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现代性”与“反现代性”

沈从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明确其思想与创作的“现代性”或“反现代性”却是沈从文研究的一大难题。从时间的角度以及沈从文的风景描写与“风景中的人”三个方面来看，沈从文具有“现代性”与“反现代性”并行的独特魅力。“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矛盾两极在沈从文的作品中形成了极强的艺术与思想张力，这种张力来自于艺术领域的不二法则——真实，也造就了沈从文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和耀眼。童庆炳先生倡导的“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可以作为解决这一难题的一个切实的起点。     

“五四”的不同想象与思想分野--1948年“五四”文艺节中的茅盾和沈从文

1948年5月,茅盾和沈从文同时写文章表达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价。仔细阅读中,我们发现：茅盾和沈从文这种评价是他们不同的“五四”想象。茅盾侧重文艺工作者的任务和五四的政治意义,显示出“毛文体”“毛话语”对茅盾的潜在影响;沈从文侧重五四精神与文运的重建、五四学人与新北大人的思想探索,显示出作为思想者的沈从文的独特思考。两种不同的“五四”想象,导致他们的思想分野。1948年,是他们这种“五四”想象的最后展现。     

沈从文1940年代作品中的“神”

“神”在沈从文的文本中具有多种内涵,然而作为其思想核心范畴的“神”指的是宇宙本体和生命的终极状态。它不可分析、不可言说,是沈从文在对“美”的迷狂中借助一种特殊的认识方式获得的天人相契的启示——“无言的教训”。沈从文思想中的“神”既是对于湘西神秘文化的继承和提升,也是以湘西神巫文化铸造民族品德的具体实践。     

非抽象的“抽象”:论沈从文思想的另度“神秘”空间

在沈从文的作品中,“抽象”是一个具有特殊意味的概念,它特指那种意识与潜意识交融的迷狂、沉迷体验.沈从文很多思想命题,如“神在生命中”、“生命最完整形式”,都是在“抽象”中形成的.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学术界并没有充分注意到“抽象”一词的特殊意蕴,更没有注意到“抽象”与其生命之思的联系.重新审视“抽象”的内涵对于揭开沈从文思想之谜具有重要的意义.     

沈从文小说“乡野世界”和“城市世界”的对立与消解

沈从文小说“乡野世界”和“城市世界”的对立与消解熊峰阅读沈从文的小说，不能不注意这位大师所构筑的完全相反的两个世界．也就是人们常提及的“乡野世界”和“城市世界”。这两个世界在沈从文的小说中呈鲜明的对立与分野，前者明丽活泼富有生气．后者却阴暗沉闷了无活...     

略论沈从文笔下的“乡下人”内涵

考察《从文自传》之中的“身份预设”,不难发现，“乡下人”,便是沈从文对自己所作的“身份预设”。沈从文笔下的“乡下人”内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概言之，倘若说20世纪30年代《从文自传》之中的“乡下人”内涵主要是从创作层面出发，针对“城里人”而言的。那么，20世纪40年代沈从文笔下的“乡下人”内涵，则更多是为了凸显自身精神的独特性与思想的边缘性。实际上，这种凸显，恰是这一时期，沈从文对自身思想源头进行了清醒审视之后的直接结果。     

认知变动中的“湘西”文学想象——论沈从文的返乡与《萧萧》的改写

《萧萧》是沈从文“湘西”书写的重要作品,其1930年初刊本、1936年再刊本、1957年选集本构成了一个纵向的文本脉络。《萧萧》的两次改写与沈从文的返乡经历存在着时间和逻辑上的关联。三次返乡经历是促成沈从文“湘西”形象建构流变的重要原因之一。沈从文“湘西”的文学想象,也随着他对“乡土地方”和“现代中国”的关系的认知变动而发生变化。《萧萧》的改写和版本变迁,很好地呈现和解释这种变化。     

田园牧歌∶沈从文小说的“文体”

田园牧歌∶沈从文小说的﹃文体﹄●李德尧１在现代中国小说家中，能称之为有“文体”的不多，而最能称之为有“文体”的是鲁迅、沈从文。沈从文在３０年代初被人称为“文体家”。从事小说创作而被誉为有“文体”的“文体家”，当然不是说只有他的小说才具备小说的完美形态...     

沈从文笔下 “水 ”意象的象征意蕴探微

从原型批评的角度看,沈从文笔下的“水”意象具有深刻的女性象征意蕴、生命象征意蕴与道家智慧象征意蕴。沈从文借助“水”意象传达了湘西人的生命之“美”与生命之“忧”,接通了道家智慧,其深厚意蕴值得永远思索、回味。     

沈从文与“五四”新文化精神

作为镜像的“五四”新文化对沈从文的理想生命形态与人格养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沈从文的新文化观是一种动态发展观,其依据则是从“五四”时期科学理性精神与现代病理意识所衍生出来的“健康”意识。“健康的文学”观念是对“五四”时期“人的文学”观念的继承与发挥。从“健康”出发,他提出了“工具重造”与“国家重造”的观念。他始终把改造国民性、重造民族国家的重任系于文学一端,这既彰显了其纯粹不凡之处,又体现了其思想的局限性。沈从文及其创作是“五四”新文化的产儿,它们本身又构成了新文化“历史建构”的重要一环。     

生态思想视域下的“乡土抒情诗”——沈从文新论

沈从文以其描绘的人与大地和谐的湘西世界和塑造的具有自然人性的湘西农民形象,抒写了一首传唱不衰的“乡土抒情诗”。沈从文以乡下人和现代文明的双重视野展现了神性大地之美和地之子生命的蒙昧。在强烈的毁灭性悲剧感中,沈从文的“乡土抒情诗”显现了源生于中国大地的神性之美:和谐的乡村世界与善良的地之子。因此,沈从文的“乡土抒情诗”体现一种深刻、自觉的生态意识,建构了一种中国维度、生态思想的新文学。     

