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卡尔哲学的一个谜团:对笛卡尔道德哲学的考察及其结论

笛卡尔的哲学中是否具有一种道德哲学的思想,以及这种道德哲学与其第一哲学是何种关系,这类问题因一直存在争议而被视为笛卡尔哲学的一个"谜团"。诚然,笛卡尔在一些文本中曾表达过对于道德哲学的回避,但这类表达并不能真正掩盖笛卡尔自己构建整个科学大厦的雄心,对他来说,道德科学恰恰处于整个科学知识之树的顶端,它必须以作为树根的形而上学和作为树干的物理学为基础,这样建构起来的道德科学就是最高等级的智慧。为了建构这样的科学大厦,在具体的行动中,笛卡尔准备了一套"临时的道德准则"。在一定程度上,笛卡尔的"临时的道德准则"确实是临时的,是不完善、不确定的,但是笛卡尔在后来构建一种具有"确定基础"的道德时,并没有完全抛弃他的这些"临时的道德准则"。由此可以认为,笛卡尔的哲学中是存在道德哲学的位置的,并且他的道德哲学区分为两个不同的层面:一种是作为"最高等级的智慧"的道德科学,一种是不够完善的(临时的道德准则)但可能有一定的理论基础的(1645年之后的)道德哲学。当然,对于笛卡尔来说,作为最高等级智慧的道德科学最终并没有被完全建构起来。     

笛卡尔理性主义哲学透视

笛卡尔理性主义哲学的形成主要得益于三个方面的理性传统的促进,即古希腊哲学理性传统的深厚影响、中世纪哲学理性精神的充分准备、文艺复兴人文思想的有力冲击。笛卡尔理性主义哲学给欧洲大陆唯理论和其他哲学的发展以极大影响。     

试论笛卡尔的générosité概念

作为笛卡尔哲学大厦顶端的道德学有一个核心的概念——générosité。笛卡尔借助内在于人自身之中的自由意志和理性，赋予这一概念人人平等、利他爱人的义涵。Générosité对其他美德具有统摄性地位，成为德性之冠，充分体现了笛卡尔的道德理想。具有générosité这一美德的人就是笛卡尔心目中的道德圣人。笛卡尔关于générosité的阐释对亚里士多德的大度论、斯多亚学派的圣人论和基督教谦卑学说进行了大胆的突破，并对康德的意志理论产生了影响。因此，générosité在西方伦理学发展史中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     

试论笛卡尔的générosité概念

作为笛卡尔哲学大厦顶端的道德学有一个核心的概念--générosité.笛卡尔借助内在于人自身之中的自由意志和理性,赋予这一概念人人平等、利他爱人的义涵.générosité对其他美德具有统摄性地位,成为德性之冠,充分体现了笛卡尔的道德理想.具有générosité这一美德的人就是笛卡尔心目中的道德圣人.笛卡尔关于générosité的阐释对亚里士多德的大度论、斯多亚学派的圣人论和基督教谦卑学说进行了大胆的突破,并对康德的意志理论产生了影响.因此,générosité邑在西方伦理学发展史中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     

笛卡尔“临时性行为规范”的渊源

笛卡尔在《谈谈方法》中制定＂临时性行为规范＂的主旨在于为展开探求真理的活动提供保障。＂临时性行为规范＂共有三个准则。第一个准则的提出离不开苏格拉底之死的启发和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影响,第二个准则体现出对柏拉图思想的继承,第三个准则则受惠于斯多亚派哲学家所做的工作。＂临时性行为规范＂是笛卡尔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的思想结晶。     

笛卡尔直观方法确定性问题浅析

笛卡尔认为,通过直观方法可以从经验的个别中发现一般,而且这个发现过程是必然的、确定的。他在论证这一方法的确定性时,不仅在认识论上割裂了理性与感性、一般与个别的辩证关系,使直观方法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而且对个别和一般关系作了不符合事实的限定,使直观方法确定性的神话不攻自破。     

惠能与笛卡尔真理观的对比

惠能是中国佛教禅宗的鼻祖,笛卡尔是欧洲理性主义的创始人,虽然,他们在不同的社会中生活;所处的时代也相差了八百多年。但他们都独自提出了"真理来自于人的内心"这一革命性的思想。然而,当他们接着探讨"用什么方法获取真理"时却完全不同,惠能主张用"体悟";笛卡尔则主张用"理性"。因而导致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历史影响,惠能为之后的中国思想界所带来的是进一步的"超越",而笛卡尔则使欧洲的思想界由天国回到了"现实"。     

康德与罗尔斯的道德论证及其启示

康德和罗尔斯依据普遍同意标准和有效性标准来论证道德原则或正义原则。二人的论证既相互联系,也存在着不同。普遍同意的标准体现了对于人的尊严的尊重;有效性标准体现了伦理学的实践本质;普遍同意的标准和有效性标准二者相互补充,不可或缺。     

笛卡尔的心灵哲学假说述评

文章评价了笛卡尔的心灵哲学假说在自然科学中的应用研究和哲学领域的重大贡献。他的一些有想象力的哲学思想，促进了我们今天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     

笛卡尔“慷慨”概念中的意志与理性问题

慷慨是笛卡尔道德学的核心概念.笛卡尔对慷慨的定义和慷慨者的德行的描述紧扣意志和理性这两个要素展开.意志和理性是慷慨的基石,慷慨者从自尊到尊他、从利己到利他的度越,其根据就在于意志;而理性则为慷慨者的意志坚强、慷慨者关于善恶的判断提供支持.笛卡尔看到了人的理性的限度,为弥补理性的缺陷,在慷慨者进行道德抉择和道德实践的具体场合,笛卡尔并没有彻底忽视适当地遵循法律与习俗而采取行动的必要性.     

