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傅斯年的史学思想

傅斯年是中国近代著名史学家，史学界长期用“史学就是史料学”一语来概括他的全部史学理论，并且认为他的史学方法就是处理史料的考据方法。实际上傅斯年没有把史学同史料学等同起来，他的史学思想具有广泛的史学理论内容和丰富而实用的史学方法体系     

傅斯年史学思想述评

傅斯年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的发展中,特别是为中西史学的沟通与交融作出了重大贡献,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史料学派”。“史学本是史料学”是傅氏史学思想的最基本点,应建设绝对客观的历史学     

对傅斯年史学思想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傅斯年是近代著名历史学家,“史料学派”的创始人,其“史学只是史料学”的思想对近代史学的发展影响甚大。傅斯年史学思想的研究一直是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近些年来,这一领域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主要体现为傅斯年史学思想来源研究日趋深入,史学思想内容研究日趋完善及史学思想评价的日趋客观。来源方面,学界摆脱了傅斯年的史学思想仅受到西方兰克史学的影响的单一认识,认为其史学思想的提出与西方其他史学思想的影响也密不可分;内容方面,纠正了以前对“史学只是史料学”的片面认识,从而更为全面地认识了傅斯年的史学思想;评价方面,更为客观地分析了傅斯年史学思想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但是,傅斯年史学思想的研究就整体而言仍显薄弱,主要表现为论著的相应缺失和论文质量的尚需提升等。     

傅斯年在中山大学

傅斯年1926年底至1928年底在中山大学任教.他受命于改革之时,注意加强学科建设,重视教学,以培养学生能力为己任,史学研究成果丰硕,为中山大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傅斯年民族思想研究

傅斯年具有强烈的民族情感和丰富的民族思想。民族思想是其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与他的史学思想、政治思想、教育思想有紧密的联系。对他的民族思想进行研究,是深化傅斯年研究的需要,对全面认识傅斯年的学术思想特别是史学思想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在中华民族危难关头,他坚决反对外敌侵略,力主全民族团结抗战;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强调中华民族内各民族平等,热切希望中华民族的复兴。傅氏的民族思想是一份宝贵的学术遗产,需要我们深入挖掘和批判地继承。     

经史嬗递:傅斯年史料学思想的学术史考察

傅斯年所提出的近代史料学思想的形成经历了从传统经学向现代史学转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传统金石学向近代考古学转化,经学考证目的由求道向求真转化,载道之经传向切人事之史料转化。史料学的特征其实已经暗含在近三百年中国学术之中,只不过是其哲学、心理学等西方学术背景促使他把实物资料和科学研究之学术工具提出来。把傅斯年史料学思想和其史学作品对勘,发现证而不疏并不一定准确,傅斯年的史料学是用比较的方法而求得通识,证与疏是其史学思想的两面,而陈寅恪更深入地实现了这个梦想,为后人开辟了一条史学求真与求识结合的道路。     

傅斯年与钱穆的交往和分歧

傅斯年与钱穆三十年代曾有来往,后因史学主张等分歧而产生矛盾。他们的交往和矛盾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中国现代史学研究中不同学派的汇合与分离,也反映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文化心理的某些方面。梳理他们的交往和分歧,对于认识中国现代史学发展和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性格心理具有重要意义。     

傅斯年文论思想浅析

傅斯年先生曾多次阐述自己关于文学创作的观点.他认为,文学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并且文学的演变革新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大趋势.傅斯年既抵制全盘照搬的复古主义,也反对割断传统.傅斯年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能够较为客观、辨证的看待文学本身所具有的规律性特征,自觉尊重文学的发展演变,在当时是十分可贵的.     

论戴名世的史学思想

深沉的历史意识、发达的史学理论和生动形象的史学表述形式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文章认为戴名世是一位至今仍未被史学界充分认识的卓越史学思想家。他一生致力于明史编撰,表现出了古代良史所具有的深沉的历史意识和史学意识,并继承和发展了前代史学批评理论,表现出了卓越的史识史才。戴名世的史传文章是对司马迁、欧阳修在史学表述形式上的继承和发展。      

文学史本体论再思考

文学史本体论最为关键的是文学观和史学观,文学观的多样性决定了文学史可以有多种的书写方式;史学观问题涉及的内容较多,其中为学术界讨论得最多的是“史”和“论”的关系,两者的辩证关系还须仔细辨析。     

