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自为阵的博弈——从国家-社会关系视角读《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本文从国家-社会关系的理论视角,对历史学著作《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进行了解读和分析.在对已有的解读视角——政治社会学、法律社会学、历史人类学——回顾和梳理的基础上,笔者将国家-社会关系引入到分析中,从立体的层面展现出了清乾隆年间的强国家形态,分述了社会结构的四个层面在叫魂事件中的不同行动,通过对这四个层面功能的分析和互动的透视,来审视国家权力的压倒性力量,以及社会的反作用力.     

宋哲宗"绍述"时期新旧党争述论

高太后去世后,在宋哲宗的支持下,新党重新上台,恢复熙丰新法,号称"绍述"神宗之政,结束了"元祜更化"."元祜更化"时期,元祜旧党对熙丰新党进行了残酷的排挤打击,到这时,重新上台的绍符新党又对元祐旧党展开了残酷的打击报复.北宋中后期的党争进一步向白热化发展.这种渐趋恶化的党争局面的形成,与当时新旧两党共同的阶级基础--士大夫阶层自身在政治斗争中的惯性逻辑思维是分不开的.     

各自为阵的博弈——从国家-社会关系视角读《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本文从国家-社会关系的理论视角,对历史学著作《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进行了解读和分析。在对已有的解读视角——政治社会学、法律社会学、历史人类学——回顾和梳理的基础上,笔者将国家-社会关系引入到分析中,从立体的层面展现出了清乾隆年间的强国家形态,分述了社会结构的四个层面在叫魂事件中的不同行动,通过对这四个层面功能的分析和互动的透视,来审视国家权力的压倒性力量,以及社会的反作用力。     

"五四"前后国民外交协会活动述论

国民外交协会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全国性的国民外交团体,其成立之初曾作为政府后援,积极配合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的外交努力,后又对"五四"运动的发生及中国政府拒签《对德和约》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且为最终在华盛顿会议期间收回山东主权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国民外交协会在"五四"前后发动和领导的国民外交运动无疑是中国近代历史转折时刻的辉煌篇章。     

从"唱"到"说"——戴望舒的1927年及其诗学意义

1927年在戴望舒的写作道路上是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戴望舒完成了由《雨巷》到《我底记忆》的转变。这种转变被戴望舒本人和后来的诸多评论者解释为从诗的音乐性到非音乐性的转变。本文将这种转变界定为由“唱”到“说”的诗的语调的转变。这种转变对戴望舒本人来说是诗艺的一大进展,而对中国的新诗历史来说,也代表了由穆木天、王独清等人过分注重音韵的具有浪漫主义诗风特点的早期象征主义到真正注重诗质的中国现代派诗的转变。     

历史与想象——对《叫魂——1768中国妖术大恐慌》的追问及其反思

美国著名清史学者和中国近现代史学专家孔飞力的《叫魂——1768中国妖术大恐慌》（以下简称《叫魂》）以其细腻的文笔,真实历史的剖析,逻辑的层层叠加,叙事的循循善诱,独具的学术思辨,娓娓道出了一个普遍存在中国历史上的割辫子叫魂妖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是如何一步一步在认知领域和帝国政治的双重压迫中被拖进历史罹难的漩。     

毛泽东的"三农"思想及其对解决当前"三农"问题的启示

毛泽东非常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他对"三农"问题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同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相结合,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他的许多关于中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科学论述,对我们今天解决"三农"问题有很多启示.     

西汉王朝对外思想述论

“华夷之辨”是西汉处理邦交关系的理论依据。先秦“五服制”所构建的以中原为核心的天下秩序,对于西汉“大一统”天下观的形成亦有重要影响。汉匈战争背景下的“修攘制御”和外交经营,不仅反映了西汉人的地理观念,而且体现了西汉全方位经营的外交理念和对外交关系制度化的追求。     

"新农村"探索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任务.本文探讨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涵,认为"新农村"的"新"体现在目标新、方针新、举措新、方法新、理念新.新农村建设从当前看,要搞好规划,从广大农民最关心、要求最迫切、受益最直接的事情做起;从长远看,要推进现代农业建设,推进城镇化发展,加快农村公共事业发展.新农村建设中,要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此外,建设新农村,要防止几种偏向,以健康有序地推进.     

论《了不起的盖茨比》中"二元主角"对"双重视觉"的表现

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是20世纪初最有代表性美国作家之一。在他的四部长篇小说和大量的短篇小说当中,《了不起的盖茨比》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都被公认为最完美的杰作。作品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写作手法吸引了无数评论家的目光。本文旨在对《了不起的盖茨比》中"二元主角"技巧的运用对作家文学观点的表达进行探究。     

略论韩非"自为"人性论和"利害"杠杆化的政治运用

人性论是韩非整个社会政治理论的基础,"自为"人性论则是韩非区别干传统人性论的主要特色.其理论具有两面性:一是深刻揭示了人"利己"的本性及"利"、"害"社会关系中的"杠杆"作用,为中央集权政治和帝王权术政治提供理论依据,这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消极影响;二是从"自为"人性论开发出"非道德"的"法治"思想与"非人治"的"势治"主张,这对当代中国的政治建设仍具有借鉴意义.     

