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启超文学观念的更新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一批文坛巨匠对梁启超文学观念的更新有催化助长之功 ,而且经过梁氏之文影响了当时和以后的中国文坛。     

“情圣”杜甫申论

梁启超称杜甫为“情圣” ,主要指其忧国忧民的博大情怀、真诚深挚的人情美、人道主义的博爱精神等方面 ,也表现为其情之真、情之善。     

“新民”视野下梁启超的文学改良观

由于思想改造与文学革命目标的一致性,梁启超的"新民"观与其文学观念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密切联系,在"新民"观的制约和影响下,梁启超的文学观念和创作实践体现出鲜明的启蒙性、功利性与通俗性特征。这种文学观念和文学实践不仅支配了清末民初文坛,也同样波及到五四及其更远的现、当代文学,成为理解20世纪中国文学尤其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一把钥匙。     

作为嗣续光大“国民性”与“国性”的文学——梁启超1915年前后文学观的转变

1915年,梁启超在内忧外患的时局中宣布将报国的方向由政治转向社会,其借改造社会以改良政治的思路与同样以该年为起点的《新青年》同人取得共鸣。但其思想中不断增强的文化民族主义因素使他修正了对"国民性"等问题的负面认识,这与后者单纯的启蒙立场分歧明显。梁氏认识的转变反映在这一年写成的三篇文学短论中。他不再将文学视作改造"国民性"的利器,而是将其作为传承光大"国民性"和"国性"的重要手段。以此他指斥当下有害于国民和"国性"的"新小说",并将文学的发展联系于本国的文化和历史。梁氏此期的认识转变预示着其投身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思想动向,其与新文化运动及文学革命主流话语的分歧也以此为开端。     

论梁启超的科学主义思想及其影响下的文学观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他较早地接触到西方近代科学并经过吸收、反思和整合,逐渐形成了具有个人特征的科学主义思想,在理论和实践方面为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贡献。作为其思想体系重要部分的文学观也受到了科学主义思想的影响,逐渐表现出与传统文学观念的不同,并具有理性内涵和现代性特征。     

论梁启超艺术情感观的历史意蕴

学术大师梁启超不仅是中国20世纪初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家,而且还是一位融会中西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对中国近代历史文化思想发展起到了奠基和开拓作用。他在其历史文化思想中最重视对情感和艺术情感的研究。所提出的情感乃是艺术将生命与宇宙众生并合为一的通关见解、屈原词赋作为其情感化身令他最终＂为情而死＂等论点,均富有独创性和开拓性。     

梁启超“三界革命”与现代汉语语境文学观念的发生

中国传统文论之“文”与西方现代诗学之“文学”是两个异质的谱系。然而,从晚清至“五四”,粱启超却以“三界革命”为中心,在借鉴西方现代诗学中“文学”的观念并摆脱中国传统文论中“文”的意识后,从功利主义一维初步确立了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观念。     

从“词章不能谓之学”到“文学”宜有专史——梁启超“文学”观的变迁与近代中国文学史观的形成

近代中国的学科体系是在汲纳西方学术分科观念的基础上形成的。梁启超作为促成近代中国新旧学术转型的重要学者之一,其"文学"观念也经历了由"词章不能谓之学"到"文学"宜有专史的转变。考察梁启超"文学"观的变迁,有助于揭示"文学"概念演变的历史轨迹及近代中国文学史观的形成。     

论梁启超“善变”的孔教观

梁启超的思想以"善变"著称,他对孔教的态度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早期,他师承康有为,力主"保教",提出了孔教的"六大主义"说;中期,他"尊孔而不保教",放弃了"保教"主张;而在欧游之后,他的儒家情结被激活,对孔子及其思想进行了重新解读。了解梁启超孔教观的"善变",有利于我们在当今多元文化的并立中重新定位和评估孔子及其所代表的儒家文化。     

日本启蒙主义文学对梁启超文学启蒙思想的影响

梁启超文学启蒙思想受到了日本启蒙主义文学的深刻影响。日本政治小说、明治维新时期文学的文体论都成为其文学启蒙思想建构的宏富资源,可以说,日本启蒙主义文学是其文学启蒙思想形成的重要基础。     

