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作为现代武侠先声的“技击余闻”系列小说

"技击余闻"系列小说是以林纾《技击余闻》为起始,主要集中于民国初年刊载或出版的一系列文言笔记体小说。它们着重表现技击功夫,将一系列武功搬进了小说;同时也对习武之人如何处理个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有价值的思考。"技击余闻"系列小说作为一种先导,为1920年代现代武侠小说的成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钱基博《国学必读》的编选思想及主要特色

钱基博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教育家和国学大师.他在1924年为中学生编选的《国学必读》一书,纲举目张,选文精审,在考虑到当时中学生的实际能力和现实需要的同时,也兼顾了各个朝代的文章,成为当时影响较大、流传甚广的国学普及读物之一.钱基博特别强调文学可以“通国学之邮”,故单独拈出《文学通论》作为上册.下册《国故概论》分别按通论、经学、小学、史学、子学来进行辑录,体现了钱基博的“国学分类”思想.《国学必读》对今日之“国学热”或不失为一种反思和参照     

可变与可法:"钱基博、李详之争"与桐城派批判

1929年,李详与钱基博展开了一场关于桐城派的论争,将古文阵营内部对桐城派批判的分歧呈现了出来.李详持反桐城派立场,钱基博主张拓宽桐城义法,他们代表着从晚清到民初为"文白之争"所掩盖的古文内部分歧.不过,这场论争也达成了关键的共识,他们都认为林纾之文不属于"桐城嗣法".这为钱基博撰写《现代中国文学史》增添了李详之文的材...     

关于钱基博、钱钟书父子生平的一组史料之考论

在作者近年进行的《无锡时期的钱基博、钱钟书父子》的课题研究过程中 ,发现了不少有关钱基博、钱钟书父子在无锡时期活动史迹的材料。本文即是对其中一组史料的考论。     

“曾门四弟子”在近代文学史的产生与接受

"曾门四弟子"是研究晚清古文时必须涉及的一个概念,最早出自近代骈文家李详的《论桐城派》。"曾门四弟子"作为曾国藩之后接续古文文脉的晚清古文家代表,为桐城派后期别支"湘乡派"提供了创作倾向相对一致的作家队伍。而这一概念能被此后的文学史和桐城派研究接受并沿用,则离不开钱基博对李详湘乡派观点的进一步阐发。钱基博从文章源流和作品风格两方面深入分析湘乡派的创作实绩,构建与传统的桐城派分庭抗礼的晚清古文脉络,客观上明确了曾门四弟子在近代文学史中的地位。"曾门四弟子"从提出到接受,侧面反映出近代转型期文学批评视野的变化过程。     

“现代”中国文学史——读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

与后来的文学史以建构科学客观的知识学为目的不同,钱基博以传统子、史精神“撰著”《现代中国文学史》,将王阁运、章太炎、康有为、陈三立、严复、王国维、梁启超、胡适等并置一起,讨论他们如何以各自的理论见解和创作实践共同参与和见证“现代”这一“事件”。梁启超、胡适倡导“革命”,追求文学日新叉新的“现代”;章太炎则代表着第二种“现代”人物类型,身预追新求变的“现代”潮流,却自始即长虑却顾,意识到必将随新变而来的种种流弊;《现代中国文学史》着墨最多也是人数最多的是第三类人物,康有为、陈三立、严复、王国维、章士钊等人包括著者钱基博自己,他们始则舍旧谋新惟恐不力,晚则痛加追悔。一部《现代中国文学史》堪称三类“现代”文人之“忏悔录”。     

钱基博国学观及其特色

自晚清"国学"一词风行以来,给其所下的定义,为数不少,对其内涵和外延的理解,更是争论不休,莫衷一是。在这些理论当中,钱基博先生的国学思想可谓独树一帜。他认为"国学"即"国性之自觉",我们学习国学的目的,乃在于"发国性之自觉,而纳人生于正轨"。不仅涵有"精神国防"之意味,而且充满了人生哲学的"正能量"。基于这一认识,分析钱先生一生的国学活动及其言论,可从五个方面总结其国学观的主要特色。     

论钱基博对《礼记》的文章学解读

国学大师钱基博的《札记约纂》别开生面地从文章学角度对《札记》进行了解读,这是创新之举.他认为《礼记》的写作好在三个方面:一曰选字造句之妙,二曰关键筋节之法,三曰谋篇命意之要.     