析"无言"的天与"言说"的上帝

从语言哲学、诠释学和宗教现象学等视域加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言"的天与西方基督教中"言说"的上帝存在着以下不同:由于天"无言",使其所指隐含着多义性和随意性,而由于上帝"言说",使其所指被限定为独一的位格神;"无言"的天"出场"的时间性极其模糊,而"言说"的上帝"出场"则具有清晰的时间性;人与"无言"的天之间是"我与它"的共生关系,而人与"言说"的上帝之间则是"我与你"的对话关系;"无言"的天更多的是"直观地"启发人,而"言说"的上帝则往往"临在地"启示人;对于"无言"的天,人主要通过感悟和体会去认知,而对于"言说"的上帝,人只能借助信仰和激情去体认;"无言"的天以"道说"而澄明,"言说"的上帝则因其话语不断"冥化"而隐蔽.     

"内生"之路:中国传统哲学的另一条创新路径

中国哲学的发展是通过承传而创新,其创新方法包括"外生"和"内生"两种."外生"之路是以一派或一种哲学为根基,吸收其他哲学派别的成果以构建新哲学的方法,这种方法重视各种思想资源在创建新哲学中的作用;"内生"之路是以一派、一种或某一个人的哲学为依托或生长点,不依赖、吸收其他任何哲学的成果以建构新哲学的方法,这种方法坚持思想资源上的"纯而不杂".经由"内生"之路创建新哲学所依靠的是"观照"、"心悟"和"神会",它需要体证者付出整个的生命,而且,这种方法是不可言说的.     

"一统"与"统一"——试论中国传统"华夷"观念之演变

"华夷之辨"为中国从"天下一统"向近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搭建了桥梁.古代中国正是在"华夷之辨"的过程中实现了诸民族间的融合,并最终形成近代多民族统一的国家.本文立意不仅在于阐释华夷观念之演变在推动中国从"天下一统"向近代多民族国家统一过程中所曾发挥的重大历史作用,而且在于借此为中国近代国家的形成提供一种阐释模式.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三观"教育功能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明确回答了我们党应代表"谁"、代表"什么"以及"怎样"代表等问题,也就进一步回答了共产党人为"谁"活着、为"什么"活着以及"怎样"活着等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新时期的集中体现,对大学生具有"三观"教育功能.     

从"本土"到"离散"--近三十年华裔美国文学批评理论评述

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三十年来华裔美国文学批评理论的争鸣、变革与拓展表现出从"本土"到"离散"的批评视角,从对"族裔性"的执著追寻到对族裔、阶级、性和性别的共同关注都打上了身份政治的烙印.     

当代长篇小说:从"大合唱"到"个人独奏"的演变

本文从当代长篇小说的主题趋向层面切入,认为大体以20世纪80年代为界限,长篇小说创作出现了一种革命性的根本变化,就是从服从社会流行意识的"合唱"走向了张扬个性意识的"独奏".长篇小说在这一演变中发挥了艺术个性,实现了审美革命.     

认真学习"七一"讲话自觉实践"三个代表"

江泽民同志的"七一"重要讲话,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实,凝聚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意志,是一篇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是中国共产党人进入新世纪的政治宣言,对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必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深入贯彻《讲话》精神,把《讲话》精神落实到各方面工作中去,为"科教兴国"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柏拉图的"神"

柏拉图"神"的范畴演变说明他并未因采用"通种论"而放弃"目的论",而是对"相"的目的论进行改造,并隐约指涉了以"相"和"奴斯"(理性)合一为特征的"神"的目的论.决不可把柏拉图的"神"与犹太-基督教的"神"(上帝)相等同,但柏拉图<蒂迈欧篇>中对"神"因此的描述几近犹太-基督的"上帝".     

甲午开战与"陆奥外交"--以日本"六·二出兵"为中心

陆奥宗光作为日本外务大臣,以外交手段"狡狯"而闻名,对促成甲午对华开战负有重大的责任.但在日本国内,长期以来流行一种观点,认为陆奥外交是和平主义的.此观点能否成立,值得重新研究.本文认为,日本的"六·二出兵"最可表明"陆奥外交"的性质.从日本内阁做出派兵决议的时间、日本派兵的实际情况、出兵的规模和部署、按照<战时大本营条例>成立大本营等方面看,日本历史学者关于"六·二出兵"的目的诸说,如"出于被迫"、"和平目的"、"维护势力均衡"等等,都是基于主观臆测而提出的,难以凭信.继之分析日本历史学者上述诸说的4条根据(一)日本假想敌的改变,即从中国变为西欧各国;(二)日本军备不能独立,不足以支持一场大规模的侵略战争;(三)日本舆论倾向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四)当时的国际形势决定了日本出兵只能限于和平的目的.认为这几条用来证明日本"六·二出兵"不具有战争目的的理由,无一是能够站得住脚的.要确定"陆奥外交"的性质,必须根据陆奥宗光本人的言行作出判断.从其自述材料看,他本人不但不否认自己对甲午开战的责任,而且还以此而自诩.可见,"陆奥外交"决不是什么"和平主义"外交,而是预谋战争的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