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涉入、亲缘关系组合与盈余管理

本文以中国沪深两市家族上市企业2003—2017年数据为样本,实证考察家族涉入对应计及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以及家族成员亲缘关系组合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家族涉入程度提高能够显著降低家族企业应计及真实盈余管理水平。家族成员亲缘关系组合由核心成员控制发展至兄弟(姐妹)共同控制再至远亲共同控制模式,家族涉入程度提高对应计及真实盈余管理水平的降低作用均减弱。家族涉入程度与负向应计及真实盈余管理之间不具有显著相关关系,但家族涉入程度对正向应计及真实盈余管理水平具有显著负向影响。随着家族成员亲缘关系的复杂化,家族涉入程度提高对正向应计及真实盈余管理水平的降低作用均减弱。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探究家族涉入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机制具有一定参考价值,也有利于实际控制人根据亲缘关系组合类型,采取有效措施改善家族企业盈余质量。     

社会情感财富抑制了中国家族企业的创新投入吗?

流行的观点认为保存社会情感财富抑制了家族企业的创新投入。本文将短视损失厌恶的行为逻辑与社会情感财富分类结合起来,提出仅约束型社会情感财富会抑制家族企业的创新投入,延伸型社会情感财富则会促进家族企业的创新投入,在中国两类社会情感财富的作用还受到转型期制度情境的影响。基于第九次私营企业抽样调查480家制造企业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家族控制愿望对企业研发强度存在显著负效应,而家族传承意愿则会提升企业的研发强度;市场化程度会弱化家族控制愿望的负效应,而企业家的政治联系则会弱化家族传承意愿的正效应。上述结果提示不同社会情感财富存在不同影响,同时表明正式制度可以弱化约束型社会情感财富的短期导向,而政治联系则会弱化延伸型社会情感财富的长期导向。这意味着引导家族企业加大创新投入一方面要引导家族加强长期承诺,另一方面要依靠正式制度的完善,不能过多依赖非正式制度的私人化扶助。     

企业主集权:边界理论的新观点

与企业主关系亲近会让经理人获得更多授权吗?本文借助边界理论的分析框架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逻辑,强调家族涉入管理会影响企业主边界行为策略,进而影响控制权配置行为。基于双样本和两重测量的实证研究发现,家族涉入管理与企业主集权程度正相关,而目前学界普遍认同的企业主与经理关系亲近就会向后者更多授权的命题,仅在家族不涉入管理的情况下成立,在家族涉入管理的情况下并不成立。上述研究结果表明,家族涉入管理容易诱导企业主将家长身份与企业家身份一体化,把职业经理也纳入家长式集权管理之下,即使他们与企业主之间建立起泛家族化的亲近关系,也不易获得企业主的更多授权。     

政治联系、银行贷款与公司价值

以中国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政治联系以及制度环境差异对民营企业获取银行贷款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银行贷款对企业价值和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民营企业的政治联系影响了银行的放贷决策,与政府建立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可以获取更多的银行贷款;(2)制度环境越差的地区,政治联系越有助于民营企业获取银行融资便利,构建政治联系是民营企业克服市场制度缺陷的一种非正式替代机制;(3)建立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其背负的银行债务促进了企业价值的提升,能够发挥一定的债务治理作用,政治联系为企业带来的银行资金是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本研究为加深理解政治联系对公司价值和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视角。     

外戚“干政”?姻亲涉入与家族企业代理成本

由血缘与姻缘关系所缔结的家族企业一直受到诸多学者的关注，但长期以来姻亲与血亲成员被完全等同，假定他们在目标、决策行为等方面具有同质性.本研究以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姻亲家族成员作为分析对象，基于社会嵌入理论提出了姻亲代理人假说.基于中国家族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发现：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姻亲方成员涉入企业将显著提高家族企业的代理成本，姻亲代理人假说得到验证；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中立的父辈对家族冲突起到显著的缓解作用，有助于弱化姻亲成员涉入企业所产生的代理成本.另外，实际控制人的配偶涉入和血亲涉入会产生不同于姻亲涉入的代理成本，不同亲缘关系远近的血亲与姻亲参与治理也会带来不同程度的代理成本；女性家庭地位与公司非家族大股东的制衡将对姻亲涉入所带来的代理成本起到不同的作用.本研究进一步丰富了家族企业代理问题的研究成果，对家族企业建立完善的治理机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国企高管政治晋升对企业并购行为的影响——基于企业成长压力理论的实证研究

