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食品安全监管主体研究

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的城乡分离的现状造成了城乡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协调,而这种不协调表现在各个方面,其中农村领域的食品安全监管就是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下最薄弱环节.近年来频繁出现的农村领域食品安全事件充分说明,现阶段各监管主体在分段监管体制下,所实施的农村领域的食品安全监管还存在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分析,不断扩大农村食品安全领域的监管覆盖面、建立集市报备制度、构建社会监管体系和搭建城乡一体化的食品安全信息平台已成为当下破解农村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的新举措.     

安徽省当前食品安全问题的产生原因及治理对策探讨

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成为民众最为关心的话题之一.通过对安徽省各主要市县区的考察发现,当前我省在种植业 、养殖业 、食品加工以及餐饮服务等领域的食品安全问题比较严重,食品安全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主要是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规模小数量多,从业人员法律意识淡薄,食品安全监管人员不足,专业人才缺乏,同时食品安全协同监管和社会共治局面有待改善.因此,为了加强安徽省食品安全问题的治理,就需要促进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规模化发展,加强食品安全监管队伍的建设,要推进各部门协同监管和社会共治的形成.     

社会共治下建筑垃圾违法倾倒监管演化博弈研究

针对当前中国建筑垃圾违法倾倒严重的问题,基于演化博弈分析方法,文章构建了垃圾排放单位、社会公众和政府三方共治的演化博弈模型,并依据排放单位获利情形,从博弈均衡视角对其违法倾倒行为展开探讨,最后运用Matlab验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减少排放单位的违法收益,应作为政府长期贯彻的政策,以促使其自发合法处置;当违法收益小时,社会公众可代替政府,起到违法倾倒监管作用,而当违法收益较大时,则需建立政府主导、公众积极参与的监管体系;科学、合理地对排放单位违法倾倒行为进行处罚,鼓励公众参与监管,可有效减少建筑垃圾违法倾倒行为,但过度的处罚与奖励,对其治理作用有限。     

中国食品安全网络舆情的发展趋势及基本特征

利用舆情监测平台的数据分析了2007-2014年间中国食品安全网络舆情的发展趋势,并基于内容分析法探究食品安全网络舆情中政府、媒体、网民等主体的行为特征和食品安全事件等客体的风险特征。2007-2014年间的中国食品安全网络舆情经历了四个阶段,但对网络舆情主体的行为特征的研究表明,食品安全网络舆情环境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政府在曝光食品安全事件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网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低。对食品安全网络舆情客体的风险特征的研究表明,2011-2014年间食品安全事件的风险特征十分明显,肉及制品、乳制品等是爆发食品安全事件的主要食品种类,添加剂或食用物质的滥用等人源性因素是我国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的主要原因,食品安全事件主要发生在加工环节,大中型食品企业是主要的食品安全事件责任主体,广东省、北京市、江苏省等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是爆发食品安全事件的主要地区。     

论我国食品安全治理中行业协会自律机制的优化

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最终实现离不开行业自律、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而我国食品行业协会在应对食品安全问题时却表现消极,难以满足“社会共治”的要求。基于合法性理论与角色冲突理论可从内外两个观测视角揭示食品行业协会自律机制运行失效的核心问题。即:对“官方认同”的过分追求挤压了协会对“社会认同”的重视程度,“社会认同”难以直接影响协会的行为决策。破局的关键在于借由具有强制力的法律规范的介入来完成外部监督与内部治理机制的同步变革。具体而言,一方面,需要进一步落实食品行业协会的去行政化改革,明确行政权力的权限以及政府对协会的支持义务;以自律规则的供给、执行、监督及追责机制的建设为重点完善协会的内部自律机制;以消费者沟通平台、社会公众举报平台及举报机制、食安事件强制回应制度的建设为抓手,强化食品行业协会自律行为的社会监督机制。通过重塑食品行业自律的外部环境来保障行业自律的规范运行。另一方面,需要通过提升服务水平,加强行业代表性,优化内部激励等措施,提高食品行业协会的公信力,通过行业自律内部环境的优化来提高食品行业自律的质与效。     

