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奥古斯丁对恶的问题的处理

恶的问题是基督教哲学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也是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因为它的出现对上帝的存在、上帝所被赋予的各种属性以及基督教的某些信条产生了威胁。无神论哲学家们利用这个问题攻击基督教的信仰,而神学家们则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以维护基督教的信仰。奥古斯丁就是其中的最著名的神学家之一。本文旨在通过浅析奥古斯丁对恶的问题的辩护来澄清以下观点:奥古斯丁并没有成功地说明上帝不是恶的来源。     

意志之罪:恶的根源——奥古斯丁恶理论的伦理意义

奥古斯丁是中世纪早期最重要的神学家、哲学家和伦理学家。这个世界恶的来源问题是基督教教义必须回答的根本问题之一。这个时期的相关理论都提出了意志为恶的起源论。奥古斯丁之前的神学思想家奥利金等人没有摆脱柏拉图哲学的影响,提出二元论的意志说。奥古斯丁坚持认为,造物主所创造的这个世界的一切从本性上看是善的,同时认为上帝给了人意志自由。正是因为被造物(魔鬼与初人)有意志自由,他们因为骄傲而自己背离上帝,从而才有了罪与恶。骄傲是恶的开端,而谦卑是一切德性中首要的德性。     

王阳明“四句教”与佛学关系新解——兼论“无善无恶”非境界论

王阳明在阐述＂四句教＂时颇为犹豫的心态与其一向自信、果断的性格有着明显的差异,根源在于他意识到＂无善无恶＂与佛学的＂不思善恶＂之说极为相似。从理论归属上看,＂无善无恶＂延续了佛学＂作用即性＂的思维模式,消解了良知的性善根据。学术界将＂无善无恶＂阐释为境界的无滞性,此观点不符合王阳明的本意。     

社会发展与文化张力——中国古代“恶文化”社会功能刍议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在其孕育萌发的那一刻就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发展倾向。＂恶文化＂正是其多元文化发展中的一极。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恶＂有实体之恶与虚体之恶之两端,其表象虽分为两途,但都对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进程与文化形态的整合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汉娜·阿伦特对“平庸的恶＂的哲学反思

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汉娜·阿伦特提出了“根本的恶”的概念,论述了极权主义统治所犯下的极端的罪恶。然而通过对艾希曼审判的关注,她逐渐改变了原来的观点,提出了“平庸的恶”的观点,认为极权主义所犯下的罪恶往往都是由与艾希曼类似的平庸而肤浅的人所促成的,并对德国特定时代的社会隐忧和个人责任做出了深刻的反思。     

奥古斯丁与基督教神学的基本范式

奥古斯丁是基督教神学思想史上的理论大师，他的思想奠定了基督教神学的基本格调和范式。本文从认识论范式、伦理学范式、历史神学范式三个方面对奥古斯丁的思想进行概括，清理出其思想发展的内在联系，并且指明了其思想内容对后世基督教思想家的影响。     

恶之花的怒放——评析威廉·S·巴勒斯的小说《赤裸的午餐》

威廉·S·巴勒斯是当代美国文坛一位颇受争议的作家,代表作《赤裸的午餐》同样是一部令人争议的作品。小说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充满＂恶＂的人间地狱,这里泛滥着性、毒品、各种可怕的病毒及活在恶臭污秽中的一群变形的人类,其丑恶程度,令人发指。然而,巴勒斯正是以他对＂恶＂的选择、＂恶＂的存在及对＂恶＂的揭示与否定鞭挞了美国社会的黑暗,从而表达了其＂善＂的意志。通过其＂恶＂论证其善。     

基督宗教哲学的独立：终结还是开端？（下）——试析（托名）狄奥尼修斯的哲学神学本体论

本文所提出和关注的问题是:基督宗教哲学的独立,究竟是开端还是终结.文章尝试讨论了(托名)狄奥尼修斯的哲学神学本体论,意在指出,其旨趣在于如何将一方面是绝对超验的上帝和作为另一方面的自我传介的上帝联系起来思考,来探究神学和哲学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的.与此相关联,本文探讨了(托名)狄奥尼修斯的梯次性存在论,以及与之相关的屈普里安所表述的"教会之外无救赎"的本体论基础及意义;(托名)狄奥尼修斯为屈普里安所表述的这一公理给出了本体论上的理由,并使之成为一种普遍真理.而恶及其来源的问题,以及与此相关联的神正论问题,也是(托名)狄奥尼修斯在建构其哲学神学本体论时所无法绕过而必须讨论的主题;(托名)狄奥尼修斯并非如同奥古斯丁一样主要在神学层面讨论恶,而是重点在本体论和形上学的层面上研讨恶.本文认为,基督宗教哲学的独立自(托名)狄奥尼修斯始,而且(托名)狄奥尼修斯的哲学神学本体论思想具有一种超时间限定的品性,以及其对我们当代生命的意义,就此回答了本文在大标题中所提出的设问.     