虽然企业成长压力是所有高管都要面临的重要课题,但对我国具有"准官员"性质的国企高管而言,却有着更为"与众不同"的意义:由于国企承担着较多的政策性负担,使得"企业成长速度"指标取代了包含很多噪音的"企业绩效"指标(即国企普遍采用的"规模导向型"发展方式),成为国企高管政治晋升中的一个重要评判筹码。当然,这也意味着对于具有不同政治晋升机会的高管而言,他们面临的成长压力会有所差异:与那些政治晋升机会较低的高管相比,政治晋升机会较高的高管面临的成长压力相对较大。并购作为企业实现快速成长的重要方式之一,自然成为那些追求政治晋升高管的最佳选择。有鉴于此,本文拟基于企业成长压力理论考察国企高管政治晋升对企业并购行为的影响。文章基于2004~2013年国有上市公司的并购数据,研究发现:与政治晋升机会较低的国企高管相比,当国企高管面临的政治晋升机会较高时,企业选择并购成长方式的可能性较高,在并购交易中支付的溢价水平相对较高,并购后取得的短期并购绩效虽无显著差异,但长期并购绩效却显著较差。当企业自身内生成长速度特别是相对自身历史的内生成长速度较慢(即高管面临的内生成长压力较大)时,高管政治晋升对上述并购行为(并购成长方式选择、并购交易价格支付、并购绩效)的影响就会越强。     

家族身份维持、正式组织制度与泛家族化管理

职业经理人泛家族化管理是我国家族企业实现治理转型的关键。本文基于组织身份理论认为泛家族化在某种程度上会导致家族身份泛化和家族成员对家族身份控制的冲突和矛盾,通过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实证结果表明:企业主家族主义观念较强、家族股东涉入程度较高以及具有传承意愿的家族企业具有较强家族身份控制需求,导致在经营上表现较低的泛家族化管理。进一步研究发现正式组织制度有利于提高泛家族化程度,同时正式组织制度的完善也减弱了核心家族身份维持、企业所有权家族身份的控制与延续对泛家族化的负向效应。研究结果厘清了家族企业中阻碍实现职业经理人泛家族化管理的家族身份因素,揭示了家族身份色彩越浓厚,其越难以打破原有家族边界进行泛家族化管理,对我国家族企业制定治理转型决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家族逻辑、企业逻辑与家族企业成长——S公司案例研究

家族企业涉及家族和企业2个系统,前者以情感为维系逻辑,后者以能力效率为运营逻辑,二者之间既存在互补关系,也存在冲突。家族逻辑和企业逻辑之间能否平衡决定着家族企业成功的概率。S公司案例表明,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以"孝悌"为核心的家族伦理影响着创业者的家族地位和家族社会资本的汇集,进而影响家族企业的文化理念和社会责任。只有在制度理性的约束下,伦理文化才有利于企业运行效率的提升,因此,家族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机制在于"家族伦理—企业伦理-制度理性"三者之间的有效制衡与共振。     

妻子涉入管理对家族企业代理成本的影响研究

基于角色冲突理论,实证检验实际控制人的妻子涉入管理对家族企业代理成本的影响,并考察实际控制人夫妻婚姻持续时间和中立的父辈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以及姻亲参与治理的中介传导机制。研究发现：妻子涉入管理显著提高企业的代理成本,尤其当妻子的学历等于甚至高于实际控制人时,妻子涉入管理的代理成本会更高;实际控制人的婚姻持续时间和中立的父辈均显著弱化妻子涉入管理的代理成本;姻亲参与治理在妻子涉入影响代理成本的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家族命名与家族企业风险承担