试论钱基博民族主义思想——以《现代中国文学史》为例

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蕴含的民族主义思想,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承接晚清“经世致用”观点而来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独特的“现代中国文学”观与开放的世界民族主义思想;介于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的政治民族主义思想。钱基博民族主义思想所表现出的这种多歧性与复杂性,究其原因,在个人层面,是其一代人所受到的传统儒学教育的烙印与近代西学的影响二者间的剪不断理还乱的交错缠结;在社会层面,则是近代中国社会的政治转型与文化转型不同步的时代背景。     

钱基博文献学成就三论

钱基博是近代有名的学术大师,他一生藏书、读书、著书、教书,重视文献的搜辑、整理和研究,在二十世纪中国文献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本文尝试总结钱基博在文献学方面的成就,重点考察其在版本学、目录学、文献学思想方面的贡献。     

论司马迁天人观与文学思想之关系

中国史官文化天人观,是司马迁“实录”与“爱奇”相统一的思想及著名的“发愤著书”说的基础,并从总体上构成了司马迁文学思想的深层理论依据和逻辑起点。以往的研究正因为忽略了这一点,而对司马迁的文学思想产生了诸多的误解。     

吴骞与《临安志》研究

吴骞是清代著名徽州籍藏书家,一生藏书无数,曾建造拜经楼以藏书。《临安志》为吴骞藏书的精华,其也曾以此为荣。通过对《临安志》的收藏,吴骞与黄丕烈、陈缱等人频繁往来,互相借鉴、诗文唱和,从而构成了藏书史上的一段佳话。遗憾的是,吴骞去世后,其所藏《临安志》开始流散并被递藏：其中,（淳祜）《临安志》被陆心源递藏,现藏日本静嘉堂文库;（成淳）《临安志》被丁氏递藏,现藏南京图书馆;（乾道）《临安志》现藏于台湾中央研究院图书馆。     

《诗三百》编订“讼案”与趋势

依照司马迁描述,孔子搜集、整理和重新编定《诗三百》,形成了文献意义上的“善本”,同时也是按照新标准（“取可施于礼义”）辑定的“精选本”。后人依据不同史料进行不同解读,分歧主要集中在孔子搜集整理和依据的原始文献到底有多少篇,孔子是对已完全成型的积累文献进行“校勘”还是“重新编定”及“重编”幅度、是否发生文本性质的“质变”。近年发表关于孔子“删诗”的论文,超过70％支持“删诗”说,不断有新材料或新论证支持该说。司马迁“删诗”说不但有调查与史料的依据,其描述潜隐着一个关键史实：从孔子逾战国至汉武帝时期———距离真相最近的400余年间,包括战国墨、道、法诸家,当时社会均对儒家编定《诗三百》并无异议。这一个最重要的事实,原本必须充分尊重。     

“钱学森难题”与研究生教育观念的世纪反思——纪念钱学森诞辰100周年

钱学森在2005年提出了“钱学森之问”或“钱学森难题”。“钱学森难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教育命题,求解它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联系目前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必须站在时代的高度重新反思大学的本质、研究生教育的特性、研究生读书治学的态度等这样一系列根本问题。革新研究生教育观念是求解“钱学森难题”的关键环节和必然要求。     

《中华道藏》校点疏误例释

指出了《中华道藏》中校点的几处疏误：《正一法文经章官品》中“中外强徉”之“徉”当作“”,为“”之形讹,“”是“祥”的换旁俗字;《陆先生道门科略》中“三官遣考,召君史潜守门户”中间不应点断,“史”为“吏”之形讹;《洞玄灵宝五感文》中“动生怨怪”之“怪”当作“恡”,为“悋”之俗字;《老君音诵戒经》中“吏兵、管护者哉”中间不当断;《太上老君戒经》中“不欲人在已先病者”之“已”为“己”之形误;《女鬼青律》中“食寅”不辞,“寅”与“肉”之俗字形近而误。     