基督宗教哲学的独立：终结还是开端？（上）——试析（托名）狄奥尼修斯的哲学神学本体论

本文所提出和关注的问题是:基督宗教哲学的独立,究竟是开端还是终结.文章尝试讨论了(托名)狄奥尼修斯的哲学神学本体论,意在指出,其旨趣在于如何将一方面是绝对超验的上帝和作为另一方面的自我传介的上帝联系起来思考,来探究神学和哲学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与此相关联,本文探讨了(托名)狄奥尼修斯的梯次性存在论,以及与之相关的屈普里安所表述的"教会之外无救赎"的本体论基础及意义;(托名)狄奥尼修斯为屈普里安所表述的这一公理给出了本体论上的理由,并使之成为一种普遍真理.而恶及其来源的问题,以及与此相关联的神正论问题,也是(托名)狄奥尼修斯在建构其哲学神学本体论时所无法绕过而必须讨论的主题;(托名)狄奥尼修斯并非如同奥古斯丁一样主要在神学层面讨论恶,而是重点在本体论和形上学的层面上研讨恶.本文认为,基督宗教哲学的独立自(托名)狄奥尼修斯始,而且(托名)狄奥尼修斯的哲学神学本体论思想具有一种超时间限定的品性,以及其对我们当代生命的意义,就此回答了本文在大标题中所提出的设问.     

儒家与基督教关于人之恶消解的异同

恶是善的对立面,是哲学的关键点。对恶的问题的不同回答,构成了中西文化精神特质的差异。本文认为,作为中西文化精神支柱的儒家文化和基督教关于人之恶消解的异同主要表现为：在恶的来源问题上,儒家认为人性本善,恶来源于人们对物欲的过分追求,是“气质之性”的败坏所致;基督教认为人性本恶,恶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是原罪破坏了人的自由意志的结果。在恶的消解问题上,儒家消解恶的途径在于修身求己,通过道德修养来发明真心、本性,去恶扬善;基督教消解恶的途径在于神的力量,只有通过信仰基督,得到上帝的恩典才能获得救赎。达到善的目标。在恶消解后的终极结果问题上,儒家设想的人格终极目标是“内圣外王”的圣贤,终极社会理想是“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基督教设想的人格终极目标是无原罪在身的“第二亚当”,终极社会理想是“爱人如己”的“上帝之城”。     

中西传统人性论的公度性

本文以中西传统的人性论为例，揭示中西文化传统基本价值观的相似性和可比性。第一部分以类型分类和概念分析方法，按“人性是善还是恶”、“什么是善恶的中道”、“如何认识和克服恶”三个问题，梳理儒家各派的人性论。第二部分从西方思想史料中寻觅相同的问题和相应观点。最后比较中西人性论的特点和阐述两者的互补性。     

善与恶:存在与非存在——圣托马斯·阿奎那神正论评析

上帝存在与恶的问题是中世纪哲学重要问题之一。恶的问题通常被用作反驳上帝存在的理由,而应对这一诘难,为上帝存在的信仰作辩护的理论,就是神正论。圣托马斯·阿奎那在《论恶》一文中对恶的本质和恶的来源问题进行了仔细的澄清。本文通过对圣托马斯·阿奎那论证思路的分析和整理,认为其神正论有两大要点:第一,将恶解释为具体的善的缺失,从而对恶作了非实体化的处理,使其不具有本体论地位。第二,对自由意志与恶的关系的解释是,上帝不能给被造物一种只可行善不可作恶的自由意志,意志自由的本质在于可选择性。因此,上帝存在与恶的问题是相容的,恶的问题并不能作为否定上帝的存在的理由。     

自由意志与善恶决断：论奥古斯丁的自由决断

至善的上帝所创造的整个世界都是美好的,那么为何还有恶?恶是从哪里来的?这是奥古斯丁一直思考的问题。他认为上帝所造的一切物都是好的,包括人,但为什么人会犯罪而堕落呢?为什么在善恶的决断上出现了问题?不论是“始祖”受“蛇”的“引诱”,还是“始祖”与“蛇”的“共谋”,但都是因为“自由意志”,所以在择善避恶上自趋于下流,背离了上帝的看护和嘱托,为世俗之事所累,过着肉身无法支撑起高贵灵魂的龌龊生活,上帝面对人类如此尴尬的境地,上帝知情却怨而不怒,在十字架上漠视着人类的无耻。     

