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思录》的道学体系与思想特色

《近思录》是朱熹通过道统谱系以建构道学体系的尝试。《近思录》由两部分构成：道之体与道之用,合起来就是所谓“内圣外王之道”的道学体系。《近思录》首篇“道体”是形而上意义的哲学思辨,终篇“圣贤气象”是得道的形而上精神境界,首尾均以“道体”呼应贯通,体现出道学的学术旨趣与思想特色。《近思录》中间的十多篇均是“道之用”,即是形而下意义的行道工夫与礼乐刑政,可以详细了解道学之大用。《近思录》确立的道学体系,在道学建构有重要开拓意义,对后学编辑《朱子语类》《性理大全》《朱子大全》产生历史影响。     

韩国《近思录附注》学术价值探究

韩国朝鲜时代金平默所辑《近思录附注》,链接朱学著述及历代朱子学家的注释札记,接续韩国性理学传道谱系,是中韩性理学交流与联系的重要文本,其所搜集的注释、校勘迄至目前最为全面.该书对叶采的卷目结构、文本集解提出了较多的质疑,充分展现了韩国朱子学的“自主”特征.由于退溪与栗谷对《太极图说解》中“理”与“气”的意见分歧,这一差异反映在师门传述上,由此构成了性理学的演进脉络.《近思录附注》所构筑的“传心要诀”,是《近思录》传播发展的成熟境界,代表了韩国性理学史的理论构架.     

《近思录》与《中庸》《大学》文本的内在同一性

朱熹、吕祖谦编纂《近思录》的主导思想依据《中庸》和《大学》。三书在文本结构和深层义理上具有内在同一性。朱熹编纂《近思录》,把儒学的为学道路予以体系化组织,试图建立一个鲜明而严谨的理学为学次第,并把儒学的内外之道解释为一个完整的仁学思想体系,也显示出《中庸》、《大学》等早期儒家经典文本结构的严谨,彰显了儒学成德之道的为学次第和道德生命境界发展的内在逻辑。     

《近思录》之“录”与《传习录》之“录”

《近思录》与《传习录》皆是兴起于宋明理学中的思想传记类型的著作。一为“辑略”之新体 ,一为“记言”之变型。两者的差异 ,则可以自“录”字的再解读中 ,掌握住“文”与“言”的本性而得以进行区别。二《录》都企图在“当下即逝”的时间状态中 ,分由“文”与“言”的途径以进行“当下即是”的传道活动。二者一名“近思” ,一名“传习” ,同出于《论语》 ,反映了追随孔子的理想。但其同名为“录”及其何以为“录” ,则尚可探究。     

朱子《近思录》指略

《近思录》是朱熹为建立儒家道统所编撰的著作。此书由朱熹、吕祖谦共同编订，依次辑录北宋著名理学家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四人的有关言论和事迹，同时也反映了编选者朱熹、吕祖谦自己的思想。它既是一部四子的语录，也是一部反映着六人的共同思想的精华录。在宋元明清时期，《近思录》是影响最大最广的入门性、阶梯性的学术书。     

《诗集传》与朝鲜李朝时代权近《诗浅见录》诗经观的比较研究

朱熹《诗集传》是诗经宋学的重要代表,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突破,影响甚巨。李朝初权近《诗浅见录》是韩国现存的古代最早研究《诗经》的著作,也是很早就将朱子《诗集传》介绍到域外的论著之一。当前韩国诗经学的研究国内才刚起步,权近的《诗浅见录》是《诗经》域外传播研究的重要著作,同时,朱熹《诗集传》也对李朝诗经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朱熹《诗集传》和权近《诗浅见录》的诗经观进行比较研究意义重大。     

