自身利益,绅士们办团的最主要的动机就是为了自卫身家,安靖地方治安,以维护自身特权与利益;其次,绅士们大批办团,还与清王朝的鼓励与加恩奖赏也是分不开的.总之,最终促成绅士办团的最根本原因,就在于绅士们对当时主流社会价值规范,即对以儒学为根基的封建王朝专制统治的认同与支持.     

曾国藩创建湘军的历史路径

曾国藩奉命帮办团练,却超越了地方团练的组织边界,把地方团练训练成为湘军,成为镇压太平天国的主导武装力量。从历史路径上分析,其"不以团练始,不以团练终"、"别树一帜,改弦更张"、"盖朝廷四顾无人,不得已而用之"分别是团练最终成为湘军的政治博弈、制度创新和客观环境。     

晚清公局与地方权力结构——以重庆为例

公局是由政府临时设置、地方士绅控制的办事机构,其职能涵盖地方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如赋税征收、地方社会秩序的维护等.在具有移民社会背景的清代重庆,形成了由八省客长(移民客商)与"三里绅士"(本地绅粮)分别掌握、领导的公局机构:保甲团练局与三费局,夫马局的管事局绅则经历了从客商到本地士绅的转变过程.本文以<巴县档案>为基础,详细勾勒了清代重庆不同的公局在地方社会中扮演的作用及移民/地方士绅为公局控制权而展开的争夺,提出认识晚清地方公局体制中的士绅的行为既要注意到他们利益的一致性,同时更要注意到其相异性.     

清末地方军事化中的国家与社会——以广东团练为例

太平天国运动以后,出于抑制地方绅权膨胀之需要,地方团练一度受到清王朝统治者压制.在清末广东,由于社会动乱加剧,团练得以复兴,但其过程则充满着国家与地方社会的冲突与调适.一方面地方政府不得不采取"以保甲之名行团练之实"的策略,以应对王朝体制的羁绊;另一方面官绅之间围绕团练的控制权问题而矛盾重重.伴随着地方军事化而出现的权势转移,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末国家威权衰微的不可逆转性.     

清代团练问题研究述评

清代团练作为一种基层社会控制组织 ,一直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在以往的学术成果中 ,国外学者多从地方军事化方面予以探讨 ,而国内学者则多从政治制度史、军事制度史方面进行研究。近年来学者用力较深的内容 ,涉及到团练与地方社会结构、团练与地方基层组织、团练与基层社会控制等 ,拓宽了研究领域 ,并融入了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 ,形成了多学科交叉运用的趋势。但是 ,清代团练研究也有一些缺陷 ,如整体性研究缺乏 ,微观性研究失衡 ,史料有待于挖掘和整理等。克服上述缺陷 ,并且加大相关理论分析的力度 ,这将成为团练研究走向深化的应有之义。     

清季湘、淮系势力的产生及其消长

一、湘先淮后的肯綮所在 湘淮两系军政势力并非孪生兄弟。湘系崛起在前,先声夺人;淮系形成在后,迟延数载。 社会背景条件给予湘淮双方的竞争机会,基本上是均等的。鸦片战争的外敌入侵事变之后未及十年,便爆发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在外患内忧交迫下,清朝统治者推行“外示羁縻,内加防范”的基本国策,把镇压人民革命作为首要任务。然而,作为当时国家“经制军”的八旗和绿营已经腐败不堪,以致统治阶级中有人发出这样的惊呼:“官军数万,已成废器,即令千人为营,而十贼可破!”清廷不得不动员和组织非常规的地方性武装力量以求弥补,布置各省兴办团练,并委派具有相当资格的官员在籍或回籍专职负责。其中湖南和安徽皆为受命较早的省份,并且这二省又都直接面临着太平军的威胁。     

论太平天国起义初期湖南绅士的拯救皇权运动

太平天国起义初期,湖南绅士为了稳固封建的统治秩序,加强对地方社会的控制,疯狂地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其中尤以湘乡、新宁等地的团练武装最为突出。他们在办团过程中,开创的“以书生训山农”,注重对团丁进行封建道德和伦理观念的思想教育工作,推行宗族组织和保甲合一政策,为曾国藩创办湘军提供了良好的范例。     

晚清咸同时期士绅政治文化考察——以“团练”议论为中心

晚清地方军事化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一个异象,这一现象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地方社会的政治生态,也影响到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的关系格局,团练则是彼时地方军事化的主要表现形式。咸同军兴背景之下,很多士绅对于＂团练＂话题的热议,既是士绅阶层对王朝危机的＂救道＂责任感使然,亦是士绅阶层对地方政治参与意愿的体现。＂团练＂话题之兴构成了咸同时期士绅阶层政治文化独特面相。     