企业的风险承担是企业家精神的微观反映.搜集整理了控股家族创始人和重要家族成员的姓名等相关信息,将企业划分为有较高声誉维护动机的家族命名的家族企业和有较低声誉维护动机的非家族命名的家族企业,从社会情感财富视角研究家族命名会如何影响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结果发现,家族命名显著降低了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且这一负面影响关系在存在家族成员涉入管理、家族股权中仅有核心家族成员参与时表现得更强.此外,家族命名的上述影响主要表现为抑制了企业的投资水平、股权质押、战略激进度等实际的风险行为,家族命名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成立时间较短的企业中,家族命名也会显著提升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最后,还发现家族命名方式在子公司的使用范围也会负向影响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研究结论有助于加深对家族企业风险承担行为的认识与理解,对如何更好地鼓励和发挥民营家族企业的企业家精神具有启发意义.     

家族企业中家族成员的退出机制研究

在经济发展的要求下,不符合企业发展要求的家族成员必须退出。家族成员退出机制是包含了二层意思:一是实施流程,二是刚性制度环境和柔性文化环境的支持,构建退出机制从这两方面出发,才能使整个机制有效运行。     

家族为何意欲放手?——制度环境感知、政治地位与中国家族企业主的传承意愿

重视保持管理控制,跨代传递企业领导权是家族企业的根本特征。而2011年发布的《中国家族企业发展报告》显示,不计划将领导权交给子女的企业主比例超过了计划让子女接班的企业主比例。对上述现象,由于现有研究局限于关注企业内部因素对代际传承的影响,忽略了外部制度环境的潜在作用,不足以给出深刻剖析。文章首次将外部制度环境与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研究联系起来,提出企业家对制度环境的不利感知会削弱他们的传承意愿,进而降低企业经营的长期导向,而占据有利的政治地位可以抵御不利制度环境感知的影响。研究采用第九次私营企业调查数据检验了上述理论命题,结果完全支持假设,揭示出制度环境与家族持续经营意愿的内在逻辑,以及企业家寻求政治地位的重要动因。     

政治关系、制度环境与民营企业银行贷款

本文分析政治关系是否有利于民营企业获得银行贷款。我们以我国1993～2005年在沪深交易所上市的民营企业为样本,以这些企业的董事长或总经理是否是现任或前任的政府官员、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来判断企业是否具有政治关系。研究结果发现,有政治关系的企业比无政治关系的企业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和更长的贷款期限,而且,在金融发展越落后、法治水平越低和政府侵害产权越严重的地区,政治关系的这种贷款效应越显著。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在我国金融发展较落后、法治水平较低和产权保护不强的制度条件下,政治关系可以作为一种替代性的非正式机制,缓解落后的制度对民营企业发展的阻碍作用,帮助民营企业获得银行的信贷支持,促进企业发展。     

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政治关联与债务融资——来自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从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战略性运用的角度,研究我国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社会责任与债务融资之间的关系。对2008-2010年沪深两市A股民营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发现:我国民营企业中政治关联的确广泛存在,政治关联能给企业带来贷款、特别是长期贷款的融资便利,地方性政治关联与长期贷款的正向显著性比中央性政治关联更强;社会责任履行度越高越有助于民营企业获得贷款,并且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能够帮助企业建立政治联系。本研究为我国转轨经济时期民营企业寻求替代性机制来解决融资约束问题提供了实证证据。     

家族涉入、社会情感财富与企业慈善捐赠行为——基于全国私营企业调查的实证研究

民营企业普遍采用家族拥有的形式,家族在企业慈善捐赠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本文基于全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研究了家族涉入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以及社会情感财富(传承意愿,包括企业主的交班意愿和子女的接班意愿)对这种影响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家族所有权比例、家族成员进入董事会和家族控制持续时间对企业慈善捐赠有显著正向影响,子女接班意愿对家族涉入与慈善捐赠间的正相关关系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相比企业主的交班意愿,子女接班意愿对慈善捐赠的影响更大。研究表明家族涉入赋予的权力和保存社会情感财富的内在驱动力促使家族企业积极参与慈善捐赠。本研究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家族涉入、竞争优势与家族企业成长——基于资源基础观的视角

