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董仲舒对诸子思想的整合

本文认为,董仲舒在吸收诸子思想的基础上建构出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和核心的理论体系,由于与所处的时代相切合,其政治学派便登上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宝座。     

司马迁与西汉礼治思想

西汉是昌明礼治的时代,叔孙通始发汉礼仪之嚆矢,经陆贾、贾谊等人的推明,礼遂成为西汉治国方略.到汉武帝一朝,经儒生董仲舒等人的倡导,西汉礼治则完全地移到了儒学的立场.司马迁的礼学观得力于孔子,在明<春秋>大义方面与公羊大师董仲舒有着师承关系.<史记>体现了司马迁以礼治国的思想,其五体排列的深层机制隐含着司马迁礼治思想的表达.     

我国社会工作的合法性困境及其路径重构

近十余年来,我国政府大力推动社会工作发展,然而,在实践中社会工作合法性依然频遭质疑,这折射出社会工作合法性具有多维理论意涵及实践特征。基于对既有理论与实践的批判性反思,本文从规制合法性、认同合法性、实效合法性三个维度建构了社会工作的合法性框架。高校、政府、社会工作者通过由外而内的知识引入、自上而下的制度建设、从无到有的职业实践初步建构了社会工作合法性。然而,社会工作合法性依然存在非均衡性与非系统性、认同缺失与文化隔阂、脱离民众与成效不足等问题,导致其形成“悬浮”式实践逻辑。这就需要助推社会工作合法性从“悬浮”迈向“扎根”,通过以社会建设为导向,优化社会工作制度生态;增进文化与社会认同,促进社会工作本土适应;扎根日常生活实践,切实发挥社会工作的服务功能,以重构社会工作合法性,实现社会工作助力共享发展型社会建设的当代使命。     

论抗战胜利初期中国共产党合法性建构

中共合法性与政权建立和巩固紧密相关,其获取权力和执掌政权都要得到社会和人民的认可,并且愿意服从它的领导和管理,它的合法性来源于它的纲领、目标、成员构成及社会的融入程度。中共合法性是在各种力量比较中选择的结果,能容纳不断成长的社会力量,坚持合作、包容、进步的理念,通过民主方式整合各种有利力量。中共合法性的建构,依赖其组织力量的存在和制度规范的完善,由内生条件和外生条件相结合,主动把历史必然性变为政治可行性和现实性。     

董仲舒大一统帝国的社会控制思想

本文从四方面探讨了董仲舒的社会控制思想:一、人性的善与恶成为其控制思想的理论前提;二、帝国大一统则是其最终的追求目标;三、"万物之主"的"天"成为思想与信仰的整合点;四、"三纲五常"被界定为理想社会秩序的范本.     

董仲舒体系建构对黄老学的吸收借鉴

黄老学是由先秦诸子学过渡到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儒学的一个中间环节。西汉初两者政治上的对峙立场并不代表学术上的隔绝。董仲舒构造其理论体系时,吸收借鉴黄老学的观点,并站在儒家立场上加以改造完善。     

全球化与中国共产党合法性资源的重构

利用合法性理论从合法性过程和合法性资源上分析中国共产党政治权威合法性的确立、特征和时代发展.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使人民获得解放而赢得了合法性,这种合法性因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延续下来.但这种合法性只是超凡魅力型权威和传统型权威的结合.随着全球化的到来,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这从各方面给中国共产党权威的合法性带来了挑战,如主流意识形态的相对淡化,新兴阶层的出现和利益团体的分化,政党权威的有限能力与社会进步后人们期望值的提高,转型期出现的各种矛盾冲突,特别是腐败加剧和贫富分化.为应对这些挑战,中国共产党必须从各方面培植、更新、重构自己的合法性资源进行理论创新,构建新的价值体系;进行体制创新,构筑法定-理性型权威;提高政策绩效,获得新的"特定支持".     

