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与公共政策的利益协调机制

和谐社会是一个社会利益关系协调的社会。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社会利益结构失衡、强弱群体分化明显,使政府面临的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的任务非常艰巨。公共政策是政府用来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的重要手段。要有效地发挥公共政策在协调社会利益关系中的作用,必须完善公共政策的利益协调机制。     

公共政策活动的利益协调功能与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本质上是一种公平、平等和正义的社会,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也是我国社会政治发展的战略选择,但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层次结构在分化,利益关系格局在调整,导致我国社会矛盾和冲突急剧增加,社会不和谐现象越来越多。公共政策活动具有引导利益观念、协调利益冲突、整合利益分化和分配社会利益价值等功能,而这些功能的充分发挥依赖于公共政策活动利益协调机制的完善。即健全公共政策活动的利益表达机制、健全公共政策活动的利益妥协机制和健全公共政策活动的利益相关者参与机制     

权利冲突的产生和化解的法理思考

本文从人和社会及法律本身的缺陷入手分析权利冲突产生的必然性,并认为要通过权利主体的合作和交换原则并通过立法,特别是司法环节的价值衡量和利益衡量原则去最终化解纠纷.     

“土地换保障”权益协调机制建设——基于“公域”“私域”与“第三域”的法社会学探索

城镇化进程中"土地换保障"作为一种权益协调机制得以产生,但其自身却存在诸多制度缺陷和权益冲突。作者借助"域"和"法"的三分法对"土地换保障"权益协调机制建设进行了探索,研究发现任何强制性的"土地换保障"都是不合法和不合理的,相关权益协调机制建设应明确"公域""私域"与"第三域"的利益边界和行动规则,从价值补偿、争议协调和路径优化三方面入手推进城乡统筹发展。     

土地“新产权”的实践逻辑——对湖北S镇土地承包纠纷的学理阐释

本文根据湖北S镇的调查发现,土地承包纠纷的发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制度性原因。在三起土地纠纷中,农户的抗争依据不是来自现有的土地法权规定,而是来自前期制度形态所塑造的土地认知方式。祖业权、生存权和土地占有的平均主义诉求是这种土地认知的部分内容。这种土地认知与新产权的规定发生了冲突,以致基层政权无法有效地应对。因此,在现有的政治框架内,土地产权的变革需要虑及产权变革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联性。     

在宪政框架下构建解决农村土地纠纷的长效机制

中国农村是当今社会矛盾和冲突最为集中和突出的地方,而农村土地纠纷则是农村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总根源。农村土地纠纷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土地制度本身的问题。我们在构建解决农村土地纠纷机制时,不能仅限于对土地制度本身的改革与完善,这个机制必须能够容纳和消解土地制度以外的东西。概括地讲,就是要在宪政的框架下,在民主政治和现代法治的基础上,构建解决农村土地纠纷的长效机制。     

论社会转型期公共政策的制度生态及其优化

公共政策是调整社会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工具。公共政策的有效运行依赖于良好的制度生态。我国的社会转型是结构转型与体制转轨相交织,导致某些领域制度失范,形成了各种潜规则,制度生态需要优化。制度生态塑造了公共政策运作的权力关系、规定了公共政策主体的选择行为,决定了公共政策运行的实际效果。要优化公共政策的制度生态,必须构建一个不同层次环环相扣、不同领域横向协调、不同层级纵向一致,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相互支撑、相互补充的动态开放的制度体系。制度设计必须依据宪法原则在不同主体权利平等的基础上,通过多元互动和民主协商做出抉择。最重要的是要推动所设计的制度转化为制度生态。制度生态化的过程是一个制度学习的过程,通常要经历抵制、排斥、服从、顺应、认同、内化等一系列环节。通过构建由成本递增、回报递减到成本递减、回报递增的回应模型,在不同的环节采用不同的激励措施,提高制度学习的效率,为公共政策运行营造良好的制度生态。     

当前社区矛盾纠纷的主要特点及其应对

社区是矛盾纠纷的主要汇集地。社区矛盾纠纷呈现出主体多元化、类型多样化、纠纷易激化和利益问题成为焦点等新特点。要想使矛盾纠纷得到根本的化解,需要对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诉讼调解进行科学定位和有效衔接。     