STS视域下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社会共治——“瘦肉精”事件反思

《食品安全法》的颁布没能阻止瘦肉精的使用,贝克的有组织的无责任概念诠释了问题的原因,职责分摊不明确是关键。技科学的思想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宏观依据,即食品安全监管是政治、法律、科学、企业、公众、媒体、仪器材料、行业组织等行动者共同组成的一张无缝之网,多要素的共同作用才能使问题得以解决。SEE的视角为问题的探讨提供了微观措施,即从技能的维度分析公众介入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这为公众参与的路径做出了方法论指导。     

我国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体系建设现状的实证分析 ——以四川省成都市为例

通过对966份问卷调查获取的信息进行分析,可以看出:经过多年建设,成都市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体系建设初具规模,已取得了较大成就,社会整体满意度较高;与此同时,在政府主导作用、企业主体地位、社会广泛参与三个层面,成都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体系建设还存在不少问题,下一步工作重心包括政府应理顺监管体制、强化监管合力,完善监管手段与措施...     

非正规就业劳动力教育培训的多主体博弈分析

非正规就业劳动力教育培训是一个多主体合作参与的系统性工程,各主体具有不尽相同的支付能力、比较优势和受益范围,这就决定了不同主体之间存在相通但又有所区别的利益。通过分析政府与市场、政府与非正规就业者、市场与非正规就业者三种不同情境下主体间的博弈过程,发掘出了影响非正规就业劳动力教育培训的主要因素,得到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基本培训路径。     

数字化治理下多主体食品安全动态策略分析

在食品安全治理方式向数字化治理转变的背景下,建立随机微分博弈模型,分析无政府补贴的分散式决策、有政府补贴的分散式决策以及集中式决策三种模式下政府部门与食品经营企业的食品安全数字监管策略及收益问题,并结合贝因美公司的典型案例进行数值分析。研究表明：分散式决策下,当政府部门对企业的食品安全数字化监管提供补贴时,可以实现系统的帕累托改善;集中式决策下,政府部门和食品经营企业的系统收益能够实现三种情形中的帕累托最优,并且食品安全水平的期望值最高,波动最显著。     

社会共治视角下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机制研究

日本食品安全风险交流以双向沟通机制、风险素养培养机制和国际合作机制为核心,形成了政府主导下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共治格局。但在核泄漏事故中仍呈现出交流手段陈旧,交流方案滞后,专家与公众的风险认知差等问题。我国应在总结日本经验的基础上,以“社会共治”理念为引导,通过明确风险交流主体的定位,搭建多样化信息沟通平台,建立风险交流公众参与机制,加强风险交流的国际合作来推进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机制的建立。     

政府食品安全规制决策的博弈分析——基于政府与企业微观行为的视角

食品安全信息不对称、不完全和外部性的特征要求政府必须对其进行适宜规制。基于市场主体行为的视角,构建了政府与食品生产企业的博弈模型,对政府食品安全规制决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政府食品安全规制的决策受两类因素的影响:一方面企业从利益最大化原则出发可能违规生产,需要政府强化规制;另一方面政府须在规制的成本与收益之间权衡,当规制的社会成本过高时选择放弃规制。对此,应从加强规制力度、降低规制的社会成本两方面进一步优化政府食品安全规制政策。     

动态博弈视角下的第三方外卖平台上食品安全研究

外卖市场的蓬勃发展,也产生了大量的食品安全问题,文章从食品质量安全监管角度出发,在考虑不完全信息条件下,通过引入价值感知构建了基于消费者感知的三方动态博弈模型,并通过此模型来探讨企业、政府及消费者对外卖食品安全的影响因素研究。研究表明:企业重视程度、政府监管程度以及消费者反馈程度三个因素,在共同协同作用下,能够提升外卖食品安全水平,从而促进外卖行业向着积极的方向发展。最后,结合基于当前外卖市场实际情况,从不同市场参与主体出发,对影响外卖食品安全提出相应建议,从而不断提高外卖食品安全,实现市场健康发展的目标。     

食品安全事件后消费者购买行为的演化博弈

运用演化博弈理论分析了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后消费者购买行为的演变趋势,研究结果表明:当国产食品在事件前就处于竞争劣势时,事件后消费者会逐渐倾向于购买进口食品直至进口食品完全占领国内市场;当国产食品在事件后还具备竞争优势时,无论生产者是否解决潜在的质量安全问题,消费者都会倾向于购买国产食品,但监管者加强监管力度会增进消费者福利、减少生产者福利;当事件前后国产食品由竞争优势转为竞争劣势时,如果监管力度较弱,消费者会逐渐倾向于购买进口食品,如果监管力度较强,则取决于事件前的消费者群体的购买行为和生产者群体的质量投入行为.     

