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环境、重点产业政策与企业生产率差异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在中国经济转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是关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研究如何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发挥政府对市场的有效干预作用,是重中之重。本文以政府主导的广泛实施的重点产业政策为切入点,分析其对企业TFP的影响。以省级的"九五"、"十五"、"十一五"规划中提及的重点产业为依据,利用1999～2007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从微观层面系统地考察了重点产业政策对企业TFP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样本期内,重点产业政策整体上显著抑制了相应行业内企业TFP的提升。进一步地,本文从地区市场环境、行业特征、企业所有制等角度对重点产业政策的异质性作用进行了探究,发现重点产业政策对企业生产率的负面影响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内;且市场优胜劣汰机制的完善以及要素市场扭曲的改善有助于缓解重点产业政策的负面作用。重点产业政策的作用渠道主要是将资源从非重点行业流向重点行业,导致企业过度投资、投资效率降低,最终使得整体的TFP水平下降。     

信息技术、劳动力结构与企业生产率——破解“信息技术生产率悖论”之谜

如何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提高企业生产率,对于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至关重要。本文基于互补理论阐释人力资本结构提升ICT生产率效应的微观机制:高技能劳动力能有效匹配ICT应用带来的生产方式与组织结构变革,而长期雇员则提升了企业对ICT应用导致的生产柔性与分工深化的适应能力,强化ICT生产率效应。进一步地,本文利用世界银行统计的中国120个城市共11999家企业调查数据从微观层面考察ICT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并从人力资本结构角度验证中国企业突破"信息技术生产率悖论"的可行路径。实证研究发现,高技能员工和长期雇佣员工均与ICT形成互补效应,能够显著提升ICT的生产率效应,这一结论在考虑了内生性并经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还发现,互补效应在市场化程度更高的地区、程序化任务密度更强以及技术密集型行业呈现显著增强的特征,并且规模越大的企业互补效应越强。本文的研究表明,加强人力资本建设是企业能否更好地依托新兴信息技术实现转型升级的关键。本文研究结论为当前中国进一步优化智能制造转型路径、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增长提供了政策启示。     

城市蔓延与生产率:促进还是抑制? ——基于夜间灯光数据的分析

城市蔓延有利于提高城市生产率吗?文章首先从城市规模、城市人口密度两个方面阐释城市蔓延影响生产率的内在机理,基于长江经济带104个城市2002年~2013年夜间灯光数据,实证研究了城市蔓延的生产率效应,主要结论如下:1)城市蔓延对长江经济带生产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意味着城市无序、低密度扩张阻碍了长江经济带生产率的提高.2)分区域研究发现,城市蔓延对东、中、西部地区城市生产率的影响为负,但对东部地区生产率影响最小,对中西部地区生产率产生较大影响.3)分产业研究发现,城市蔓延降低第二产业生产率的同时显著提升了第三产业生产率.4)考虑空间溢出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研究发现,城市蔓延影响生产率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均显著为负,且间接效应远大于直接效应,意味着城市蔓延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生产率的影响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     

地方政府产业政策与城市商业银行信贷资源配置——基于城市商业银行贷款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分析了地方政府产业政策对城市商业银行贷款行业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与未受地方政府产业政策支持的行业和企业相比，受地方政府产业政策的行业和企业贷款额度在城市商业银行贷款总计中占比更低，这种影响在商业银行市场集中度较高的地区更显著。这说明，地方政府产业政策对大型商业银行的贷款引导作用，会对城市商业银行的贷款配置产生挤出。进一步研究发现，相比未实施薪酬延付的城市商业银行，已实施薪酬延付的城市商业银行向产业政策支持行业企业发放的贷款更有利于提高银行绩效。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评估产业政策的微观经济后果、提高中小银行经营效率，以及进一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启示意义。     