难体文三说——以司马相如《难蜀父老》为例

历代文体论著对司马相如《难蜀父老》的文体性质说法不一。从文体结构分析,《难蜀父老》与檄、移、对问、问对等文体不同,当自成一类。萧统《文选》单独设立难体,当是。辩难之风盛行是《难蜀父老》产生的文化土壤,战国秦汉间辩难环境的变化,直接影响了难体文的发生、发展、衰落与转型。《文选》“难”类舍《韩非子》四篇《难》和一篇《难势》而仅录《难蜀父老》,并非舍早录晚、舍源头录支流,其原因与萧统舍章体而录篇体、舍立意而录翰藻、尊儒学而重教化的选文标准有关。《难蜀父老》独立成篇、文辞考究、注重教化,因此成为《文选》难体文的典范。     

再论《近思录》的取材成书与价值取向

《近思录》由朱熹与吕祖谦一起选取北宋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等四名学者的言论编纂而成,由于它在中国理学史的特殊地位,一直都是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关于《近思录》的成书过程、内容取材、价值取向等问题,前辈学者有不同的意见。陈荣捷、束景南、杜海军等人的研究存在一些错误观点,在淳熙二年五月五日朱熹作序之时,《近思录》实际上只存在所圈定好的条目,还没有抄撮成书,而其初稿要到同年八月份才完成,此后几年中还一直在继续修改。后世学者"没祖谦之名,但称朱子《近思录》",是与朱熹的再传弟子叶采的刻意所为分不开的。此外,《近思录》中朱熹、吕祖谦各自的取材内容与价值取向有所不同,书中三条涉及举业的条目是朱熹应张栻要求所添加,与吕祖谦无关。     

论朱熹对张载著作的整理和研究

朱熹在建构自己哲学体系的过程中,对张载的思想有较多的继承和发展,而这与他对张载著作的整理和研究是分不开的。朱熹对张载《文集》（朱熹多称其为《横渠集》）的校补工作给予了很大的热情和关注;在他最重要的一些著作如《近思录》、《论孟精义》、《论孟集注》、《楚辞集注》中辑录了许多张载的“精义”;他还对张载最重要的著作《西铭》和《正蒙》作了大量的注释和评论。这些工作,对朱熹真正走进张载的思想世界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龙城录》再考辨

《龙城录》的作者是一个争论已久的问题。在前人考辨的基础上,可以从五个方面证明《龙城录》确为柳宗元所作。一、《龙城录》中的人事可证为柳作;二、韩愈《答道士寄树鸡》诗仍然可证《龙城录》是柳作;三、苏轼等人的诗及《续前定录》可证《龙城录》非刘焘或王铚伪作;四、与史实出入不足以证《龙城录》非柳作;五、文笔不类等也不足以证非柳作。     

昭君怨文化主题的历史演变——结合韩国南羲采《龟磵诗话》所辑文献展开

自昭君出塞以降,其寂寞情怀得到诸多诠释,而昭君哀怨于史学渐备其体,民间传说延其命脉,至文学而成大观之势,演变为一种文化主题。韩国学者赵钟业于《韩国诗话丛编》辑录南羲采《龟磵诗话》,其所录昭君怨诗,以歌探心,对昭君怨文化主题演变有着弥足珍贵的补益价值。     

包佶诗文辑补辩正

除《全唐文》所录《罔两赋》《公卿朝拜诸陵奏》,《唐文拾遗》所辑《请详定开元时令奏》《明立私钱赏罚奏》《社稷改用太牢奏》五篇外,包佶还曾作《道瑾文》《杜佑去思碑》《山谷寺三祖大师偈》。还曾为道一碑纪述,为窦叔向集制序,曾以书荐灵澈于李纾。《御定全唐诗》中所录包佶诗中《寄杨侍御》《再过金陵》非包佶所作,除孙望《全唐诗补逸》包佶诗《翻经台》外,他还曾作《奉送刘侍御赴上都》诗。     

寄庐刘衍文先生评点钱仲联《清诗精华录》述略——兼谈刘先生以诗法为中心的清诗观

《清诗精华录》是钱仲联先生晚年精心选注的一部清诗总集,幸得刘衍文先生评点。评点中又尽显两家清诗观的不同。本文着重介绍的刘先生重鉴赏、重清中叶诗的方家之见,较陈衍、汪辟疆的相关论述为细,而与钱锺书为近。五家皆为清诗研究的前辈大家。     