西汉“天人感应”思想的伦理意蕴

西汉时期的天人感应思想认为天是人的根源,天、人是同类,可以互动;天有意志、有人格,能赏善罚恶;天有道德理性,是人道的依据。这一思想包含浓厚的伦理意蕴:首先,培养人们对天地、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情,为我们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其次,根据天道确立国君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国君需效法天的溥爱无私,布德施仁,并通过爱民、利民来体现尊天,使封建时代居于权力巅峰的国君权力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再次,以天道为依据论证人际等级关系的合理性,对维护家庭的有序和社会的稳定也有重要的作用。天人感应思想无疑具有迷信的成分和消极的影响,但我们对它的合理之处也应有充分的认识。     

新诗集序与初期新诗合法性建构

早期新诗对如何在文学历史脉络中获得合理的位置,如何消除代表传统主流文学的“旧诗”所释放的压力,如何使知识分子乃至普通民众接受这一新式文体等要求十分迫切,新诗集序作为诗人们言说自我诗学主张和新诗发展理想的重要途径,以自己的特点与方式参与了为新诗正名的话语活动。新诗集序通过探寻中外文学发展脉络、完善新诗源头理论,为新诗寻找历史存在依据;序言不仅以对照旧诗的方式展现新诗现代品格,也不忘从传统文学中汲取有益养分,为转型与成长中的新诗提供新的诗学资源;此外,序言通过平等的姿态、谦逊恳挚的表达以及对新诗价值的陈述,努力从情感上消除读者怀疑并引导他们参与新诗建设之途。新诗集序从历史叙述、价值阐释与传播场域的开拓等不同维度推动了早期新诗的传播发展,成为参与初期新诗合法性建构的重要媒介。     

盐铁专卖与西汉中后期社会危机

汉武帝时开始实行的盐铁专卖政策是西汉中后期社会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实行盐铁官营,堵塞了农村过剩劳动力向私人工商业流通的渠道;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加速了农民破产并沦为流民和奴婢的过程.那种认为西汉前期私人工商业的存在与发展绝对有害于社会稳定并且全面肯定盐铁专卖政策的论点是片面的、错误的.     

礼·名分·合法性——中国传统政治研究的新维度

对于最高权力的合法性问题，在先秦时期已引起了儒家巨擎的关注。本文对儒家思想中的名分之礼与王权的合法性问题进行探讨，认为礼通过对名分观念的讲求，从符号到意义全面指引人的内心与行为，激发民众对最高权力支配地位这一既成现实的内心认可，从而奠定统治的合法性基础。     

康有为与清末帝制合法性危机

作为政治行动者的康有为,"保皇"只是他实现社会根本变革的策略。而"思想家康有为"则是一个帝制合法性的颠覆者。他与追随者所宣扬的民主共和、自由、平等、人权等观念和孙中山等革命派思想一起汇成巨流,彻底荡涤了支撑传统帝制的各种观念体系,使得上述现代政治价值观深入人心,促进了以帝制为象征的政治合法性的革命性转型。     

大学合法性危机：大学治理的原因探究

现代社会对大学的自我合法性证明有两个核心要求：社会效能和学术自由，文章从社会效能和学术自由这两个方面的要求探究了大学治理产生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得出大学合法性问题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大学合法性问题不仅体现在其因环境不同的变化性，还体现在其因遗传的不变性，大学治理是现代大学诉求其合法性的时代产物等结论。     

元代佛教文化与国家整合———以王权合法性构建为中心

有元一代,统治者对佛教文化大加利用,其藉由皇室仪式仪仗、君王名号赋予、帝师之制创立等路径,形塑出元朝皇帝为佛教“转轮王”的君主面相;同时亦借助皇权推动,促进了蕴含着强烈护国色彩与王权思想的佛教文献的弘播,继而从世俗与宗教两大领域双向强化了其统治合法性与政治领域中的“国家”“君王”观念。这不仅为论证元朝之正统性提供了重要的宗教理论基础与思想意识支撑,且对元代思想文化整合、多民族融合乃至大一统国家建构等皆发挥了重要意义。     