坏树如何能结出好果子——康德宗教哲学对基督教“改过迁善”问题的反思

继三大批判以后,康德在《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一书中全面阐述了自己的善恶观,把人的弃恶从善视作道德教育的主要目的之一。对基督教现有的神学道德理论进行分析和批判,试图建立起基于理性的宗教,即道德宗教。针对道德律令中最核心的“改过迁善”问题,康德深入分析了人性中的自由善与根本恶,将善与恶的转折归于自由意志下的向善禀赋和以该禀赋为基础所设的理性宗教上,继而作出了全新的解释。     

“灵魂”与皈依--奥古斯丁对灵魂精神性的论证

对于奥古斯丁来说,无法理解上帝形而上的精神本性问题是阻碍他皈依基督教的最主要的问题之一。而奥古斯丁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是依托于对灵魂的认识来进行的。在其早期关于“灵魂”的哲学对话录中,奥古斯丁就指认出一条通过认识灵魂来认识上帝的路径。在《论灵魂的宏量》中,奥古斯丁深化了他对灵魂的认识：一方面,奥古斯丁深受柏拉图主义影响,采用哲学论辩的方式,借助于理性论证而非依靠权威,从正反两方面论证了灵魂乃是无广延的精神性实体,反驳了唯物主义的灵魂观;另一方面,奥古斯丁在这篇对话录中第一次建构了其灵魂学说的本体论,同时也对其自身皈依基督教之前的思想历程进行反思与审视。可以看到,对“灵魂”的思考既帮助奥古斯丁解决上帝的本性问题,也成为其皈依之旅中重要的思想转折点。由此在柏拉图主义哲学思想训练和基督教信仰的双重影响下,奥古斯丁完成了最终的皈依。     

凄风苦雨唱新词——论中唐文人贬谪对文人词兴起之促进

中唐词坛上的几位重要词人都有过成为人生转折的贬谪经历。这种转折,让他们从京官、高官变成了贬官、逐臣,同时又让他们从诗人变成了词人——正是在贬谪中,他们开始注意民间的小调,并开始用这种小调来抒发万死投荒的艰辛与愤懑;正是经历过贬谪后,他们从＂兼济＂转为＂独善＂,从＂进取＂转为＂中隐＂,从追求文学的讽喻作用转为向往休闲、享乐的生活。贬谪中的创作,迈开了文人作词的第一步;而贬谪后的思想转变,又与唐宋词发展所需要的文化风气不谋而合。从这个角度来说,正是＂贬谪＂催生出文人词的兴起,并促成了它此后的繁盛。     

“说是”的功能与虚化

在自然口语中,＂说是＂具有两种不同的语用功能,一是篇章衔接功能,如＂解说＂、＂因果＂和＂转折＂等多种衔接功能,此时＂说是＂连词化了;一是话语标记功能,作用是标记＂信息来源＂。＂转述他人话语＂是＂说是＂的核心义。＂说是＂由两个偶然相邻成分发展为连词,再发展为话语标记,经历了由语法主语到言者主语再到信息来源的演化,动因主要是主观化的作用。     

从天理与善恶关系的角度看程颢与程颐天理的异同

程颢的天理与气为一体而尚未能分离,故而在程颢看来,气的善恶必须由理的善恶来负责。程颐则放弃了其兄理有善恶的观点,而将以善镇恶之理发展为纯善无恶之天理。此即将天理与气区分开来,理不再对气的恶负责,从而将恶的根源完全推给了气。这样,程颢与程颐的学术重心便很不相同,程颢的天理与气一一对应,故而其理与气关系的问题不多,主要的问题在于天理与性的关系问题,即天理的善恶如何经心性拣别而形成善性的问题。程颐则已解决了此一问题,其“性即理”将性与理直接贯通,其学术的中心在于如何处理理与气的关系。     

论圣·奥古斯丁的美学思想

圣·奥古斯丁的美学思想在西方美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关于美的本体、美的基本特质、美与艺术、艺术的使命等方面的观点,既超越了前辈学者,又对后世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研究奥古斯丁的美学思想,对于了解中世纪美学以及欧洲美学史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论《秀拉》的道德倾向

莫里森将《秀拉》界定为一部"关于善恶和友谊的小说",但其伦理特征有待评析。总结了评论界对主人公道德倾向的现有看法,即秀拉是恶、恶中兼善和无恶无善三种观点,在辩驳这些观点的基础上,根据马克思主义"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有利于人性的全面完善"两个衡量道德进步的根本标准,分析了秀拉几种典型"恶行"的伦理意义和道德影响,得出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秀拉》是对传统道德观的质疑和颠覆,其主人公根本上而言代表着"善"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