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大开发五年来的历史回顾与前瞻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五年来,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取得了重大进展,经济总量得到了增加,基础设施建设初具规模,工业化进程显著加快,生态环境得到了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总结西部大开发的经验,在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中要采取以下措施:立足西部大开发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进一步提升西部大开发的地位;进一步解决西部大开发中面临的重大问题,促进西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坚持利益诱导原则,建立健全资源共享机制;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出台重大特殊政策;加强观念转变和制度创新,重视西部大开发软环境的培育。     

大流感爆发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预测

当前,人类面临新一次大流感的威胁正在不断升级,分析与评估其可能带来的经济影响是制定应对大流感战略的重要基础。根据历史经验将大流感的爆发区分为温和与严重两种情况,在一系列假定的基础上对其经济影响进行估算。如果大流感爆发,不管是两种情况的哪一种,后果都是严重的,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程度大体相当于2003年SARS(非典)情况的1—6倍。在温和情形下,大概会造成当年GDP下降0.9%,略大于2003年SARS给中国带来的影响,相当于2007年中国GDP减少2.1千亿元。在严重情形下,将可能降低中国当年GDP约5.1%,相当于2003年SARS的情况的6倍,相当于2007年GDP减少1.2万亿元。应充分认识到大流感的危害性,尽快完善应对大流感的国家战略;制定明确的财政支持计划,估计全国需要专项准备经费120亿元人民币以上;在危机应对预案中要有明确的经济工作预案。     

从个体想象到集体记忆———文学表征中的“记忆的微光”与１９１８ 年大流感

1918年大流感是被集体"遗忘"却始终被个体"记忆"的疫伤,处在记忆的"微光"状态.《灰色马,灰色的骑手》等三部中短篇小说在自传体式的文学书写中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个体在大流感中的痛苦的创伤体验,并借助典型的创伤叙事将大流感表征为人为的而非纯粹自然的现代性文化创伤.类似瘟疫的频繁暴发让这些蛰伏在文学想象中的个体记忆作为大流感最重要的创伤见证,成为社会集体回忆的来源和支撑,促成了大流感从个体想象向集体记忆的转变.这一转变启示我们以集体之名记忆瘟疫,要采取自下而上而非自上而下的方式,要有宏大叙事,更要有有血有肉的个体书写,从个体记忆到集体记忆的转化才是对瘟疫习惯性遗忘的救赎之道,才能真正实现记忆过去以照亮未来的理想.     

大历史视角下的新中国70年

新中国70年的历史发展,可以从三个大历史的角度加以审视:一是从后发现代化国家建国70年的角度考察新中国70年的成就。与日本、德国以及亚非拉美一些后发现代化国家建国70年的现代化发展情况相比较,新中国70年发展速度居于领先地位。二是从中国历史上重要王朝建立70年的角度考察新中国70年的发展。新中国70年时的发展状况与中国古代汉、唐、宋、明、清诸朝代建立70年前后的发展状况相比较,这些王朝在建立70年时基本达到了王朝发展的快速上升期,就这一点来看,新中国70年的发展状况与这些历史上的王朝具有相似性。必须提醒的是,在比较新中国70年与中国历史上王朝70年的历史发展时要防止循环史观的研究方法、防止静态的研究方法、防止离开历史时间和历史空间研究的弊端。三是从国际共运历史发展的角度审视新中国70年的社会主义实践。新中国70年的发展是社会主义道路在落后国家成功发展的典型,它丰富了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使得社会主义制度大放异彩,提升了人们对社会主义活力的认识。     

大历史与大传统：两种人类学的理念与实践

历史人类学与文学人类学近年来分别倡导的"大历史"与"大传统"理念,均将目光投向人类文明的早期,纵深考察人类文明的发生学与动力学因素,其中所呈现的综合性与跨学科趋势超越了传统史学与文学研究相对狭小的疆域。由于学科发展与学术旨趣的不同,二者的具体诉求与相关实践也体现出一定的差异。前者姿态更为激进,其理论谱系除历史学、人类学还涉及宇宙学、生命科学、生态学等众多领域;后者因崛起较晚相关理论仍在探索中,因而对"大传统"的讨论尚限于考古学范围。尽管如此,后者对于大、小传统概念的革新与改造,显示出理论接受过程中的本土反思与知识创新。     