清末督抚与谘议局的设立

在各省设立谘议局是清廷预备立宪的重要举措之一。督抚作为清王朝在地方上的最高行政长官,在谘议局的设立过程中起了主导作用。他们不但率先向朝廷提议设立谘议局,而且为筹办谘议局筹措经费,还督促府州县地方官吏落实各项筹备工作。可以说,没有督抚的支持,谘议局很难按时成立。谘议局的设立说明,尽管"晚清新政"时期清廷的威信已大不如前,尽管督抚们对宪政的态度有所不同,但朝廷政令在地方依然可以得到遵守施行,清廷中央仍可有效控驭地方。     

论湘军的崛起及其影响

从1853年初曾国藩在湖南长沙奉旨办理团练组建湘军,至1864年攻陷天京,曾国藩将其解散为止,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湘军活跃了十二年之久,在清王朝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战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挽救了清朝行将覆亡的命运。然而,湘军不仅征服了太平天国,而且对近代中国社会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本文拟从湘军筹组的特征,考察湘军崛起对晚清政局的影响,不当之处,请行家不吝赐教。一太平天国革命自广西金田村爆发后,转战两湖,席卷三江,定南京为国都,北伐、西征,革命浪潮风起云涌,清王朝统治岌岌可危。为了对付太平军,清政府除调兵遣将、实施围剿外,还派遣大员在各地兴办团练。曾国藩丁忧在籍,也奉旨在长沙协助巡抚办理团     

清末直省商政机构的确立与运作

直省商政机构适晚清重商主义兴起而设。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出现了重商的社会思潮,朝野人士纷纷吁请成立正式的商政机构,但在"不与民争利"观念的支配下,清廷对于设立专门的商政机构,依然迟疑不前。各省督抚在甲午战后率先设立了地域性的商政机构——商务局,成为先于商部的产业行政整合机构。各省商务局的设立,从知识与制度的相互关联方面,折射出晚清对商务的重新定位以及由此引起的制度变化。从直省商政机构的确立,到丙午官制改革设劝业道以专责成,体现了清末经济改革从分散走向集中、从无序走向有序的过程,并最终促使清廷将商事机构纳入正式的职官体制。     

关于唐朝中后期南方"土军"诸问题的考察

军队与军制问题历来是学界关注的热点,更是唐史学界研究的重点,对于兵制方面的研究,诸如府兵、兵募、健儿、团结兵等,涌现了一批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然而对于地域军事的研究则非常薄弱,尤其对于唐王朝国命所系南方的地方军队--土军,目前尚未发现相关的研究成果问世,这不能不是学界的一大憾事.本文拟从唐代南方"土军"的构成着手,探讨南方地区出现土军的"团练化",统领官员的"文职化"以及军力"薄弱化"的问题.     

“从贼”与“反贼”:变乱格局下地方绅民的反应及其关系网络——以咸丰年间太平军挺进两湖之际为中心的考察

咸丰初年,太平军北上进入湖南、湖北,当地民众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抉择:或是站在"异端"的反叛者一边,积极响应并投身到起义的洪流中去,成为太平军阵营中的"新兄弟";或是站在"正统"的官府一边,加入团练或湘军,成为维护旧有秩序的"中流砥柱"。本文通过爬梳清军俘虏的两湖地区太平军士兵的口供材料,以及其他相关地方文献,详细揭示了两湖民众"从贼"与"反贼"背后的动机、加入的方式、对战争进程的影响等等。研究表明,太平军和团练、湘军之间的斗争,可以认为是带有西方宗教色彩的意识形态与传统儒家思想之间的文化冲突。但就两湖地方社会言之,则更多的掺杂有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对立和利益冲突。而在双方争夺乡村资源的过程中,固有的社会关系网络是构成集体行动和社会动员的重要纽带。     

清两湖地区州县“就地正法”述论

清廷于咸丰三年( 1853)起实施“就地正法”政策,藉以应对太平天国起义后全国性的大动乱.两湖地区自19世纪50年代后“盗贼会匪”充斥、社会一直动荡不安,因此,此间督抚们根据清廷的就地正法政策和两湖地区实际情形,制定相关的惩办措施,不仅明确了就地正法的范围和对象,而且使就地正法执行者下延到州县官甚至乡绅、团练,他们都可以随意就地处决“盗匪”.州县实施就地正法分为绅团直接正法、州县官直接正法和州县官审讯、道府委员复讯、督抚批饬正法三种类型.     