沈从文的“浮沉”与现代文学的研究

(一) “浮沉半世纪,生存近偶然。”沈从文对他的一生颇为感慨系之。然而作为小说家的沈从文的这种“浮沉”,却是很值得研究的。半个多世纪前,还是一个二十岁小伙子的沈从文,脱离了湘西旧军队,风尘仆仆来到北京城,用在故乡“读那本用人事写成的大书”所积累的生活经验,在饥寒交迫的窘境     

石韫玉而山晖——谈沈从文的“乡下人”观念

<正> 文学作品大抵是作者借别人以叙自己,或以自己推测别人的东西.这就是白居易说的“所以读君诗,亦知君为人”的道理.读沈从文的作品,可以窥见沈从文的为人.如能正确认识沈从文的为人,就能更好地科学地理解评论沈从文的作品.知人论文,首先要知人,才能把文论好.沈从文能走进神圣文学殿堂,建构起一座文学上独具民族特色、地方特色的“希腊小庙”,正象他自己所说的:“一半是正当生命成熟时,和当时新的报刊反映的新思潮接触     

生命观念的分解、投射与对话——论沈从文小说人物的“分身术”

分身术是沈从文小说创作日趋成熟之后经常使用的一种人物创作方法,在弗洛伊德白日梦创作理论和人格结构理论的启发下,沈从文运用“主观分裂技巧”,将自身的不同侧面投射到小说当中化为一众分身人物。就类型而言,一是探讨追求爱情的不同路径的“爱情分身”,二是体现其在城与乡之间摇摆游移的自我定位的“文化分身”,三是象征着记录与“凝固”生命的不同方式的“艺术分身”。这些分身反映了沈从文思想的矛盾、分裂,也体现了他对于主体分裂性和复杂性的深刻认知。通过分身人物的言说与对话,沈从文不仅实现了思想观念的梳理、超越与精神的自我疗愈,也通过对文本“对话性”的凸显使小说体现出了明显的复调性。     

生气灌注的“湘西世界”

尽管沈从文晚年致力于中国古代文物方面的研究,并且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却很少有人把他当作一个考古学者来看。这位曾被认为“从一条中间道路上”跨越了几乎整个新文学史的“多产作家”和“文体大师”,不仅给我们留下了七十余本小说、散文集,并且在早年屡遭寂寞和不公允评价之时,始终执拗地以他多彩的思想和作品占居中国现代文坛一席。人们顿然发现对他的漠视和冷落乃是一个不小的疏忽。于是很快,海内外出现了“沈从文热”。为     

论沈从文的“五四”观

作为五四后期作家，沈从文与五四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主张恢复新文学传统，弘扬“热情”、“天真，，的五四精神，重构现代文学新的生态环境。在这一过程中，沈从文与五四人的交往构成了他五四观形成的重要中介,而作为编辑与读者的相互制约和创作与评论中的反思则促进了他五四观的形成与发展。     

从“黄昏”意象看《边城》的悲剧情怀和隐忧意识

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结合沈从文的创作心理和小说产生的环境,对其代表作品《边城》中的“黄昏”意象进行解读.文章主要由语词、意象、主题三个层面来展开.通过总结“黄昏”意象出现的次数,在对“黄昏”各个意象进行分析之后,提出《边城》表现了人神（主要指傩神）之间隔阂的悲剧,传达沈从文对本民族（苗族）在汉族文化冲击下可能被湮灭的担忧的同时,还表现出沈从文的现代性反思.     

“大师的批评”之另一面——论沈从文文学批评的局限性

30、40年代的沈从文,是京派小说的“大师”级人物。沈从文在小说创作的同时也写下大量的批评文字。作为“大师的批评”,沈从文的批评文字的确有独到之处,但其局限是非常明显的:个人艺术趣味对其文学批评的制约;对左翼文学现象作简单化排斥、抵制所反映出的批评家学术立场的缺失;对理论的轻视与排斥所表现出的轻理智主义倾向。     

“羊皮纸叠写”视角下的拜厄特与沈从文

羊皮纸叠写作为一种历史隐喻,为文学翻译和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延展性的“求异”阐释路径。通过对拜厄特《晒干的女巫》与沈从文的湘西书写进行叠写性解读,可以阐释《晒干的女巫》与沈从文湘西文本之间的叠层关系及两位作家叙述意图的不同：沈从文更注重袪魅,以凸显湘西的民族特性;拜厄特更关注对当代西方社会精神匮乏内在根源的认识,通过拼贴、创造性改写、语图叙事等叠写技巧,肯定一种利奥塔式的“瞬间”崇高美学,以“不可呈现的呈现”复魅生命的崇高。     

论沈从文传记叙事的“趣味化”问题

以沈从文为代表的“趣味化传记叙事”,是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叙事的共同特征及审美趋向。我们甚至可以说,被丁玲反感、否定的沈从文式的“趣味化传记叙事”,正是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现代性”属性中最为明显的特色之一。因为“趣味化传记叙事”的平视角叙事方法,既不把传主当作神（仰视）也不把自己视为帝王（俯视）,这样就解决了传记作家与传主之间存在的叙事矛盾,更有利于展示传主那有血有肉的复杂人生。传记诗学理应在理论上为沈从文式的“趣味化传记叙事”正名,以促进当代中国传记文学创作的繁荣与理论研究的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