“甲型H1N1”流感防控中的公共卫生伦理难题

今年3月全球暴发“甲型H1N1”流感疫情,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甲型H1N1”流感的应对工作。在“甲型H1N1”流感防控中,在公共卫生伦理原则之间出现了相互冲突的伦理难题。只有遵循公共卫生伦理学中的四大基本原则：效用性原则、尊重原则、共济原则、相称性原则,才能够解决目前出现的难题。解决这些难题对于公共卫生机构和工作人员在应对的行动上有着重大的意义。     

1918年大流感在华传播路径、范围和程度新探

中国是1918年大流感的主要受灾国，但史学界对中国疫情的研究非常薄弱。既有关于中国疫情的研究，所依据资料均较单一，不能反映疫情全貌，且存在明显误判。故需要结合当时中外报道、医官报告、海关史料、日记、地方志等材料，重建疫情在华传播图景。整体上，中国经历春秋季两波流感疫情，其传播路径主要依赖铁路、航道和驿道系统，京津、沪汉等重要城市是疫情向全国扩散的中心，而其他交通沿线的主要城市则是疫情在本区域内的扩散中心。其中，第一波疫情自北向南扩散，通过南满、京奉、京汉和沪宁等铁路线迅速传播，将疫区由点串成线，同时借由内河航道和驿道将疫区由线而织成网。幸运的是，第一波疫情并未波及重庆以西地区，且程度较轻，死亡率较低，惟因症状"新""奇"而备受舆论关注。相较之下，第二波疫情则自南向北传播，疫情范围远超第一波，甚至深入云南、甘肃和新疆等内陆省份；同时，第二波疫情的疫势亦明显较第一波严重，各省均有大量死亡病例报道，且呈现乡村疫势远甚于城市的特点，两者粗死亡率相差近十倍之巨。整体上，第二波疫情导致全国死亡人数的保守估算至少在360万至450万之间。值得注意的是，考察1918年两波流感疫情在华传播亦需考虑到各种国内外因素的实际影响。事实上，此类变动的因素极大地加剧了疫情在华传播的复杂性。在国际因素上，俄国革命与黑龙江、新疆等省份的疫情传播关系密切，日本远征军的军事调动则是东三省疫情传播的关键因素，而中越、中缅间的跨国贸易网络则是云南疫情的主要源头；在国内因素上，南北交战和山东匪患加剧了政局不稳和社会动荡，并大大提升了湖南、湖北、陕西和山东等省的人口流动频率，从而增加了疫情传播的速度和范围。文章深入挖掘和全面梳理了1918年中国流感疫情的各类中外史料，详细地考辨了两波流感疫情在华传播的具体路径和范围，重估疫情严重程度，并着重考察各种变动的国内外因素对疫情在华传播的复杂影响，进而勾勒出一幅较为完整的1918年流感疫情在华传播图景。通过文章的梳理和考辨，希望能为1918年大流感的全球性比较和中国国内的区域性研究提供扎实可靠的基础。     

基于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疫情防控平台建设方案

针对疫情防控的迫切需要,依托团队在数据采集、数据预处理、数据融合、数据存储、数据管理、数据计算、数据分析以及可视化技术方面的研究成果,可以建设基于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的疫情防控平台,平台能够为各级政府机构提供及时准确的疫情动态信息及疫情防控决策支持,为落实"突出重点、统筹兼顾,分类指导、分区施策"的重大方针提供技术支撑。     

我国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改革20年回顾与评析

长期以来,我国普通高中的历史课程是典型的分科课程,由固定单一的以升学为目的的历史必修课程组成;历史课程的教材结构也不尽合理。改革开放２０ 年来,我国普通高中历史课程设置呈多元化趋势;历史课程的教材内容呈螺旋式排列,编写了合科教材;进行了历史综合课程的研究与实验;历史课程纳入高考和会考考试科目;历史课程实行三级管理。所有这些改革体现了历史课程设置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特点,对２１ 世纪普通高中历史课程建设也大有裨益     

浅议大企业与世界历史的整体发展

在推动人类历史由分散向整体发展的轨迹中,有许多要素在起作用,大企业就是其中之一。大企业形成于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的阶段。生产集中过程的加速,经济危机的频频发生,促使了其形成。而科技革命,两次世界大战及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则使其形成后的发展进一步加快,以致使得大企业成为各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中一种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大企业形成和发展后,在促进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方面,在使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这一客观过程中,起了正向和负向的作用     