生产率门槛与出口等待

基于2000—2006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产品层面交易数据,本文首先对中国工业企业的出口等待时间进行了分布估计,研究发现企业出口等待时间平均为4.7年,中位值为5年,且存在明显的正时间依存性。接着,本文进一步采用Cox风险比例模型探讨了出口临界生产率对企业出口等待时间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生产率门槛的提高将显著延长企业的出口等待时间,且这一论断得到了多种稳健性检验的支持。另外,风险比率的估算结果表明,生产率门槛每提高1个百分点,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风险率将下降0.2827%。再者,本研究表明生产率门槛对企业出口等待时间的延长效应具有显著的所有制、行业与地区异质性。进一步地,本文发现入世有助于弱化企业出口等待的门槛效应,而不确定性的上升则将加剧这一效应。本文的研究表明积极地推动各种双边与多边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以及为企业营造稳定的经营环境、减少市场的不确定性,应当成为政府的工作重点。     

多元化经营与现金持有“竞争效应”——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基于现金持有"竞争效应"理论,本文放松其中隐含的行业内企业专业化经营的同质假定,理论分析与实证考察了多元化经营战略特征对企业现金持有"竞争效应"及其经济后果的影响。研究发现,相比专业化经营企业,多元化经营企业现金持有"竞争效应"更为显著,但对企业经营业绩的贡献偏弱。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制度背景的验证分析显示,这种现象仅在国有多元化经营企业中表现的显著,尤其是地方政府干预程度高的地方国有企业中。     

终极控制权、现金流权与公司全要素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企业要素转化能力的基础性指标,能反映公司治理效率和经营管理水平的变化,有关终极控制股东的治理因素与其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建立平衡面板数据模型,使用2003年～2007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数据,研究终极控制权、终极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程度、终极控制股东类型对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终极控制权在低水平时与公司全要素生产率正相关,产出增长效应占优;在高水平时与其负相关,产出替代效应占优,两者呈倒U型曲线关系。当产出增长效应向产出替代效应转化时,政府控制的公司转化的临界值最高、其他类型的次之、自然人或家族的最低。终极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政府终极控制股东对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均有显著负向影响。建议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提高终极控制链的信息披露质量,对终极控制股东形成有效监管,加强产出增长效应,弱化产出替代效应,以提升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     

模块化、产业标准与创新驱动发展——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研究

在创新驱动发展背景下,中国需要高效的产业组织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占领全球产业链高端.模块化产业组织实现了生产要素的动态融合,使创新自发地涌现,有利于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现.产业组织模块化是一个产品契约和要素契约的动态融合过程,有初始融合成本,高效产业标准能降低融合成本.构建GMM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产业组织模块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模块化会降低当期的全要素生产率,但会提高滞后期的全要素生产率;公共品性质的产业标准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非公共品性质的产业标准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模块化程度对技术效率的正向影响比较显著;1G-3G移动通讯技术标准对相关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有较显著的影响;产业环境变量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各不相同.     

以邻为壑还是以邻为伴?——环境规制执行互动与城市生产率增长

本文采用两区制空间Durbin模型对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执行互动形式进行检验,随后构建SLX模型从本地效应和溢出效应视角将"波特假说"和"污染避难所假说"嫁接起来,全面考察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互动对城市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地理相邻城市间同时存在逐底竞赛和竞相向上的非对称性环境规制执行互动,加剧了污染企业的空间自选择效应,使得地理相邻城市间形成以邻为壑的生产率增长模式。与此同时,经济相邻城市间表现出竞相向上的对称性环境规制执行互动,缓解了污染企业的空间自选择效应,使得经济相邻城市间形成以邻为伴的生产率增长模式。更重要的是,虽然波特效应推动了城市生产率增长,但是污染避难所的存在使得部分企业选择跨地迁移而非就地创新,削弱了环境规制倒逼企业从事创新的波特效应,不利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推动对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的针对性监管和适应性激励,尤其使得地理相邻的城市就协同规制达成共识,将有助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     