刑事社会抗拒风险化解的治理之道与权宜之计

从正常的利益抗争演进到非现实性冲突性质的刑事社会抗拒，打压为其提供了原动力，打压所输入的风险能量与合法性状态、相对剥夺感的强弱、改变被剥夺境遇的可能性和边缘化人格等因素交互影响、彼此“型塑”，共同铺设了社会抗拒的刑事路径。因此，刑事社会抗拒风险的治本之道在于通过公共政策建构实现平衡治理，就当前已对社会稳定产生一定负面影响的利益抗争而言，理性回应利益表达和阻断潜在行为者的边缘化人格生成是化解刑事社会抗拒风险的权宜之计。     

当前社区矛盾纠纷的主要特点及其应对

社区是矛盾纠纷的主要汇集地.社区矛盾纠纷呈现出主体多元化、类型多样化、纠纷易激化和利益问题成为焦点等新特点.要想使矛盾纠纷得到根本的化解,需要对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诉讼调解进行科学定位和有效衔接.     

董事会独立性之惑与董事分类选举制度的构建

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来看,董事及董事会既是公司治理的主体,也是公司治理的客体,处于公司治理承上启下最为核心的地位.董事及董事会不可能具有独立性或中立性,这是由每位董事与生俱来的身份差异决定的.现行公司法一味强调董事和董事会的独立性,而相应的董事选举制度设计并不支持董事的独立性要求,致使董事角色错位,严重影响了公司治理的效率.应明确承认不同类型的董事由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提名选任,并由提名人对被提名人的职务侵权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     

从国民党大陆失败谈对中共党建的现实启示

国民党在大陆统治22年,政权由一时强大到失去执政地位,退守台湾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党建的失败是其退出历史舞台的主要原因。本文旨在从党的建设的角度,通过分析国民党思想理论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三方面的失败,阐述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新时期党的建设的重要性。     

日本民主党党首更迭与保守政党关系新变化

日本民主党作为最大的在野政治势力,十年来一直在日本政治局势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06年4月,民主党因“伪造电子邮件”的政治败笔又经历了一次新的整合,素以手腕老辣、信念坚毅著称的小泽一郎终于走上前台。随后,作为两大保守政党间新一轮较量的千叶县国会议员补选以民主党候选人的胜利结束。民主党的变化给日本保守政治局面带来新的波澜,但无论是对于民主党还是小泽一郎来讲,只有主张相对温和与稳健的内政、外交政策,才有可能走出自己的困局。     

论中共党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取向

历史学与现代社会科学的相互影响和彼此融合,是开展学术研究以及推进社会科学各学科发展的途径。改革开放以来,关于社会科学与中共党史研究的交融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研究中还存在着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缺乏从整体上关注和审视党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取向。因而,通过研究个案的学术史梳理和考察,为不断深入推进党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取向提供新思路。这是不断完善党史研究方法论体系建设的基础工作。     

论日本人自我认知的文化特点

本文从“心理—社会均衡”理论出发,认为作为日本人的基本人际状态的“缘人”,认知的参照群体不像中国人的群体那样具有恒定性,而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自我认知的文化机理是:“个我”与“群我”的融合;“表我”与“里我”的熟练切换以及序列、位置对于自我认知的重要性。这种文化机理构成一种“缘人”的“自一他协调”式的自我认知模式。这种模式有利亦有弊,在社会发生了较大变化的今天,日本人的自我认知模式也出现了变化的迹象。     

论全球化时代中国社会主义理论范式的转变

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范式的演进经历了从极"左"的理论范式到改革的理论范式(或过渡的理论范式),再到当代的理论范式的转变。决定这一转变的是这种理论所置身于其中的全球化环境和实践的转变,以及从事这一实践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这种变化的环境和实践的科学判断。面向全球化世界,社会主义的理论范式仍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浅析幕末日本的对外意识

经历了黑船袭击阵痛的日本,很快确立开国思想.仔细分析幕末日本的对外意识,从其最初就与东亚"华夷秩序"保持暧昧关系,到"脱亚入欧"醉心于西方列强制定的弱肉强食原则,最终发展为走上侵略亚洲、争霸世界的军国主义不归路,可以得出日本这一选择决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