厄鲁特蒙古历史变迁中的一些问题

我国厄鲁特蒙古的名称、分布及其人口的演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民族兴起、发展和变化的一些情况,可从一个侧面来探索厄鲁特蒙古的历史,进而深入研究蒙古史也具有一定的意义。厄鲁特蒙古,是我国蒙古族古老的一个支系,是蒙古族的组成部分。元代称它为“斡亦剌”,明代称它为“瓦剌”,清代称它为“额鲁特”或“厄鲁特”。元朝灭亡后,蒙古诸部从中原地区退居到大漠南北,称“漠南蒙古”和“漠北蒙古”。     

厄鲁特蒙古达什达瓦部东迁承德考

1755年厄鲁特蒙古达什达瓦部从伊犁河畔迁徙到了清西北重镇天山北麓的巴里坤，之后在清军平定准噶尔贵族叛乱的战争中作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清政府为安抚达什达瓦部众，决定将他们迁往承德。1759年5月达什达瓦部总管布林等2136人分两批到达承德。目前承德市的达什达瓦后代已由建国前不足100人上升到340人，他们同各兄弟民族一道，为建设自己的第二故乡作出了新的贡献。     

伊犁厄鲁特营的戍边

1767年7月,厄鲁特营设立,主要任务除驻巡本营辖境卡伦外,还要协助索伦、锡伯、察哈尔等营驻巡卡伦等,厄鲁特蒙古在安内攘外的斗争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一部重要的厄鲁特蒙古历史文献——《咱雅班第达传》

在我们伟大祖国辉煌灿烂文化宝库中,少数民族的历史文献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以托忒文撰写的《咱雅班第达传》,就是我国厄鲁特蒙古的一部重要历史文献。厄鲁特蒙古即西蒙古,是我国蒙古族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从十七世纪上半期创制托忒文字以来,厄鲁特蒙古的文化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大量佛教经典以及文学、医学、天文、历算等著作由藏文译成托忒蒙文,抄录、流传于厄鲁特蒙古各部。与此同时,一些编年体、纪传     

清代“蒙古衙门”设置时间辨析

有清一代对蒙古地区的统治,理藩院起了重要作用。众听周知,理藩院是由“蒙古衙门”更名来的,这在清代史籍中有明确记载。《清太宗实录》写道:崇德三年六月庚申日(公元1638年8月8日),“更定蒙古衙门为理藩院”。《清朝通典》中也记载:“崇德三年六月定蒙古衙门为理藩院”。此外,《清史稿》一书记载:崇德三年蒙古衙门“更名理藩院”。那么,蒙古衙门设置于何时呢?关于这个问题,长时间来,在许多蒙古史研究者中一直众说纷纭。简言之,有如下几种说法:     

道尔本厄鲁特森木古城遗址的考古学研究

道尔本厄鲁特森木古城遗址位于新疆塔城地区和布克赛尔县境内，北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交界。古城遗址平面基本呈方形，四面墙体上开有4座城门，城内目前调查钻探发现有16处建筑院落基址和1处佛塔塔基。该古城应始建于17世纪40年代初，废弃于18世纪70年代，前后沿用约130余年，在巴图尔珲台吉至僧格时期是准噶尔蒙古的政治、经济和宗教文化中心。古城遗址的调查和勘探以及下一步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可为研究明清时期卫拉特蒙古的社会历史、探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历史进程提供重要的资料。     

“蒙古”一词的由来

有关世界历史研究,尤其是东方历史研究中蒙古学研究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随着蒙古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对“蒙古”这一名词起源的研究和解释也引起了一些蒙古学学者的注意。他们对“蒙古”一词的由来和词义,在自己的著作里和专题论文中大胆地提出了各自的具有价值的看法和解释。但至今尚未取得一致的意见。只有在下面这一点上蒙古学学者们没有异议,即“蒙古”(МОНГОЛ)这一词绝不是外来语。而是蒙古语固有的词。     

清代著名的蒙古史学家钱大昕

钱大昕(1728——1804年),字晓徵,号辛楣,又号竹汀,嘉定(今上海市嘉定县)人。少聪明,以诗文闻名。乾隆十六年(1751年)召试举人,授内阁中书。乾隆十九年(1754年)中进士,选入翰林院,曾充任山东、湖南等省乡试的正、副考官,后官至詹事府少詹事,任过《大清一统志》和三通馆的纂修官,颇得乾隆帝尝识,名重一时。四十八岁以后归家讲学著书,卒年七十七岁。钱大昕是清代著名的史学家、音韻学家、金石学家,他对蒙古史的研究有着特殊的贡献。 钱大昕生在考据学极盛的乾、嘉时代。乾嘉学派的主要特点是重考据,反对空谈臆度,主张每事必穷根源,所言必求依据,讲求旁参互证,无征不信,并且以巨大的精力投入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审核考订工作。钱大昕是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对历史的研究涉及面     

试论清代蒙古地区的司法制度

清朝在保证国家司法权统一的前提下 ,对蒙古地区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在司法制度方面 :1.中央设理藩院审理蒙古人犯罪案件 ,表现出专制集权特点 ;2 .地方行政机关即审判机关 ,分蒙古为“外藩”、“内属”区别对待 ,表现出因地制宜特点 ;3 .在审断过程中 ,保留了“以罚代刑”、“入誓”等审判方式 ,表现出因俗制宜特点 ;4.针对蒙古地区的不同民族 ,设置不同的行政司法组织 ,表现出因族制宜及民族歧视特点 ;5 .注意协调蒙古律例与内地律例之间的关系 ,逐渐出现内地化倾向 ,表现出因时制宜特点     