“一带一路”倡议与企业跨区域并购

十九大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等内容写入党章，充分体现了国家对“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视程度.由于不同的功能和作用，“一带一路”重点省份对倡议实施负有更大的责任和义务，同时也享有更多的政策优惠和资源倾斜，形成不同省份之间比较优势的外生差异.以公司并购决策作为获取比较优势的工具，本文考察“一带一路”倡议对公司跨区域并购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由“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带来的比较优势提高了重点省份公司作为并购目标方的吸引力.机制检验表明“一带一路”倡议显著提高了重点省份公司的融资能力和对外直接投资水平，当地具有这些比较优势的公司被其他省份公司并购的可能性显著提高，并且并购后公司的融资和“走出去”能力显著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目标方比较优势对于融资约束程度较高以及全要素生产率较低的收购方具有更强的吸引力.本文研究结果为拓展企业边界来获取政策优惠和资源支持的并购决策提供了新的理解，对评价“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效果及其后续改革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市场化转型、就业动态与中国地区生产率增长

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渐进式改革已经持续了30多年,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各地区的市场化进程更是进一步加快。本文以此为背景来评估市场化转型对中国就业动态变化(包括就业创造与就业破坏)以及地区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利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进行深入的实证研究,本文发现,市场化转型通过"提升就业创造率"和"降低就业破坏率"两个途径显著地促进了中国就业净增长,并且前者的影响更大。本文的另一个重要发现是,市场化转型促进了劳动力资源由低生产率企业向高生产率企业的转移,即通过改善就业再配置效率进而显著地促进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上述发现对于深入认识和理解转型国家的就业变动模式与生产率增长的动力来源具有重要的意义。     

基于Malmquist生产率指数的R&D投入对制造业影响评价

首先运用基于DEA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对中国制造业各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进行了测算,发现产业的技术密集度越高,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增长越高.然后对具有较高R&D密集度的高技术产业,考察各种不同R&D活动的作用,发现企业内部R&D主要通过提高技术进步、公共R&D主要通过推进技术进步对高技术产业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产生显著影响,外资活动仅对技术效率的增长产生影响,未能产生明显的技术扩散效应.     

管理效率、质量能力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的实证研究

对于现阶段中国经济而言,如何加快供给质量升级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在系统梳理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运用"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所提出的企业供给侧质量能力的一般性测度方法,围绕管理效率、质量能力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逻辑机制问题展开全面的实证研究。基准回归结果表明:与管理效率相比,质量能力对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更强的直接效应;管理效率则主要通过提高质量能力而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间接影响。在此基础上,工具变量法、处理效应模型的实证检验发现:质量能力升级对于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因果效应。运用倾向得分匹配的识别策略,研究进一步发现:管理效率是提升中国企业质量能力的重要途径,而产品质量竞争力、质量要素配置状况则是管理效率推动质量能力升级的两个重要渠道。     

企业生产率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选择——来自中国企业的证据

本文借助中国商务部提供的《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以下简称),整理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库",再把该数据库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匹配,形成的全新数据库包含丰富的企业财务信息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信息。基于整合后的数据库,本文首次实证考察了生产率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影响。本文发现:生产率越高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时选择并购模式的概率越大;母国企业上游知识资产跨国流动性差异会一定程度影响生产率的选择效应;通过对生产率分解进一步发现,管理能力越强的企业明显倾向于选择并购模式,但研发能力对投资模式的选择效应却并不明显。因此,本文的发现对我国"走出去"企业进入模式选择能够提供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当前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研究文献的有力补充。     

互联网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有促进作用吗?

本文从互联网技术、互联网平台、互联网思维和网络效应4个维度分析了互联网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采用2002~2014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互联网对中国的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中国的技术效率具有抑制作用,对属于技术进步推动型的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由于存在显著的网络效应特征,互联网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是非线性的,其中网络效应的临界规模为41.43%的网民人口比例。运用研究结论,本文还对"索洛悖论"给出了一个新的解释,认为索洛忽视了互联网对经济的作用问题从而给出了"计算机对生产率无效"的误判。本文最后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给出了"建设普惠互联网"、"加快产业层面‘互联网+’战略的落地"以及"加强互联网时代产业规制创新"等政策建议。     

基于Malmquist生产率指数的R＆D投入对制造业影响评价

首先运用基于DEA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对中国制造业各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进行了测算,发现产业的技术密集度越高,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增长越高.然后对具有较高R&D密集度的高技术产业,考察各种不同R&D活动的作用,发现企业内部R&D主要通过提高技术进步、公共R&D主要通过推进技术进步对高技术产业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产生显著影响,外资活动仅对技术效率的增长产生影响,未能产生明显的技术扩散效应.     