张溥《七录斋集》四种考论

张溥的诗文集现存主要有四种,即《张太史七录斋初集》7卷、《七录斋诗文合集》16卷、《七录斋文集·论略》2卷《续刻》6卷《别集》2卷、《七录斋近集》16卷。前二种近年已影印出版,后二种则分别藏于天一阁博物馆和复旦大学图书馆,颇为稀见。四种诗文集体现了张溥的总体文学风貌,具有重要的文学和文献价值。首次对四种诗文集的版本、内容详加考述,指出其在张溥研究、复社研究、晚明文学史及思想史研究方面的重要学术价值。     

汪藻的《世说新语叙录》

南宋人汪藻的《世说新语叙录》是一部重要的《世说新语》研究资料,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称,《世说新语叙录》分为三卷:“首列考异,继列人物世谱,姓氏异同,末记所引书目。”《世说新语叙录》在中国久已失传,近世由日本传回中国,但仅存《考异》、《人名谱》两卷,《书名》卷已不存。     

黄式三、黄以周《易》学著作序跋谫述

黄式三、黄以周父子为近代经学大师,博通群经,造诣精深,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思想史上具有崇高地位和深远影响。父子俩撰有《易》学专著五种：黄式三撰《易释》一种,黄以周撰《十翼后录》、《易释》、《周易故训订》、《周易注疏剩本》四种。共有序跋八篇：黄式三《易释》傅梦占叙、自叙和后记各一篇;黄以周《十翼后录》二十四卷稿本黄以愚序、黄以恭序和自序各一篇;《周易故训订》黄以周自序一篇;《周易故训订》、《周易注疏剩本》合刊本唐文治跋一篇。     

寂寞书当酒 开心且立言——读雨生老先生的《往事回眸》

近些年来,不知是心理兴趣的使然,还是岁月陡增的必然,忽然间对怀旧类的作品大感兴趣。尤其是每每翻读巴金的《随想录》、韦君宜的《思痛录》、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李茵的《永州旧事》,使我常常独自沉浸在往事如昨的浮想之中,竟然忘却尘世的喧嚣与岁月的空寂。     

太子未亲参撰《文选》的“一个证据”说辩证——责《闲情赋》与录《神女》诸赋之矛盾不是问题

萧统编纂《文选》的录文"底线"是无"有伤风教",而于集陶渊明作品则强调"讽谏",即其责《闲情赋》而录《神女》诸赋,采用的是不同之价值取向。《文选》录诗文的取向与其序文所说合,而这二者与《陶渊明集序》间存在的差异同,故考察本研究的相关问题,需合观这三者。刘孝绰有"子渊淫靡,若女工之蠹;子云侈靡,异诗人之则"说,《文选》则录这两家之赋,即例以刘孝绰为《文选》实际编者说,更是"自相矛盾"。清水先生的"这是太子未亲自参加实际撰录的一个证据"说,实际上乃缘其一再之疏忽所致,不能成立。     

通俗文学与道德教化——《伍伦全备记》与《彰善感义录》的比较

明代著名戏曲《伍伦全备记》和韩国汉文小说《彰善感义录》的撰作,是为了宣扬儒家五伦观念和忠孝思想。儒家的道德追求在于个人的提升,修身是为了齐家治国,为了现世的人伦秩序。儒家的道德伦理教育不需要依赖宗教善恶报应的力量,但在民间的表达却不一定如是,这不单在中国,在古代的韩国也如出一辙。本文尝试探讨中国及韩国的文学作品中对忠孝观念的阐述,并通过《伍伦全备记》与韩国汉文小说《彰善感义录》的比较,了解道德宣扬和宗教关怀在两种通俗文学著作中的反映。     

《中国地方志综录》(增订本)订补

朱士嘉先生编的《中国地方志综录》(以下简称《综录》),是我国第一部全国性的方志联合目录,著录我国41家主要图书馆所藏的地方志七千多种,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然美玉亦偶有微瑕,《综录》也难免有万一之误。文章仅就笔者所见,略作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