董仲舒“太平”理想社会的理论建构

先秦时期儒道两家都提出了"致太平"的思想,都把"天下太平"作为理想的政治目标,但此时的"太平"社会理想还处于萌芽时期,"太平"思想主要还是一种"太平"观念,还没有提升为系统的"太平"社会理想。到了汉代,董仲舒以公羊学为基础,融合了秦汉之时的天人感应和阴阳五行思想,建构了独特的"太平"理想社会体系。董仲舒还提出以"奉天法古"和实行王道政治来达致"太平"。经过董仲舒和汉武帝的努力,"太平"社会理想上升为官方的政治理想。"太平"社会理想的提出对汉代社会发展有着指引作用,同时"太平"社会理想也塑造着汉朝政权的合法性,对现实政治有着批判和矫正功能。"太平"社会理想深刻影响到现实政治的发展,对政教关系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合法性、合法性基础与执政合法性基础——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三维度考量

中国共产党"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其实质就是要维护和增强执政党的合法性。合法性是指一个政治系统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信仰和忠诚,反映社会对政治系统认可状况和程度的政治关系。合法性基础包括物质经济因素和精神心理因素两方面,物质经济因素是更强调为基础的因素,经济功绩与价值体系以及制度程序共同支撑着合法性的存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基础主要包括:绩效、意识形态、社会公正、政治民主、党群关系。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以意识形态为主、以经济绩效为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主三个的合法性基础的时期。进行合法性基础的重塑和增强,是当前中国共产党对新形势的挑战与诉求的回应。     

孝，何以必须？——孔子与董仲舒对孝道的不同建构

孝是古今中国社会的重大精神生活现象。孝在孔子那里完全建立在人性最基本的心理情感基础之上,发源于人心的内在要求和自觉意识,董仲舒则以天为基本视角而提出:孝白天地出,孝从五行生。董学第一次把孝纳入一种宇宙论的形上结构,从天的结构特征出发,论证出孝的合理性、合法性与合情性。与孝文化相伴生的是中国悠久的家文化。而这恰又与西方文化传统形成了鲜明比照。现代社会里,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孝的实现方式必然有所更新,利益原则的渗透也不可避免。     

统一战线与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的建构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统一战线所具有的广泛性、全民性及其他一些特点。统一战线的这些特点,凸现了政治合法性的人民根源性。中国共产党作为统一战线的当之无愧的领导者,是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客观结果。统一战线作为中共执政合法性的现实社会基础,既有理论又有历史依据。中国共产党创设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形式和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一系列保障和完善统一战线发挥作用的制度安排,是统一战线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现实社会基础的实现机制。     

合法性危机与东亚国家的政治转型

二战后出现的东亚国家权威主义政体的合法性来源,包括"负面合法性"、"政绩合法性"、意识形态与国际因素等.但是这些合法性是比较脆弱的,在权威主义统治的后期,由于"负面合法性"和"政绩合法性"的弱化、政治文化和国际环境的变迁等原因,合法性危机逐渐显现并且日益严重,从而为政治转型提供了契机.因此,合法性危机在东亚国家的政治转型中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这一考察有助于扩展对于政治合法性研究的视野,也有助于增进对权威主义政体政治转型原因和特点的认识.     

董仲舒对儒家仁学的创新与发展

董仲舒是汉代大儒,他对孔子创立的仁学非常重视,从三个方面做出了创新与发展。一、孟子认为仁源于人的恻隐之心;董仲舒则认为仁是天的本质属性,仁取之于天,从而确认了仁的外在的超越性本源。二、董仲舒继承孔孟的仁爱学说,第一次明确提出仁的博爱原则。三、孟子以后儒家倡导仁义,董仲舒则将仁与义区分开来,认为仁与义有分别：仁指向他人,要求安人、爱人,而不是自爱;义指向自己,要求正我、修己,而不是正人。董仲舒的仁爱学说,在儒学史乃至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