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邦中的自然与礼法——《安提戈涅》政治哲学视角的解读

自然与礼法的关系是政治哲学的重要主题。古希腊悲剧是描述城邦中自然与礼法冲突的典范。本文试图以《安提戈涅》为例,在黑格尔与海德格尔实践哲学解读的基础上,从城邦立法与政治智慧的角度,重新审视如何处理城邦中自然与礼法的冲突。     

法·正义·命运

本文对古希腊悲剧《安提戈涅》与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水浒传》的法哲学思想进行解读。对二者所体现的"法,正义,命运"的比较,是本文的主线。《安提戈涅》中自然与城邦的张力,反映了西方社会法律与道德的分野;《水浒》中侠与法的冲突与一致,说明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律伦理化。二者对正义的迥然诠释体现了中西传统法律价值观念的差异。     

谁之悲剧——《安提戈涅》的非自然法解读

国内法学界对《安提戈涅》的解读大多将之作为自然法思想发端的例证,而忽略了剧本作者索福克勒斯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在创作时的指向与关怀。实质上,女主人公安提戈涅所言高于国王的法并非是自然法,而是神的意志,与自然正义的观念有很大的分别。更重要的是,该剧蕴含着深刻的对人类理性局限和自律可能的反思,反映出人类普遍的悲剧。     

葬礼与政治——论《安提戈涅》的政治哲学视野

《安提戈涅》堪称戏剧哲学,它通过新国王克瑞翁颁布禁葬令、把葬礼置于政治的监管之下所引起的广泛冲突考察了政治这个属人的事物,从而以一个全新的视角对古代希腊时期的政治哲学进行了考察。     

马克思对亚里士多德伦理正义思想的重构

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的主题是个人和城邦共同体的善,个人与城邦共同体的和谐完善状态具有“伦理正义”的理论旨趣。与古希腊哲学崇尚至善的伦理正义不同,“市民社会正义”注重守护个体权利,从而丧失了共同体的崇高性目标。为了扭转市民社会的私利性,黑格尔诉诸伦理国家解决个体利益与公共善的矛盾,但他只是阐发了国家的形式主义。经由对黑格尔哲学的反思,马克思通过市民社会批判重构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正义,将伦理正义的实践主体由精英群体扩展为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通过社会革命颠覆雇佣劳动实现自由劳动,最终在自由人联合体的伦理共同体中实现伦理正义。马克思的正义观超越了狭隘的分配正义和法权正义,是建立在个体和共同体善的基础上的具有终极关怀的伦理正义。     

伊斯墨涅的面纱之后

索福克勒斯忒拜剧中的伊斯墨涅往往被看作是自私、怯懦和卑微的女性。这种观审只是停留于伊斯墨涅的面纱。实际上,由于家族的伦理罪孽,伊斯墨涅对于政治伦理的自然秩序、家族“共同的爱”和正义都持有一种饶有意味的立场。     

浮士德博士的悲剧研究

马洛创作的浮士德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悲剧英雄。对其悲剧的理解应当置于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语境之中。浮士德的悲剧在于其追求理想和世俗生活中的罪恶性与这一时期的秩序观,基督教新教信仰和人文主义世俗理想的冲突以及其自身理性和欲望的对立冲突。     

伦理共同体与政治共同体——重读康德的《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

为了从共同体的秩序上把"伦理的"与"律法的"区分开来,康德首先区分了伦理的自然状态与律法的自然状态;然后又认为只有自由才是人性的本质规定性.在此基础上,康德认为所谓的"伦理共同体",其实超出了我们人类的理解,我们只能将其作为一种信仰存留在自己心中;而对"政治共同体"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如果不以一个更高的道德存在者为前提,而是仅仅因为单个人自身的不足才必须走到一起来,那么我们就不知道这样一种律法共同体作为一个整体的合法的外在强制(哪怕说成是为了促进共同的善的"道德法则")是否能够为我们的理性所支配;不知道,但却必须服从,否则就会退回到律法的自然状态中去.这就是康德所想告诉我们的道理.     

论悲剧名作所表现的崇高性

悲剧历来被推重为崇高的艺术。不论是唯心主义的艺术家和美学家,还是唯物主义的艺术家和美学家,对这一点的认识都是一致的。席勒说:“悲剧艺术是更多以道德为基础的”,“重视包含在悲剧感动之中的崇高快乐,尤其是艺术的目的。”①他认为道德上的崇高应当成为艺术尤其是悲剧艺术的中心。黑格尔说:“艺术之所以异于宗教与哲学,在于艺术用感性形式表现最崇高的东西。”②他认为悲剧是崇高的“最深刻的形式”,其原因就在于:在悲剧冲突中,“永恒的正义利用悲剧的人物及其目的来显示出他们的个别特殊性(片面性)破坏了伦理的实体和统一的平衡状态;随着这种个别特殊性的毁灭,永恒正义就把伦理的实体和统一恢复过来了。”③也就是说,悲剧通过双方的“和解”表现的是“永恒的正义”即崇高。     

亚里士多德的公共生活世界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之作为人的生活世界的善的美德具有各种层面,它们共同存在于政治正义善的关系之中.政治正义善不仅给出了个别善之成立的宏观框架,而且本身就是在与个别善的互动中表明了自己的整合性善的崇高境界的.尽管作为思想善的"沉思"超拔于其他善,但它仍须通过美德和正义才能导出.符合正义的城邦政治先在地为个人冲突提供了调适秩序,它也是个别美德的完美再现.     