基于食品安全的企业、监管部门动态博弈分析

通过建立食品企业与监管部门问的动态博弈模型,并结合三鹿事件分析,认为食品企业出于短期利益考虑可能忽视产品质量,并对监管部门行贿;而监管部门出于自身利益,可能放松对企业的监管行为;对食品企业免检会导致企业忽视食品安全;作为社会利益的代表,政府必须承担起相应责任。提出,结合新的食品安全法加强法治的同时,还需要重视营造食品安全的软环境。     

粮食直补：中央、地方政府与农民的博弈分析

文章针对粮农与地方政府对粮食补贴政策表现出的不同程度的漠视现象,应用博弈理论的分析方法,通过分析政府与粮农、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等不同利益主体在博弈过程中的策略选择,得出基层政府的发放成本以及粮农的种植风险补偿是影响粮补政策实施效率的两大制约因素。研究结论对粮食补贴政策的实施以及在保证政策实施效率上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自媒体、监管部门与企业的食品安全演化博弈

以自媒体作为第三方监督力量,建立了自媒体、政府监管部门与食品企业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自媒体曝光食品安全问题的影响力与真实性对相关主体均衡策略的影响,并利用数值仿真进行了模拟。主要结论表明:当自媒体曝光食品安全问题的真实性较弱时,不仅对食品企业无法产生监督威慑作用,而且对政府监管作用发挥的部分替代作用,加剧企业供给质量不安全食品的违规逐利行为;食品企业与自媒体的食品安全行为不仅受到自媒体曝光食品安全问题真实性的直接影响,而且与政府监管部门对食品企业的严格监管程度密切相关;食品企业供给质量安全食品行为与自媒体曝光真实性,对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管行为与自媒体曝光行为具有直接影响。     

基于微分博弈的食品供应链溯源信息共享行为协调机制研究

运用微分博弈的方法,构建追溯食品生产商和追溯食品加工商的博弈模型,研究3种不同决策模式下二者溯源信息共享的最优策略、收益及食品供应链总收益的变化情况,并利用Matlab对模型进行仿真模拟分析。结果表明：集中决策时食品供应链的总收益最大;成本分担契约可以实现追溯食品生产商和食品供应链收益的帕累托改进;溯源食品品牌形象及溯源信息共享成本的影响系数对追溯食品生产商和追溯食品加工商的溯源信息共享行为产生影响。     

“三鹿奶粉事件”背景下的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的博弈分析

"三鹿奶粉事件"再一次给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敲响了警钟.运用博弈论的理论对食品安全的监管过程进行了分析,通过分析均衡结果与非均衡结果的经济含义指出在监管过程中"以罚代法"及"免检制"的不科学性;并从理论上对监管工作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提出建议,主要有:综合各种措施降低监管成本;在监管过程中更加强调监管者的作用,同等地加大对违法厂商与渎职监管者的处罚力度;废除非"免检制"以及建立监管工作的长效机制.     

政府规制与食品安全信息披露

以2008—2010年沪深两市食品、饮料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食品生产者视角,在揭示政府安全规制下我国食品安全信息披露的状况及变化的基础上,通过配对样本差异检验得到的实证结果表明,政府规制的推进显著提高了食品企业食品安全信息披露水平,进一步的多元回归结果显示,公司规模、盈利能力、公司最终控制人性质、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状态、高管的平均年龄和技术背景以及公司所处地区的法治化水平是与政府规制共同影响食品安全信息披露的主要因素。     

我国食品安全政府监管体系研究综述

近年来,有关我国食品安全政府监管体系研究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不少学者对该体系的实施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的建议和对策;但现有的研究在研究角度以及研究内容等方面亦存在诸多不足,有待改进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