佟晶心戏曲研究的学术取径与创新意义——民国时期戏曲研究学谱之十八

佟晶心是最早使用“话剧”这个词的人,他在《剧学月刊》、《歌谣》等当时知名的学术刊物上发表戏曲及民俗研究论文数十篇,他的专著《新旧戏曲之研究》被誉为“革命式的书”,学术观点曾得到卢前、赵景深、台静农、吴晓铃、叶德均、顾颉刚、罗常培、谭正壁等著名学人及名伶程砚秋等人的关注。佟氏还是一名高产的剧作家,在话剧及传统戏曲方面均有作品问世。令人遗憾的是,佟晶心和杜颖陶、邵茗生等人一样,均是20世纪上半叶古代戏曲研究史上不容忽视却久被忽略的“失踪者”。这种学术史地位与研究史现状之间的悖论,再次说明目前的学术研究史版图还远远称不上丰富和完整。     

论司马迁的黄帝观

司马迁撰写《史记》,以黄帝为首,其中体现的黄帝观影响后世深远,值得专门研究。学界研究黄帝,多以司马迁的记载为基本材料,但目前尚未见到专门研究司马迁黄帝观的论著。根据司马迁《史记》文本,从材料出发,用历史学方法归纳、概括司马迁黄帝观的内容,分析和揭示其背后的历史背景和条件,有助于今人科学认识历史上的黄帝观。研究认为,在司马迁之前,黄帝只是神话传说,司马迁一变而为正史实录,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华文明起源的书写形式,完善了中华文明史系统;从司马迁描写的黄帝看,黄帝实有其人,有家有业,有家人,有后裔,而且有生有死,“黄帝崩,葬桥山”,传说中的人物由此变成了客观存在的历史人物.而和司马迁同时的汉武帝却惑于神仙方术,相信黄帝铸鼎飞升;司马迁的黄帝观以理性的描述内容,抑制了当时一些人神秘化历史人物的消极倾向.司马迁在描述中还隐含了道德史观在内,在他看来,黄帝之所以做出了杰出历史贡献,是因为黄帝“修德”;所以,司马迁表彰黄帝就在“彰明德”。这一观念,延续了西周以来的道德史观传统,更加凸显了道德在历史上的作用。     

钱钟书与林语堂散文的幽默品格及其文本差异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同时提倡幽默文风的文学大家钱钟书与林语堂，其幽默品格各有特色，前者重“理”，深得西方随笔的理趣，充满了学者式的思辨与博弈；后者重“情”，即情调，情趣，是对中国古典散文精神的继承，追求士大夫的闲适与雅趣，这与晚明“性灵文学”的渊源一脉相承。他们横移与纵向继承所形成的不同幽默风格及其文本差异，丰富了现代散文的内涵，对散文审美体系的建立产生了重要影响。     

现代文学研究的史论关系的再认识

20世纪在思想上是一个重主观轻客观、重主体轻客体的时代 ,这样的背景决定了在学术研究中产生忽视史料的弊病 ,只有社会环境的改变才可能在整体上改变这种状况。学术工作存在“我思故史在”和“史在促我思”两条路线 ,这两条路线都一样重要。“论从史出”的关键是“出论”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未能出论 ,是它的更大的弱点。     

“说谎者悖论”、“亦此亦彼悖论”的简明消解——“复合命题”和“矛盾定义”谬误

欧布里德的“说谎者”悖论和赫拉克利特的“亦此亦彼”悖论,两者携手挑战亚里士多得的“不矛盾律”。西方的“真值间隙”、“变值”和“语境敏感”诸方案成功地消解欧氏的一些“弱”例;但是本文的“复合命题”方案试图消解欧氏的“强”例,较彻底地表明:欧氏挑战 (亚氏的 )“不矛盾律”失败。最后,本文指出赫氏的“亦此亦彼”悖论挑战“不矛盾律”成功;但是我们为了“实用”需要而把“亦此亦彼”修订为“可此可彼”,指赫氏犯“矛盾定义”谬误,使赫、亚二氏“平分秋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