清代对蒙古的喇嘛教政策

清代二百多年对蒙古族的统治,以喇嘛教对蒙古的影响最为深刻。这种影响,远远超过元、明时代。清代不仅使喇嘛教盛行于蒙古,而且渗透到蒙古族人民生活的各个领域,并进而起到支配的作用。因此,清代的喇嘛教政策,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一、清朝入关前的喇嘛教政策 清朝入关前,喇嘛教已由蒙古传入满州。据辽阳莲花寺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文记载:1616年(天命元年)前后,西藏僧斡禄打儿罕囊素法师“不惮跋涉,东历蒙古诸部,阐扬圣教”。清太祖努儿哈赤为了利用喇嘛教笼络蒙古诸部,对于法师“敬谨尊师,倍加供给”,1621年(天命六年)8月法师死去,太祖为他修建宝塔。皇太极即位后,蒙古归附日众,他继续采取优礼喇嘛教的政策。对于前来的西藏喇嘛,如卫征囊素喇嘛,巩格林臣喇嘛等,均“赐宴赏赉有差”。1634年(天聪八年),皇太极平定了林丹     

清代蒙古王公年班制度对蒙古地区的影响

蒙古王公的年班制度作为清朝对蒙政策的一项内容,对巩固满蒙联盟、稳定边疆、促进蒙古与中原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开阔蒙古王公的眼界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同时也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加速了蒙古王公的腐化、加重旗内属民的负担和经济困难等。     

试论清代蒙古族文化的特征

清代是蒙古族传统文化发展的一个特殊的时期,这一时期的蒙古族文化是蒙古族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本文拟从当时蒙古社会文化生活中所发生的一系列较大变化入手,就清代蒙古族文化的特征问题,做一论述。由于文化具有其延续性,为论述上的方便,将整个清代(上溯到16世纪中叶)的蒙古族文化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即:早期——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初,中期——17世纪初至19世纪初,晚期——鸦片战争至20世纪初清朝灭亡。 早期。这一时期,在蒙古人的生活中发生了两个重大的变化,即喇嘛教的引入和所谓的“文艺复兴”。 喇嘛教的引入可以说是蒙古族统治者为探索新的统治方式所使用的一种手段,“主要是一种努力,一种人类为使其政治和社会方法适应于新形势的下意识的努力。”(赫·乔·威尔斯基《文明的脚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也就是说,喇嘛教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宗教信仰,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统治理论、统治方法而被引进的,是为了用来证明统治者统治权     

《〈蒙古源流〉研究》一书出版

乌兰博士花费 2 0年心血的精心之作《〈蒙古源流〉研究》一书近日已由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全书共计 60余万字 ,基本上可分为四大部分 ,即导论、译文和注释、原文拉丁音写、附录。在“导论”部分 ,作者对《蒙古源流》一书的历史背景、作者、书名、内容结构、成书年代、史源文献、史学价值、特点和缺陷、版本流传及研究等多方面进行了全面详尽的介绍讨论 ,见解独到而深刻。“译文和注释”这一部分是全书的核心与精华所在 ,为此作者倾注了大量的心血。首先在校勘方面。作者选用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库伦本为校勘底本 ,又参照另外十余种版本 ,进…     

清代刻书有分栏的

刘国钧先生《中国的印刷》(1979年6月上海人民出版社本)16页说:“到了十八世纪(清代)时,除了某些带眉批的书籍外,分栏的书籍就看不见了。”按:版面正文的分栏书籍,宋元明有,清代也有,并不怎么少见。如我藏的咸丰元年(1851)福州鼓山刻本《牧牛图颂》,就是上图下文,那是翻刻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的,姑且不论。《中国通俗小说书目》附录二;“《绣像汉宋奇书》六十卷,清兴贤堂刊小本,图像四十叶,上《水浒》,下《三图》”,“《合刻天花藏七才子书》:聚     

清代蒙古盟旗制度的来源和性质

清代的蒙古盟旗制度,是清朝中央政府统治蒙古游牧部落的封建制度。达一制度仿自满洲八旗,形成于清帝国建立以后。二者虽然形式上相同,但本质上根本不同。清朝统治阶级在征服蒙古各部以后,推行盟旗制度,一方面对加强和巩固清朝的统一,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成为清朝统治阶级驾驭与压迫蒙古民族的工具。现据中外史籍记载,对盟旗制度作初步研究。     

清代蒙古王公年班的特点与作用

蒙古王公的年班作为清朝对蒙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一直为清朝统治者所重视。这项制度是清朝统治者参酌古制而制定的。在实施过程中,具有对蒙政策“宽严互济”、“恩威并施”的特点。蒙古王公的年班对稳定边疆、巩固清政府的统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内蒙古蒙古民族的社会主义过渡》一书最近出版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民族学科“六五”规划重点科研项目之一《内蒙古蒙古民族的社会主义过渡》,经过几坪来的努力,已按计划全部完成。最近又经作者对书稿进行了修订与补充,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于八月份正式出版发行。布赫同志为本书写了序言。     

一份关于茶叶的“移文”

在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的展厅里，有一张同治五年（1866）十二月二十一日，休宁县官府发给屯溪茶厘局的“移文”，内容是关于英国商人来徽州经营茶叶的相关事宜，可谓是见证徽州茶叶外贸的一份珍贵历史资料。     

清代韪书的繁荣及其贡献

清代是韪书的繁荣时期,韪书数量最多,卷帙最长,材质最丰富,风格多样化,艺术水平很高,功用大大拓展,形成了韪书的巨大宝库和艺术高峰.清代韪书的繁荣,其主要原因是历史发生了重大变革,彝族失去了地方统治地位,彝族精英阶层开始关注彝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清代也是韪书从为统治阶级服务转向为平民服务的重大转折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