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关于“从抽象到具体”的思想指明了理性认识的两个阶段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里曾经谈到关于“从抽象到具体”的问题。对“从抽象到具体”如何理解?它只是逻辑思维方法呢?或者既是逻辑思维方法同时又是理性认识的两个阶段呢?这个问题在哲学界和经济学界中有着不同的理解。有些同志一看到“从抽象到具体”是马克思在谈经济学的方法时提到的,就往往只讲它是一种逻辑思维方法,而不讲它是理性认识的两个阶     

浅论黑格尔的“否定理性”——与张传湘同志商榷

关于思维过程的阶段问题,是我国理论界正在研究的一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理论问题.张传湘同志在《马克思关于“从抽象到具体”的思想指明了理性认识的两个阶段》一文(以下简称张文)中作了有益的探讨,读来颇受启发.但对于其中的有些观点,尤其是涉及到黑格尔观点的部分论述,本人尚有一些不同看法,故撰此文,以就教于张传湘同志和理论界的其他同志.张文认为马克思关于“从抽象到具体”的思想来源于黑格尔,而黑格尔的思想又是在康德关于思维过程区分为知性和理性两个阶段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这是有道理的.问题在于:黑格尔究竟主张思维过程分为几个阶段?他是怎样在被康德割裂开来了的知性和理性之间找到一条山此达彼的桥梁的?马克思对黑格尔这一思想的革命性改造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正是在这些问题上,我认为张文的观点值得商榷.而这些问题,实质上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问题:黑格尔的所谓“否定理性”在思维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什么?(一)正如张文所指出的那样,黑格尔的确说过:“逻辑思想就形式而论有三个方面:(a)抽象的或知性[理智]的方面,(b)辩证的或否定的理性的方面,(C)思辨的或肯定理性的方面” (《小逻辑》 198O在版 第172页,以下不注书名者皆引自本书.)但是我     

学习马克思倡导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第一次对“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作了科学的系统的论述,认为这一方法是把握和再现“具体”的一般的思维方法,也是一般科学研究的方法。这,有着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重大意义。 什么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马克思说:“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马克思恩     

关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思维方法

当前在我国哲学、逻辑学界,都公认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辩证逻辑的基本思维方法,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科学方法。但是对这个方法的具体理解和阐述,尚存在不少分歧。本文试图通过介绍黑格尔、马克思在辩证逻辑方面所做的贡献,来阐明我们对这一方法大致轮廓的理解。在哲学史上,黑格尔不仅第一次阐明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思维方法,而且是第一次运用这个方法建立起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如他的《精神现象学》、《逻辑学》等都是运用这一方法的典范。黑格尔在这个方面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略论马克思《资本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马克思在建立其政治经济学科学体系时,为从整体上反映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所采取的一种逻辑叙述方法.全面地阐述这一问题,是一项专著所能完成的任务.本文仅从两个方面作一简略的论述.(一)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建立政治经济学科学体系的唯一正确的方法马克思指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那末,"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抽象"和"具体"的内容是什么?第一,二重意义上的"具体".马克思在《导言》第三节中说,"具体"有两种存在     

从抽象异化理论到唯物史观异化理论——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发展的“三阶段说”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在他的早期著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该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历史的、逻辑的过程,由起初抽象的人本主义的异化理论发展到成熟的唯物史观的异化理论,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总的说来,这一发展过程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青年马克思时期,该阶段提出了抽象的人本主义的异化劳动理论;第二阶段是初步形成比较成熟的唯物史观的异化劳动理论;第三阶段是唯物史观异化劳动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这三个阶段之间是一脉相承的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正确理解和把握这几个阶段之间的历史联系,对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具有重要意义。     

论马克思《导言》中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

用经济学说史的观点探讨了马克思在《导言》中所论述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认为《导言》是马克思为他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规定研究对象和方法而写的。马克思以17世纪和后来的经济学家所应用的方法为例来说明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马克思在《导言》中,对政治经济学方法的考察始终围绕着创立自己的政治经济学体系问题。     

关于董仲舒人性论的两个问题——与廖其发同志商榷

在董仲舒的思想研究中,人性论是极有争议的一个课题.廖其发同志的《董仲舒的人性论与教育思想研究》(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在有分析地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新见解.对董仲舒的人性思想与其相关的教育思想,作出了有价值的研究,把这个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给人以启发.但就笔者所见,文中有的论点,似有作进一步探索的必要.故依一孔之得,就如下两个问题请教于廖其发同志与各位方家.     