家族涉入是家族企业基本特征,也是家族企业竞争优势来源,竞争优势又是家族企业成长的保证。本文整理、分析了相关理论及研究成果,基于资源基础观的视角构建了"家族涉入-竞争优势-家族企业成长"的概念模型,旨在为家族企业成长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制度环境、所有权性质与企业实际税率

本文通过考察制度环境对企业实际税率的影响,揭示了制度环境和税收竞争在地区竞争中的作用。研究发现,地区市场化水平、政府治理水平和法治化水平越高,公司实际税率越高,并且此效应只在非国有控股公司中存在;进一步研究表明,上述制度环境与非国有控股公司实际税率之间的关系仅在地方财政创收压力低的情形下存在。这一结果说明,良好的制度环境提高了地区竞争力,可以降低地方政府给予企业税收优惠的压力;由于国有控股公司避税动机较低,同时国有控股公司受到政府较强的控制,脱离本地会使国有控股公司失去政府的保护,政府通过降低税收征管力度给予国有控股公司税收优惠的动力不足。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理解制度环境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认识地方政府行为、制定税收政策以及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等具有重要启示。     

中国上市公司董事会行为与公司绩效关系实证研究

以2005年中国证券市场公布的指标股为研究样本,用董事会会议频率表示董事会行为,实证分析了董事会行为的决定因素以及董事会行为与前期、当期和后期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独立性越强的董事会将导致较高强度的董事会行为,内部所有权和董事会行为在规范管理方面存在替代性,股权制衡有助于产生积极的董事会行为,而外部董事的声誉激励制度和机构投資者制度对董事会行为的作用还有待进一步加强;董事会行为与前期经营绩效显著负相关,与当期和后期绩效显著正相关,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内生关系,而董事会行为的决定因素在内生关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控股家族的“垂帘听政”与公司财务决策

当控股家族退居"幕后"时,非家族成员担任公司董事长使得家族声誉和公司形象分离,由此可能加剧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利益冲突。本文以1999~2014年中国上市家族企业为样本,较为深入地研究了控股家族退居"幕后"对公司财务决策的影响。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与由实际控制人家族成员担任董事长的企业相比,非家族成员担任董事长企业的资本支出更少、创新水平更低、负债比例更高、债务期限结构更长、现金持有更多、股利支付更少。进一步地,本文发现当家族成员不担任董事长时,资金占用、关联交易等控股股东私利行为更多;管理层的薪酬—业绩敏感性、离职—业绩敏感性较低而在职消费更高,表明控股股东与公司管理层存在合谋的倾向;而且,家族成员不担任董事长的企业的业绩表现要劣于家族成员任董事长的企业。这些研究结论表明,控股家族退居"幕后"降低了家族声誉受损成本,恶化了公司的代理问题,从而扭曲了公司财务决策。本文从一个新的视角检验了家族涉入对公司财务决策的影响,为家族与非家族成员参与企业财务决策的差异提供了新的解释。     

地区代际流动性对企业管理家族化的影响研究

考察了地区代际流动性水平这一非正式制度因素对企业管理家族化的影响。 结果发现，一个地区代际流动性水平越高，当地企业实际控制人越少吸纳亲属参与公司管理。机制分析表明，高代际流动性水平会通过强化一般信任、弱化有限信任、加强企业实际控制人的公平感知等，降低企业控制人对选用家族成员进入管理层的需求，同时代际流动性水平越高的地区劳动力市场配置效卒也越高，进而提供更多的市场化管理人才，这两方面影响均会抑制企业管 理的家族化。进一步分析发现，平均而言，家族成员参与公司管理有助于缓解企业的代理成本，但这一效应在代际流动性水平较低的地区并不存在，表明带固的社代际流动导致企业管理模式选择的 “非理性＂偏移。将代际流动性这一非正式制度因素引入企业家族管理模式的成因分析，为此项研究领域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