论海德格尔对笛卡尔的批判

海德格尔对笛卡尔的批判是为了重新确立人(此在)与世界的关系,申述对存在的追问,必须立足于世界和人(此在)。只有这样,对存在的思考才能前进在正确的道路上。     

笛卡尔和斯宾诺莎的爱的观念

欧洲关于爱的哲学和观念经历了几次转向。在希腊时代, 爱的观念从狄奥尼索斯的身体之爱向苏格拉底的知识之爱和奥古斯丁的上帝之爱转变。17世纪,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 爱的观念从世俗的激情之爱向对爱进行科学和理性的分析转变。笛卡尔和斯宾诺莎试图为爱建立科学的解释模式。笛卡尔认为, 爱是一种特定的生理过程, 是灵魂运动和身体运动的统一。他遵循情感动力学, 根据力的大小, 将爱划分为强烈的爱、一般的爱和不太强的爱三种类型。斯宾诺莎遵循情感几何学, 论证了爱基于关系而产生的可变性、多样性、内在性和非主体性。可以发现, 笛卡尔和斯宾诺莎的爱的观念分别是对奥古斯丁的上帝之爱和薄伽丘式的爱的哲学的回应。

     

Banach空间的笛卡儿积

结合集族的笛卡尔儿积,讨论了集族中每一集为Banach空间的情形,得到了关于Banach空间族的笛卡儿积仍为Banach空间的充要条件．     

笛卡尔二元论哲学的宗教背景探析

笛卡尔生活在欧洲思想大变革的时代,新的科学成果和新的解释方法对笛卡尔的思想及其研究兴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希望通过自己的生理实验来揭示心灵（Mind）产生原因,并进而解释一切自然现象,但当时科学的发展状况使得笛卡尔不可能完成这一任务,而宗教迫害也使他不敢公开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只能以隐晦的语言出版自己的学术著作。他的二元论哲学正是这一背景的必然产物。尽管后世哲学在笛卡尔的影响下走上了歧途,但人们仍然能够从他的思想中汲取营养。     

建立在"笛卡尔公理"上的一个怀疑逻辑系统

怀疑逻辑是关于人们合理怀疑的逻辑。如果说知道逻辑、信念逻辑都是"正"的逻辑的话,那么怀疑逻辑则是"负"的逻辑。将怀疑算子D加于命题之上就构成怀疑命题。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可以作为怀疑逻辑的特征公理:某人怀疑p,蕴涵着他对怀疑p是不可怀疑的———我们可以将之命名为"笛卡尔公理"。从该公理可以推论得到定理:某人不怀疑p,蕴涵着他对不怀疑p是不可怀疑的。该定理与笛卡尔公理一起作为当下思维存在的自明性公理。我们可以建立一个以"笛卡尔公理"作为一个特征公理的怀疑逻辑系统(PD)。笛卡尔公理与知道逻辑中的智慧公理(苏格拉底公理)在逻辑上是同构的,它们均对应于模态逻辑中的E公理。怀疑逻辑作为一种认知逻辑,有广泛的用途,它可以运用到政策反驳、科学批判、法律推理等领域。     

论笛卡尔哲学中人的感性存在之悬置

按照黑格尔的说法,笛卡尔是"新世界"哲学的真正奠基人,因为是他把"真理"问题置入主体思维的"内在性"之中。然而,我们认为,这一"置入"实际地确立了"我思"(主体)设定"对象"(客体)的主体性哲学原则,从而决定性地开启了近代知识论哲学路向。正是这一哲学路向的开启,感性——这一彰显人的鲜活的生存情态或人在存在论上的处境被深深地锁闭起来。     

物质、身体与空间——破译笛卡儿的形而上学革命

笛卡儿为近代自然科学明确了新方法,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笛卡儿的形而上学却像一个不可破解的谜团,后人甚至无法确定他的根本立场到底是革命的还是保守的。深入分析比较了笛卡儿与亚里士多德在物质观、空间观上的根本区别之后,本文得出结论：笛卡儿的方法论革命其实包藏了一场深刻的形而上学革命,他重新描画了宇宙图景以及人在宇宙中的地位、重新确定了人的本质、重新赋予了哲学使命。但是,天生胆小谨慎的笛卡儿为了自保而刻意地掩饰自己哲学的革命立场,这才导致他的形而上学像一部难解的密码。     

道德榜样与道德人格

任何社会的发展都需要道德理想,这包括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一套理想的价值体系、一批先进的道德榜样.道德榜样之所以有力量,能够感染人,主要原因不在于他们人格中的其他成分,如智慧、能力、知识、思维、形象、身份等,而在于他们的道德人格,在于他们的道德人格中所散发着的人性光芒.学习榜样,塑造高尚的道德人格,必须完善道德评价机制,形成正确的道德评价,养成道德习惯,提升道德境界.     

论民族道德与政治道德

民族道德与政治道德在未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之前,都必须在相互共存中协同发展,互相利用,交替作用。二者关系中,有时也有主次之分。一般说来,民族道德必须为政治道德服务,政治道德又必须为国家政权服务。除非阶级消亡了,国家消亡了,直接为政治建设服务的政治道德也会随之消亡,而民族道德则会随着民族的相对延长而再存在一个时期,但终归亦会消亡的。到那时,政治道德消亡后的民族道德将会随着民族的消亡而消融于人类道德。从这点来看,民族道德存在的时间比政治道德存在的时间或许要稍长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