从刘勰与梁启超的文学趣味论审视当代中国文化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有着内在的承续性,从刘勰的《文心雕龙》到梁启超的文学批评,涉及重要的文学趣味论。文学趣味反映出特定时代的社会心理,是社会价值取向的显现。刘勰与梁启超处于时代变动与文学转变的年代,当时的文学趣味出现了浮靡的倾向,在这种时候,他们都以文学批评家的良知,对于当时的文学趣味进行了分析论述。透过他们的批判,可以审视中国当代的文化价值,对于我们重建中国文学的趣味论有着启示作用。     

梁启超文学翻译作品的文本特征分析

19世纪翻译作品类型已经比较完备,当时的翻译家对外国作品以意译和译述为主要翻译方式。梁启超对翻译何种书籍,如何培养翻译人才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精辟的观点,亦为其翻译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从提出时间与观点内容观之,在我国关于翻译标准的研究历史中,任公亦留下浓重的一笔。这一时期所采取的翻译方式基本上都是译述或意译,误译、删节、增添之处时常可见,梁启超所译的文学作品中深刻地反映出这些特点。     

杜甫以诗论诗的文学传播倾向

以诗论诗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形式之一。本文立足文学传播学立场,以传播学方法体系为指导,以传播学的理论模式与基本概念为依托,对杜甫开创的文学批评形式进行传播倾向的初步探索。可以见出杜甫论诗诗的文学传播倾向由文本传播倾向、传播者形态及受众接受情况三个层面构成,且彼此互相作用,对以诗论诗这一文学批评形式的传播影响深远。     

梁启超与晚清文学的通俗化、大众化道路

梁启超以其"三界革命"文论为中心的文学启蒙思想深刻地影响了晚清文学形式的嬗变,文学作为启蒙民众的工具必须走通俗化、大众化道路,而晚清小说的繁荣与白话文运动的蓬勃开展,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启蒙者理论提倡后的必然选择,这也可视为梁氏文学启蒙思想的又一历史贡献.     

阳明心学与梁启超的文学改良观

阳明心学为梁启超契合中西文化和文学观念提供了哲学背景和理论平台 ,它规范着梁启超在“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文界革命”中的思想理路和理论品质。就思想特质而言 ,梁启超一方面强调文学的政治功利性 ,另一方面又注重文学的艺术审美性。阳明心学调适了二者的内存冲突 ,体认了文学功能性、主体性和自律性特征。从心学的角度看 ,梁启超的文学启蒙性和“五四”新文学的启蒙性是一脉相递嬗的     

地理环境论与梁启超的“新史学”理论

梁启超的“新史学”理论受到多种西方学术文化的影响,地理环境论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梁启超不仅系统介绍了地理环境论的主要思想,还具体探讨了地理环境与中华文明之间的联系,并试图通过中西地理环境的差异解释中西文明的不同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认识的提高和深化。但梁启超并不是地理环境决定论者,他只是将地理环境作为影响历史发展进程的一方面因素。      

梁启超

童年的梁启超聪明过人,才思敏捷,祖父梁延十分喜欢他。梁启超五岁时开始读《四书》、《五经》;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2岁考中首榜第一名秀才,被乡人称为“神童”。当地群众流传不少“神童”梁启超的故事。     

梁启超戏曲理论中的趣味观念探析

梁启超是一位极具忧世情怀的思想家,同时又是一位自强不息的乐观实干家。作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家,梁启超的思想与实践都在他的著作中得以体现。趣味的革命是梁启超的戏曲美学的核心内容。他从感性生活层面出发对具有古典哲学思想趣味范畴进行了理性尚实的现代化阐释,使得趣味从高雅的戏剧美学殿堂融入到日常的改良新戏及戏剧理论中,肯定戏曲的社会作用,强调戏曲与社会政治环境的联系,对我国近现代戏剧产生深刻的影响。     

梁启超学术文化史论中的科学观念

梁启超作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领潮流、开风气的人物,探讨其科学观念的演变,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其学术文化史论中的思想主要包括,第一,对"科学"概念认识的演变;第二,对传统学术缺乏科学与科学精神的批判;第三,弘扬与阐发传统学术中的科学精神;第四,关于"反科学"厘析。通过梳理、总结梁启超在近代科学观念传播中的贡献,可厘清其"反科学"之恶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