财政纵向失衡、地方激励异化与企业投资

在“收入集权，支出分权”的制度背景下，地方政府的财政纵向失衡可能引发地方激励异化，进而对辖区内企业的投融资决策产生影响。本文以2007～2019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表明地方政府财政纵向失衡会显著提升区域内企业的投资支出水平。机制检验表明，政策扶持力度增强和土地价格上升是财政纵向失衡影响企业投资支出的正向渠道；而财政纵向失衡带来的政府投资增加是影响企业投资支出的负向渠道。异质性检验发现，财政纵向失衡对企业投资的促进效应在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低市场化程度地区和高经济竞争地区更加明显。此外，财政纵向失衡对企业投资的促进效应是偏离最优效率水平的，主要体现在增加了企业的过度投资水平。本文的研究发现揭示了各层级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影响辖区内企业决策的微观机制，将有助于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助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经济集聚、选择效应与企业生产率

本文基于异质性企业定位选择模型与标准集聚模型相结合的嵌套模型,采用1999~2007年中国288个地级市工业企业层面的数据,实证检验经济集聚对于企业生产率及异质性企业空间选择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1)从1999~2007年全国总体样本的检验结果来看,经济集聚对于多数制造业行业企业生产率产生负向影响,即主要表现为拥挤效应而不是集聚效应;不同规模的城市对于不同生产率企业的空间选择行为产生显著影响,低效率企业倾向选择中小城市回避市场竞争,即表现出显著的选择效应。(2)1999~2002年及2003~2007年分时段全国样本检验结果及比较显示,在两个不同时间段,经济集聚对于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发生显著变化,1999~2002年期间主要表现为显著的集聚效应,2003~2007年期间主要表现出显著的拥挤效应。2003年以来,地区之间的"竞次式"补贴性竞争加剧,这削弱了区域内产业、企业的内在联系与协同发展,经济聚集过程中集聚效应显著减弱。此外,两个时段内经济集聚对于企业空间定位的影响均表现出显著的选择效应。(3)从发达地区(东部地区)、欠发达地区(中西部地区)的检验结果来看,东部地区城市经济过度集聚,对于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拥挤效应;西部地区城市的经济集聚水平相对较低,经济集聚对于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集聚效应。无论东部地区内部还是中西部地区内部,对于多数制造业行业而言,选择效应均不显著。因而,全国层面呈现出的显著选择效应,主要源于低效率企业更倾向于选择中西部中小城市以逃避东部地区激烈的市场竞争。     

空气污染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

本文将多种空气污染物数据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进行匹配,首次通过断点回归方法考察空气污染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并对现有文献较少涉及的潜在影响机制进行探讨。本文借助秦岭—淮河分界线以北冬季供暖政策带来的空气污染空间不连续性,有效分离出空气污染与企业生产率之间的反向因果关系。研究发现:(1)空气污染会显著降低企业生产率,PM2.5每上升1%,企业生产率会下降0.692%。(2)空气污染的生产率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会被放大,高技术劳动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空气污染带来的企业生产率损失,并且市场竞争度较高的企业以及高污染企业受到空气污染的负向冲击更严重。(3)空气污染可能通过增加人体健康风险、挤占研发资金、引发资源错配、减少劳动力供给等途径对企业生产率造成负向影响。本文从企业发展角度揭示了当前环境治理的迫切性,并为企业如何提高竞争力提供新的思路。     

环境规制、投资效率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环境规制与经济效率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是更好地推动绿色发展的关键。波特假说给出了环境规制改进经济效率、提高企业竞争力的理论基础。以各省份环境法律法规逐年累计值来表征环境立法,各省份排污费征收强度来表征环境执法,实证检验了两类环境规制(环境立法和环境执法)对制造业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投资效率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样本期强化环境规制能够促进制造业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且,投资效率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不过,企业规模、上市企业环保核查行业分类不同的企业存在异质性;其中,环境立法能够通过提升投资效率对大型企业、非重污染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发挥积极作用,而环境执法通过提升投资效率对中小型企业、重污染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发挥积极作用,此外,异质性的影响机制也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