绅士的分裂——试析阳大鹏之变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清廷战败,需要向英军支付大量的赔款,而国内正常的税收无法满足这一需求,因此需要加大对民间财富的汲取.在耒阳,因先天的自然环境因素,抵御地方灾害的能力较弱,而该地所承担漕粮又十分沉重.因此,在段拔萃京控失败被押送回耒阳后,地方狱吏欲致其死命,段拔萃的族人展开了一系列营救行动,激化了地方官与民之间对立,最终导致了阳大鹏等人的起事.阳大鹏与段氏族人在地方设立公局征收赋税,招募乡勇训练,并试图直接控制县城,这一过程中很多下层生监亦参与其中,这与此前绅士在地方表现极为不同.时人多认为在地方上下层绅士对赋税的包揽酿成了地方激变,道光时下层绅士为维护地方利益,直接与官府进行对抗,这一事件或成为在日后太平天国时地方绅权扩张,逐渐脱离官方控制的先声.     

清末蒙边“置省”探略

晚清已降,蒙古等藩部地区危机日甚,为避免各藩部遭俄英日等殖民势力之侵吞,清廷朝野提出诸多方略,在各界建议下,清廷务实地采取了"先实后名"的筹边设省办法。虽然在清政权彻底崩溃前,内外蒙古、西藏等传统藩部的"沿边置省"工作未得到真正实现,但这一尝试却不仅为传统藩部向主权国家地方政区之转变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为民国乃至解放后边疆省份的设置,提供了宝贵经验。     

危机中的变革——太平天国运动前后满汉关系：以湘军为中心

清代前期中枢机构均重用旗人,部院各衙门也是如此。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将满清王公贵族的腐败、无能暴露无遗。在这种情况下,清廷遂改变政策,允许各省就地筹饷,改非定额解款为定额摊派,这就赋予了各省督抚控制财政的合法权力,中央集权的财政体系宣告瓦解,人事权开始下移,原来行之有效的官僚制度不灵了。而部分军、政、财权从中央向地方转移,从满人向湘军为代表的汉人转移,从而形成了湘军地方军事大员领导的区域性政治、经济、司法的一体化格局。     

谨慎地渐进:庚子宣战前清廷对义和团策略的演变

以往关于庚子宣战前清延对义和团策略的研究过于侧重对上谕本身的解读.或多或少地忽视了当时不断变化的内外局势对清廷发布相关上谕的影响,以致无法揭示其策略复杂变动的背景.实际上,自1899年底义和团运动走向高潮起,清廷对义和团的策略经历了一个相当谨慎的渐趋强硬的过程.尤其是1900年春天义和团向直隶中部发展后.在来自团民和列强两方的压力不断加大的形势下,清廷的上谕虽然在措辞上愈发激烈.又每每不忘提醒地方官员和统兵将领不得激变生事,显得十分矛盾和不具有可操作性,以致一些坚决主张剿杀的文武官员备感束手束脚.     

湖南谘议局与近代民主政治

谘议局是近代中国地方议会政治的重要基础,是“统治者首次正式授予人民参与权力的表示,也是中国人政治参与的真正起点。”[1] 湖南谘议局是清末立宪运动的产物,也是湖南绅士争取民主权利的重要场所,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代民主政治的风貌。一190 8年,湖南巡抚岑春在中央宪政编查馆的催促下,在长沙设立了湖南谘议局筹办处,委派藩司庄赓良,臬司陆钟琦,学司吴庆坻为总办,盐法道朱延熙,巡警道赖承裕,劝业道唐步瀛以及在籍绅士内阁学士衔前国子监祭酒王先谦,前掌江南道监察御史赵启麟,翰林院编修谭延,广西侯补道汤鲁蟠等为会办,湖南候补道…     

从“异态”到“常态”——清中期巴县团练的角色转变与乡村社会

清代巴县团练是伴随着白莲教起义,由官方督导在城乡社会兴起的以军事防御目的为主的基层组织。它并没有随着白莲教起义的平定而停办,而是从战时防范自卫的"异态"组织,转变为平时基层管理的"常态"组织,活跃于乡村生活的各个领域。清中期巴县团练的角色转变,正源于乡村社会组织发展的内在动力,即当地实际生活的需要、乡里关系的特点和乡民的主观意愿,展现了我国自古有之的"相保相受"、"相及相共"的乡里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