“跨越说”不属于马克思——与曾盛林同志商榷

“跨越说”不属于马克思——与曾盛林同志商榷甘建民不知是由于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所使用的“卡夫丁峡谷”这一古罗马典故包含有什么特别的微言大义呢，还是由于我们东方人所具有的特别偏爱和擅长形象思维的思维习惯，近年来不少论者都对马克思关于“卡夫丁峡...     

关于金圣叹的两个问题与张国光同志商榷

对于金圣叹的评价,历来分歧很大。张国光同志对于金圣叹问题发表了几篇文章,认为历来强加给金圣叹“反动文人”的帽子,应该摘去,强加给金圣叹的不实之词,应该推倒。这个意见,我认为是正确的。“四人帮”曾经借评《水浒》之机,对金圣叹的历史遗产又做了一个横蛮的裁决,硬说金圣叹是一个“反动文人”,把金圣叹研究这个学术问题,变成一个“政治禁区”。张国光同志在十年动乱之后,敢于解放思想,冲破“禁区”,提出不少可贵的看法。我认为,这种精神和态度,是值得提倡的。但是,对于金圣叹是否是一个朴素唯物主义的启蒙思想家,是否是一个歌颂农民革命和革命政权的思想家,我同张国光同志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本文拟就这两个问题与张国光同志进一步商榷。     

关于“伍子”的两种解说——与陈立仲同志商榷

屈原《九章》“伍子逢殃兮”中的“伍子”,从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直到今天的注本,无不把它释作“伍子胥”,我们认为是正确的,理由有三: (一) “伍子”出现的语言环境是“接舆髡首兮,桑扈赢行,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与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全段是诗人就亲身受谗被逐而不用的现实遭遇,联系整个历史上用人方面的悲剧,既自解自慰,又表达中正不阿的决心。“伍子”与“比干”相提并论,“比干”是忠臣,“伍子”也必与之同调,犹如“接舆”与“桑扈”同调     

黑格尔的“上帝”与基督教的“上帝”的涵义“截然不同”吗?——与张传湘同志商榷

张传湘同志在《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一期上发表的《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存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前吗?》一文,对黑格尔的“绝对理念”的涵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读后获益匪浅。但我觉得有的观点还值得讨论,特提出来同传湘同志商榷。 传湘同志认为,黑格尔“所讲的‘上帝’,同基督教所诽的‘上帝’有着截然不同的涵义”,黑格尔讲的“上帝”是“世界的本质”,是“共性、普遍”,是“无限的整体”。我认为,这一解释不完全符合黑格尔的本意。 第一,从黑格尔对旧玄学证明上帝存在的论述来看,黑格尔心目中的“上帝”就是基督教的“上帝”。传湘同志在指出黑格尔“批评了宇宙论对‘上帝’存在的证明方法”之后,引了黑格尔的一句话——“当然不适合于表达我们所了解或我们所应了解的上帝的性     

试论列宁对抽象和具体辩证法的贡献——兼与陈敬泰同志商榷

《山西大学学报》一九八二年第三期登载了陈敬泰同志《试论具体和抽象》一文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探讨了抽象和具体这对范畴的涵义及其辩证关系,其中许多具体论述是合理的,并具有启发性。但是总的来看,该文主要是基于马克思在这一问题上的思想来展开探讨的,而对于后人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对抽象和具体辩证法的深入阐述则注意不够,因而限制了眼界,使得有些认识没有达到应有的深度,或者     

