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文主义的中国阐释与范式转换——学衡派“跨语际实践”研究之二

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思想与中国儒家传统思想非常契合,这种契合引起了学衡派群体的共鸣。新人文主义思想促使学衡派用世界视阈进一步体认世界文化的统一性与普遍性,也使得学衡派具有了新文化阵营所缺乏的经典意识。学衡派与新文化阵营间的对抗与参差对话,是新人文主义文化观念的中国阐释和范式转换,也是一种“跨语际实践”。他们经由白璧德所架起的与西方古典文化沟通的桥梁,在维护自身文化、文学理念的同时,对西方古典主义的文化资产进行了较为全面性的引进与探索。     

精英定位与"新旧"文化融合理念——论《学衡》语体的文化意义

《学衡》旧式语体的运用蕴含着深刻的文化意义,与学衡派的文化主张有内在一致的逻辑关系。《学衡》杂志语体可读出三重意思——《学衡》杂志的学术精英文化定位、学衡派诸人的学者精英定位、学衡派"新旧"文化融合理念。对《学衡》语体进行文化意义上的解读和剖析,能进一步深入了解学衡派的文化思想,并由此管窥当时文化纷争的复杂局面。     

儒学传统与新人文主义的碰撞与传承——吴宓、曹慕樊学术思想共鸣之契机

“学衡”派思想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一定的反思作用,现在,面对“文学失语症”、“文化霸权”的危机,这些思想更是弥足珍贵。作为“学衡”派灵魂人物的吴宓,其一生遭遇坎坷,学术思想未曾大放异彩,但历经浩劫终究流传至今。吴宓晚年遇到一位极为重要的后辈友人曹慕樊,他们思想方面的共鸣可谓“学衡”精神的一种传承。文章重点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探讨吴宓与曹慕樊在文艺、诗艺上的共通之处。     

学衡派与吴宓研究70年

学衡派是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 ,他们强调世界文化的共通性 ,反对五四新文化一方对传统的全盘否定。在文学方面 ,他们希望对旧的文学形式进行改良而不是彻底的改革。吴宓是学衡派的灵魂人物 ,他的文艺理论代表了学衡派的最高水平     

也论学衡派的“昌明国粹,融化新知”

作为与新文化运动相对的另一向度的学衡派,一直被冠以“文化保守派”之名,随着社会语境的转变,对学衡派“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理论做历史理性主义之外的探讨,客观评价其为在更高视点上融通中西文化建立具有世界性永恒价值的文化体系的努力,挖掘其所坚持的文学批评的艺术标准,阐述其先行的对科学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盛行导致的人文精神的衰落的反思等,无疑是具有现代性理论意义的.     

吴宓与柳诒徵的《学衡》情结

吴宓和柳诒徵都是我国著名学者,他们都是《学衡》杂志及“学衡派”的重要成员,对《学衡》他们都付出了自己不同的努力和牺牲。吴宓与柳诒徵1921-1933年间围绕《学衡》而产生的恩怨情结及二人产生此种情结的种种因缘,学界少有论及。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和坚执,对新文化运动的激烈反传统的不满,使他们在反对新文化的潮流中求同存异,缘此而成学谊。     

论学衡派对新文化运动的批评

学衡派反对废除文言, 但不排斥白话; 反对文学革命, 但不反对改良文学; 反对新文化派所输入的西方文化, 但并不反对吸收外来文化; 反对废除礼教, 但并不反对改良风俗。学衡派与新文化派之间的思想论争, 本质上不是进步与反动、激进与保守之争, 而是一种文化观念之争, 也即是一种“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争。这种论争反映出不同派别对中国文化现代化出路的不同选择     

在学衡派对新诗的批判中探讨其自身得失

学衡派是一个以文化批评著称的社团.学衡派对胡适及其所提倡的新诗不无中肯的批评,新诗也的确在学衡派的批评、制约中对激进的理论与实践有所纠正,但是学衡派保守的文化立场,使得其在理论与创作实践上并无实质性建树.通过学衡诸子对新诗及新文化运动的批判,我们可以看到其自身文艺理论的得与失.     

“新人文主义”与东南学风——以“学衡派”与“新文化派”思想论争为中心

五四时期的学派之争，更多地表现为文化观念的冲突。聚集于东南大学、以反五四新文化运动姿态出现的“学衡派”，持中西会通的文化理念、举新人文主义之大旗，与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新文化派”展开了激烈的思想论争。这种以南北两所著名大学为阵地的不同思想间的论争，有利于中国文化与学术的健康发展及南北学风的互补。“学衡派”的新人文主义文化观及其教育实践活动对东南大学学风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胡先骕与哈罗德·阿克顿译《东坡诗九首》

20世纪初,学衡派与新文化派观点对立,以《学衡》与《新青年》为平台展开激烈论战.1939年,学衡派主将胡先骕与英国汉学家哈罗德·阿克顿在《天下月刊》合译《东坡诗九首》,以精湛的译笔向世界呈现了中国文学经典之作.阿克顿欣赏中国古典文学之美,并立志与胡先骕等中国学人向西方翻译中国文学经典,他对比古诗与新诗的创作成就,反对新文学在创作中尽弃文学传统.而陷于"南北之争""二胡之战"的胡先骕,则认为新文学脱胎于古典文学,他以《学衡》《天下月刊》为阵地发声,力证新文学对古典文学应取传承借鉴的态度.胡先骕与阿克顿对苏轼诗的合译,以古韵为鉴、古今并举,旨在提出新文学与传统文学互鉴共存的发展观.     