论作为秩序的政治文明

作为秩序的政治文明,其核心诉求就是通过政治来获得秩序,通过建立国家与政府的统一性的政治权力,来为人类的社会生活提供最广泛、最基本的秩序。建立秩序的政治是人类营造其文明社会生活的最重要的前提和最普遍的基石。因而,没有政治就没有秩序,没有政治提供秩序的民族,即是一个混乱、贫穷和受人欺凌的“无政治”的民族。成为一个政治民族是各民族国家首要的政治文明追求。同时,作为秩序的政治文明,其追求秩序的方式需要发展由单一政治中心向民主建构秩序的方式过渡,和由民主建构秩序到自由建构秩序过渡,并最终达到秩序与自由的平衡。     

论幽默的政治影响力

幽默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体现民族意识和世界观。幽默现象存在于社会各层面．可以反映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和态度。在政治文化中幽默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本文阐述政治领域中幽默的主要作用。     

政治象征:作为意义和价值阐释的功能分析

作为意义和价值表述的政治象征具有提供社会记忆、寻求政治认同整合意识形态和实施政治社会化四种文化功能,中心目标在于对政治权力的合法性论证和辩护。政治象征须在不断的重复运用中达成其文化功能。它们既是政治过程的一种持久动力因素,也是观察不同社会政治特性的重要文化因子。     

晋升锦标赛的历史作用与现实局限

文章探讨了晋升锦标赛的历史作用与现实局限，指出其历史作用为在法治建设是一个渐进过程下，晋升锦标赛能够有助于地方政府的市场化改革和硬化原来的预算约束。而现实局限为在地方政府仍控制大量经济资源下会产生新的软预算约束，以及忽视本土企业的发展，从而对长期推动经济增长造成威胁。结论是应该重视和建立本土企业与地区民众的呼声机制，以有效控制地方政府行为偏差，并最终淡化晋升锦标赛的作用。     

“双肩挑”辅导员的特色及其发展

新时期高等学校的“双肩挑”辅导员制度是一项有中国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形式的成功实践。“双肩挑”辅导员制度的特色是向高学历和能力发展，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业务工作有机结合，并在工作中使用与培养人才，新形势下“双肩挑”辅导员面对激烈竞争与过大的工作压力，经验不足、能力受限和过多的事务性工作以及职业化问题困扰。建议积极为他们做好辅导员工作创造必要的发展条件，加强对“双肩挑”辅导员的科学培养，努力实现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良性循环。     

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政治观

社会主义政治的人民性的特征决定了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政治观。国家权力要以人民为本,政治生活要服务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将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转化为现实的政治行动。     

选举政治中的媒介接触、政治效能感与政治参与——“美国总统大选”实证研究

以“美国国家选举研究中心”发布的总统选举调查数据为样本,分析美国选举政治中政治参与的方式和程度,以及媒介接触、政治效能感与政治参与三者间的联系,探究现代社会中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在政治生活中的不同影响及历时变化。研究发现,特定政治事件的传统媒体接触与内部政治效能感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此同时,网络媒体接触对于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在纵向上有所变化。总体而言,在一定程度上,媒介接触、政治效能感与政治参与三者之间呈现显著正相关系。     

作为政治的法治: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政治解释

从法律与政治之间的有机联系来看,司法与法治并不外在于政治,司法与法治都是政治系统中的组成部分。法治展示了政治的一个维度。法治是政治关系、政治秩序、政治框架的规则化、定型化的表达方式。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描绘了法治的政治品性,应当从政治科学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解释。     

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的思考

思想政治课是高等学校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鉴于思想政治教育与生活之间的密切关系,在分析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的必要性的基础上,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是教育与生活的关系要求的,是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的规律所决定的。构想了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模式：贴近学生的实际,选取生活教育内容;创新教育方式,在生活中进行教育;强化实践环节,回归真实生活。     

论作为政治哲学的先秦儒学

先秦儒学的本质是一种政治的道德哲学,其创发是源于对政治之“道”的高度自觉,政治秩序的重建乃是基本的思想主题,而“正名”则是君子“为政”的根本。作为政治哲学,先秦儒学展示给人们的思想景观是精神与欲望的冲突,是人性之高贵与卑俗的对抗,“教化”因此而成为政治的重要使命。先秦儒学建构的是一个与现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根本不同的思想世界,它能够为我们反思“现代性”问题提供有益的价值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