中国人口控制政策的历史变化与改革趋势

在解放后至今的半个多世纪中,我国不同历史阶段的人口控制政策不同。从控制人口数量增长这个纬度而言,1966~1976这十年成果显著;1977年以后的激进指标增加了完成国家计划的难度,故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政策的波动;1988年以来政策多元而稳定,终于迎来了低生育水平的局面。从现阶段看,不能简单地将中国“计划生育”理解为“一对夫妇一个孩”;从长时段上看,中国在降低人口增长率方面为世界总结的最重要的经验是“晚、稀、少”。面对生育率的持续降低,应考虑选择恰当时机改革现行政策。     

室内环境污染及其防治

室内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在世界范围内已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并形成学术界新的研究热点。文章介绍了室内空气污染物、污染源及对人体的危害等,并结合实际提出了控制室内空气污染的一些防治措施。     

1949—1957年中国邮政网路的发展及其影响的历史考察

邮政网路是改进通信质量、提高社会经济效益的根本保证。新中国成立至"一五计划"末,随着邮政网路的恢复和发展,邮政局所、邮路和邮运工具得以持续扩建,从而对函件、包件、汇兑及报刊发行等邮政主要业务产生深远影响,进而在国民经济恢复和建设时期发挥了重大作用。     

公共管理发展回顾

原始时代 ,公共管理还没有成为原始人自觉的有意识的行为 ,公共管理作为一种职业还没有分化出来 ;奴隶时代 ,东西方的文明古国都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公共管理思想 ,但还未形成系统 ;封建时代的公共管理思想东西方各具特点 :中国重人才和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有较强的民本思想。西方重民主制 ,有较强的民主意识。在资本主义时代 ,公共管理突出了政府行政管理 ,公共行政学得到发展。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管理学是在公共行政学基础上扩展、延伸形成的一门新的边缘性分支学科。世界范围内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方兴未艾     

对女性暴力行为的研究及社会预防控制

当今世界 ,家庭暴力已成为全球性关注的社会问题。本文采用访谈、座谈、文献资料检索等方法 ,从社会问题研究的视角 ,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透视对妇女暴力行为所诱发的女性暴力犯罪问题 ,并提出建立良好社会保护环境 ,预防家庭暴力 ,控制女性犯罪的思路。     

澳门保皇总会史事钩沉

本文对庚子勤王运动期间,康有为在澳门建立的保皇总会及其设立的时间、人员构成、主要活动、以及停撤的原因等,作了初步的考证,以求揭示这段历史的本来面目。     

中国共产党卫生防疫历程的历史考察

我国卫生防疫体系的创立与发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卫生防疫历经革命根据地的起步、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改革开放后的创新提高,逐步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卫生防疫体系与人民的生命健康直接相关,为实现健康中国的目标,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卫生防疫体系的发展。解读我国卫生防疫的发展历程,有益于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提高国家应对重大风险与挑战的能力。文章从卫生防疫体系的发展历程入手,梳理自新民主主义以来卫生防疫体系的发展、总结各个时期的发展经验,为新时代我国卫生防疫体系的创新发展提供借鉴。     

控制自然与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格伦德曼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述评

格伦德曼从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定义生态问题,回应生态主义者对马克思的指责,指出马克思的＂控制自然＂不应对生态问题负责,事实上恰恰相反,生态问题的出现证明了这种控制的缺失。格伦德曼挖掘了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的潜能,从马克思的伦理理论重构历史唯物主义,形成人道主义模式的历史唯物主义。这种重构展现了马克思对人类幸福和解放的终极关怀,说明马克思主义面对当今生态问题时所具有的生命力,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动力依然在场;但这种重构也存在着致命的缺陷,从本质上看,格伦德曼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     

《左传》人物心态及其历史嬗变

《左传》人物生活在传统礼制日趋崩溃、社会秩序极其混乱的春秋时代，礼崩乐坏的社会环境，直接激发了《左传》人物强烈的生存意识、生命意识和忧患意识，这三种意识构成的《左传》人物的主体社会心态，对后世文人士大夫阶层的人生心态和文学创作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李森科现象及其教训

苏联 70年的社会主义的实践 ,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历史教训 ,其中如何处理政治、意识形态与科学技术进步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十月革命后 ,列宁曾经提出了科学与政治关系的马克思主义准则 ,列宁逝世后 ,随着全盘国有化、全盘集体化和高速工业化的中央集权体制 (所谓“斯大林模式”)取代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 ,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的需要日益凌驾于客观的科学真理之上。李森科现象的出现集中反映了苏联模式的特质 ,传达了苏联高层决策者在处理科技进步和政治利益的关系方面所陷入的悖论。历史证明 ,必须建立合理的社会体制 ,维护科学的价值中立性 ,弘扬“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才能推动科学不断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