公共史学发展趋势下的传统史学审视

公共史学（Public History）目前已经成为当代史学研究的一个新视角,公共史学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经过了数十年的发展,现在该领域的理论成果已十分可观。此外,由于公共史学作为一个史学研究的新领域对传统史学造成了一定冲击,为史学工作者们提供了研究史学新角度,可以看到,公共史学的发展前景也是十分广阔的。本文力图通过梳理公共史学的学科发展脉络,来探究其与传统史学之间的碰撞、为历史学在应用方面带来的影响,以及思考传统史学在其发展趋势下面对的新挑战。     

现代史学巨擎傅斯年与陈垣的交往与情怀

傅斯年和陈垣是二十世纪著名的史学家,为中国现代史学研究和学科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共同的事业和学术追求打破了年龄和学历的障碍,促进了他们的交往,深化了其间的友谊。在推动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的同时,他们用深情厚谊和高尚品格书写了很多动人的学术佳话,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心理历程留下了闪光的背影。     

恩格斯晚期的史学思想——恩格斯史学思想的发展、表现与特点

恩格斯晚年着重研究了原始社会史、德国史、国际工人运动史、宗教史，以及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方法论问题。形成了人类历史演变道路理论，强调了理论研究和历史研究同一的方法论原则。对恩格斯晚年“完善”了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观点进行了商榷。     

孔子史学思想探析

从现代史学的角度看，孔子史学思想的特征表现为：以民本主义为核心的人文史观，以“《春秋》之义”为形式的史论结合方法，以“训诲史学”为宗旨的史学目的意识。孔子的史学思想奠定了中国历史学科的基本模式，并高出了希罗多德的史学思想，甚至在某些方面就是整个古希腊的史学思想也无可比拟。     

卢卡奇本体论思想的渊源

卢卡奇的本体论思想主要来源于黑格尔的历史本体论和马克思的社会存在本体论,卢卡奇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社会存在本体论,只有向着马克思的社会存在本体论的复归,才能从根本上代表当代本体论研究的正确方向。     

傅斯年对文学革命的理论贡献

五四时期傅斯年在胡适、陈独秀文学革命主张的基础上，对文学革命理论作了进一步的充实和发展。他的见解更具理论性和说服力。胡适从进化论的观点出发阐述问题，而傅斯年更多地从不同时代文学现象的比较中来说明问题。在对封建文学的揭露批判上，傅斯年与文学革命发难者和一些响应者不同，没有停留在一般的愤激怒骂之中，而是作具体的深入的分析论述。傅斯年有关文学教育作用的认识，是对陈独秀认为文学“除达意状物外”不能“加以他种作用”的观点的明显纠正。在向现实学习语言的问题上，傅斯年的见解，得到胡适的首肯，认为是对他（胡适）的主张的“最中肯的修正”。     

论史学观

史学理论就是史学观的进一步体系化和逻辑化。没有史学观,当然可以有历史学;但没有史学观,却不可能有史学理论。史学理论就是史学观的理论形式和理论表现。史学观把历史学从所有那些不是历史学的东西中间寻找出来,加以规定和确认,要赋予历史学一个理想的目标。这个理想的目标实际上也就是真正的历史学的固有内容     

论傅斯年的《诗经》学思想

傅斯年关于《诗经》方面的论著主要有《诗经讲义稿》、《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以及《宋朱熹的<诗集传>和<诗序辩>》等。在这些论著中,他将《诗经》看作是先民之民间文学作品,这对于打破经学传统,从而推动《诗经》学研究的现代化无疑是具有开创意义的。他在《诗经》产生年代的考定上提出了四条路径,使得《风》、《雅》、《颂》中各篇章的时代界定更加确当,从而推动了《诗经》产生年代研究的深入发展。在他看来,孔子并没有删《诗》,只是对其中的《雅》、《颂》作过编辑和整理。这对于人们正确认识孔子和《诗经》的关系具有指导意义。他对《诗》学的梳理,既重点突出,强调了《毛诗》和朱子《诗》学,又新见迭出,如对三家《诗》异同的论述、对《毛诗》来源的论述、对《毛诗》战胜三家《诗》原因的探讨、对朱子《诗集传》特色的归纳,都有异于常人之处。这些观点不仅充分展示了傅斯年研治《诗》学的成就,而且对近代《诗经》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劳动本体论思想探析

通过分析《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劳动概念的特点,论证《手稿》中的劳动本体论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