人民主权：从抽象的到具体的——卢梭与贡斯当思想之比较

贡斯当与卢梭关于人民主权学说的相似点在于都把"自由"作为其逻辑起点和归宿,他们人民主权学说的不同点在于"人民主权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人民主权是否可以分割"、"人民主权的实现形式是间接民主还是直接民主"这三个方面。贡斯当通过对卢梭人民主权学说的批判,把"抽象的人民主权学说"演化成"具体的人民主权学说"。抽象的人民主权必须落实为具体的制度安排,否则其极有可能成为"暴政"的口实。     

关于肃慎两个基本问题的辨析——与薛虹同志商榷

■虹同志在《肃慎和西团山文化》一文中,以大量事实说明,西团山文化是肃慎的遗存,及这一文化的断年和与中原的联系等,读后,得益不少。但是,他对肃慎地域和肃慎与挹娄、勿吉关系的论述,与史实有出入。草写此文,与(?)虹同志商榷,求教于读者。一     

传统文化是否限制了罚金刑——与石英同志商榷

读了1990年第二期《辽宁大学学报》所载石英同志的《罚金刑初探》一文,觉得讲的有些道理,但有的地方还应商讨,尤其文中谈到我国罚金刑没有充分发挥作用的原因之一,就是传统法文化对立法和司法影响问题,更值得商榷。一、儒家思想对法律思想影响问题我国的传统文化是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形成的,深受儒家思想影响这是不容否认的,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有精华也有糟粕,这也是人所共识。但并不能因此一提到糟粕或消极因素,便都归罪于儒家思想。对     

关于“本质属性”概念——与李先焜同志商榷

关于概念的定义问题,李先煜同志在题为《概念反映什么》一文中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见《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3期)。其中否定“概念是反映事物的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的定义的观点,我们是赞成的。但是,李先煜同志否定这个定义的论据是值得商榷的。 我们不赞成“概念是反映事物的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的概念定义。但是,我们并不否定有反映对象的本质属性的概念存在,当然也不否认对象有本质属性,不否认“本质属性”这个概念本身。 李先煜同志是从否认事物有本质属性,进而否认“概念是反映事物的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这个定义的。他认为,“本质属性”这种提法是没有科学根据的。他的主要理由是:本质是内在的一般的东西,而属性是外在的特殊的东西;本质与属性的关系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以“本质”来限定“属性”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 李先焜同志的这种观点是不能够成立的。 首先,李先焜同志关于事物属性的定义是不确切的。他说:“所谓属性,就是事物的本质(或事物的质,在这里本质与质是属于同一序列、意义基本相同的概念)在与其它事物发生某种关系时的外在表现。” 这个定义有两处不确切: 第一,在这里,发生某种关系的不是事物的本质与其它事物,而是事物与其它事物     

“绝对理念”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并非是互不可分的关系——与张传湘同志再商榷

张传湘同志在《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5期发表了《再论“绝对理念”并非时间上先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以下简称张文)一文,又一次强调了“绝对理念”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互不可分的观点,并回答了我们的质疑。为了澄清问题,我们再谈几点浅见,以就教于张传湘同志。 我们认为,黑格尔主观上是想建立一个“绝对理念”对客观事物逻辑上在先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但是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对外部世界有两点优越:一是可以“独立自存”,二是现     

从“城市雏形”谈起——与杜瑜同志商榷

杜瑜同志在《中国史研究》上撰文论述城市的起源时,提出了一个新鲜的论点,认为,城市的早期形态只是个“城市雏形”,到了国家产生以后,城中有了“政治”,才成为一个“真正的城市”。杜同志认为,这种说法符合马克思主义观点,马克思也曾“特别”做了这种区分。 对此我感到很有可商榷之处。尤其,说马克思也曾“特别”做了这种区分之说,我的看法是不同的。     

“两个口号”的论争究竟为什么发生——与林志浩同志商榷

三十年代“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的论争,从表面看来,是以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成而告一结束的.但实际上,对这两个口号的评价的分歧却一直存在着.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由于要共赴国难,挽救危亡,要集中精力摧毁国民党反动政权,夺取民主革命的全国胜利,文艺界的同志们都捐弃成见,团结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