学衡派五四观的哲学审视--兼论学衡派现代性诉求的独特禀性

因受五四新思潮激进反传统的刺激,吴宓等留美生于1922年春出版<学衡>杂志,发表了大量的反思、批判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言论,充分展示了对现代性追求的独特禀性,形成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重镇学衡派.学衡派既反对激进反传统的情绪化态度,又不赞成以西方晚近某家某派标举西方文化的文化观,而是主张新旧相对论,认为古今中西文化当明其源流,融会贯通,以建设真正的新文化.学衡派现代性源自传统的观点与新文化运动现代化即西化的立场构成对立互补的关系,代表着另一种文化启蒙,当给予正确的评价.     

诗辨传统与学衡派新诗概念的形成

学衡派的新诗概念某种程度上是在中国诗辨传统基础上形成的：通过诗文之辨,确立诗的文字之于诗歌的必要性;通过音节辨析,确认韵律节奏之于诗歌的重要性;通过中外和古今之辨,确立诗歌的汉语特性和旧格律的价值。学衡派还主张在坚持诗体之“常”的前提下,寻求诗歌表现内容的“变”。这种文体改良观一方面体现了对文学传统和文学规律的充分尊重,但另一方面也显得墨守成规,缺乏开拓精神。     

学衡派、梁实秋推介新人文主义策略之比较

新人文主义在产生背景、倡导主张等方面与五四新文化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在中国推介新人文主义难度很大.以吴宓、梅光迪、胡先骕等人为代表的学衡派和梁实秋,在推介新人文主义时因采取不同的策略,推介结果也有很大不同.学衡派基于"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目的采取了直接推介的方式,加剧了学衡派与新文化知识分子们的对立,导致白璧德及新人文主义在中国的形象被"妖魔化".梁实秋吸取了学衡派推介失败的教训,巧妙地采取了间接推介的策略,虽然未能使新人文主义在中国引起广泛影响,但取得了比学衡派更好的推介效果.     

批评的错位——兼论学衡派的文化重构理想

学衡派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评是一场"迟到的批评",学衡派的批判矛头主要指向胡适,然而论战中胡适始终缺乏积极回应,而学衡派面对五四新文化派的反击也同样不予正面应对,于是造成批评时共同"在场"却又批评对象"缺席"的错位现象。学衡派有自己的文化重构理想,他们主张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而加以熔铸贯通的文化整合观念。     

学衡派的文学批评

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派在新文学建设上具有一致性,但也存在分歧。这主要表现在学衡派对五四新文学批评的五个方面：即文学名分上的新旧之
分,关于“文学进化论”问题,文学的贵族和平民之争,文学创造的方法问题,文学革命与文学专制等。尽管其批评具有一些不足和缺陷,但学衡派针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过分反传统而带来的缺陷性的攻击也具有学理上的积极因素。     

貌似公允中的西方眼光:学衡派与中国现代文论建设

学衡派的实质是一种来自西方白壁德新人文主义的眼光 ,在西方眼光与学术话语上与新文化运动主流并无二致 ,构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支流 ;但在具体操作方法上 ,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主流有着歧异与不同 :在引入西方文化上 ,反对失于一偏。在对待中国固有文化上 ,反对对传统一概涤荡的激进言语。他们在主观上试图超越两极对立的思想来探索中国新文化与新文学的出处。但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 ,其实质仍是一种西方眼光     

“时间的政治”与学衡派文学发展观的历史命运

与新文学派解释文学史的线性模式不同,学衡派对文学现象和文学发展规律的阐释是基于循环时间概念的。尽管其对线性进化文学史观进行了不少修正,丰富了文学发展理论的内涵,对中国文学也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改革思路,但由于他们解释文学发展的理论基础产生于古典时期,时间观念的古典性质也就决定了其文化身份的“保守”属性。学衡派的文学发展观在现代中国的历史命运是“时间的政治”宰制文学史和文学家历史地位的一个典型案例。反思这一现象、探讨这一现象产生的根源,对于总结中国文化与文学现代性经验及教训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     

重评学衡派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评

学衡派之所以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保守主义的文化派别,主要是因为其重要思想特征就是批评五四新文化运动,从而被认为是反对新文化。其实,学衡派与新文化派的分歧,不在于要不要新文化,而在于如何建设新文化;不在于革新还是守旧,而在于如何革新;不在于拒绝还是引进西方文化,而在于应在什么原则下进行。从学理的层面分析,二者的理论各有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