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地区城市社区养老的现状与发展对策——以恩施市为例

恩施市是典型的土家族聚居区,土家族人热情好客,推崇孝文化,一直以来家庭赡养是老年人养老的主要方式,但空巢家庭增多以及年轻一代社会压力的增加使得家庭养老面临困境。恩施市社区养老的发展受限于老龄区域分布的碎片化以及经济条件的制约,进一步弘扬孝文化、科学规划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并创新养老服务模式,是恩施市社区养老可持续发展的有效对策。     

孝文化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建设

孝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和核心.它在历史上对农村农民养老保障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建设,离不开传统孝文化的弘扬,目前,传统孝文化在农村遇到困境.充分挖掘传统孝文化的资源、德法并举是弘扬现代孝文化,促进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建设的有效途径.     

新三纲五常：中国传统孝养思想的现代转化

我国＂未富先老＂的现状决定家庭养老依然是今后一段时间内的主要养老模式。要使现代家庭继续承担起传统社会的养老重任,必须从传统孝文化中汲取思想精华,推动其现代转化,以提供强有力的精神支撑。鉴于自近代以来,孝文化往往与＂三纲五常＂联系在一起不断受到批判和误解,所以应该从内涵丰富的传统孝文化中剥离出孝养思想这个合理内核,赋予其时代意义,构建以＂新三纲五常＂为主要内容的新孝养文化。     

论孝文化缺失对农村家庭养老的影响

孝文化是我国农村家庭养老的文化基础。受历史的和现实的各种因素的影响,目前农村孝文化呈缺失状态。孝文化的缺失,对农村家庭养老造成了重大的冲击。弘扬孝文化是解决农村家庭养老困境的关键。     

我国农村养老方式现状与发展趋势研究

随着市场经济进程的深化及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农村养老形势日益严峻。研究我国农村养老方式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有利于建立符合农村实际需要的养老保障方式。研究表明我国家庭养老功能趋于弱化、社区养老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方式逐渐兴起;家庭养老、社区养老和社会养老各有优点,将来我国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方式是家庭养老、社区养老和社会养老相互结合的混合模式。     

孝道文化视野下的当代养老问题探讨

敬老养老是中国传统孝道的基本内涵,孝作为伦理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在促进家庭和睦、社会稳定,特别在敬老、尊老、养老上曾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已步入老龄化社会,而养老问题尤为突出。社会现实要求人们重新审视传统孝道,弘扬与时代相适应的现代"孝道",构建与"孝道"文化相适应的养老体系,解决我国养老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家庭养老之孝文化的变迁与调适——基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

长期以来家庭养老是中国最主要的养老方式,孝文化是支持中国家庭养老的主要价值理念。孝文化自产生后不断调适,经历了从家庭伦理到社会伦理规范的变迁过程,较好地支持家庭养老方式。但当前社会剧烈变迁使孝文化面临挑战,进而使家庭养老方式面临危机。缓解这种危机,建立完善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无疑是必要的,但人类的政治、经济与社会行为均深刻地嵌入其历史文化中,中国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作为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今天仍有其存在的文化与伦理意义。因此,基于文化调适理论,加强传统孝文化的自觉意识,推进孝文化的再生与创新,为家庭养老提供坚实的文化伦理基础就成为必需。     

回归自主与放权社会：中国农村养老治理实践

当下中国农村养老已逐渐形成了由政府、个人和家庭、社会、市场等多元力量共同参与治理的格局,但养老供给主体间的良性互动尚未达成,面临着治理的双层运作、治理的分块运行以及养老秩序的陷落等结构性困境,并由此带来了供需脱节、养老极化以及社会离散等风险。对此,各地在养老治理中不断探索出“政府+村社”、“政府+乡村精英+家庭”、“政府+市场”、“合作社+家庭”等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养老模式,社会、家庭以及个人在养老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但仍需政府合理放权、加强社会动员和增加农民自主选择的空间。     

"家庭养老"概念的重申与我国农村养老

家庭养老作为我国传统的养老模式,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其内涵、内容、目标和方式都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为此通过重新陈述“家庭养老”这一概念来分析家庭养老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并通过与社会养老的对比分析,探索我国农村的养老问题。     

传统孝文化对当前养老的意义及其重构

孝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伦理道德价值对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和促进养老问题的解决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当前我国逐渐进入老龄化社会的背景下,我们要坚持继承和批判相结合的原则,重构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型孝文化,使其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充分发挥其在促进家庭和谐、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中国农村家庭养老模式解析

运用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与研究方法,以中国社会保障体系中农村家庭养老模式为研究对象,以家庭养老保障模式的制度变迁为主线,着重探讨了家庭养老模式在中国农村现阶段的特殊意义,分析了家庭养老模式的局限性与不可替代性,并对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向现代家庭养老模式的转换提出了有参考价值的政策建议。     

试论现代家庭建设

家庭是以婚姻、血缘或收养关系为基础的一种社会生活组织形式。现代家庭建设是相对于传统家庭建设的一个新概念 ,其内容包括家庭物质文明建设与家庭精神文明建设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家庭关系模式是其主要内容之一。社会发展决定现代家庭建设 ,现代家庭建设影响社会发展 ,二是互相联系 ,有机统一     

论传统家庭美德的现代价值

对传统家庭美德的现代诠释和价值提升 ,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家庭美德建设的重要途径。传统家庭美德与现代文明、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及其时代精神有相辅相成的统一方面 ,是我国现时代社会主义家庭美德建设的历史依托和丰富养料     

论《孝经》对“中韩”道德发展及其社会现代化转型的意义

《孝经》及其蕴涵的孝道孝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文明精髓之一,也是中国传统道德的核心内容。它不仅形塑了中国古代的道德文化,化育了中国人的人格品质和行为范式,而且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近邻尤其是东亚的朝鲜民族的精神风貌和道德取向,成为中国和韩国在社会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中和西方个体本位价值观念的冲击,克服现代文明病,构建社会和谐的重要精神资源。     

父代责任伦理调适与家庭养老法制优化

家庭责任伦理是指导农民代际互动行为的价值规范,父代是接力行为的行动主体也是子代反馈行为的评价主体,父代责任伦理影响农民家庭代际关系与养老秩序。城镇化背景下父代责任伦理进行了适应性调适,低龄父代延长资源积累时间,高龄父代克制消费需求,父代接力行为扩张。孝道话语在父代责任伦理调适下发生变动,孝道履责主体多元、孝道标准下降、孝道约束力弱化,父代为子代的反馈行为减负。为重塑农民家庭养老秩序,家庭养老法制融合孝道建构起有利于父代的保护话语,然而家庭养老法制保障力度加强却未同步改善农民家庭养老秩序,应然法律话语与实然孝道话语的分离是理解这一悖论的关键。家庭养老法制要立足于父代责任伦理的调适以及孝道话语的变迁,以提高家庭发展能力和父代主体意识为原则优化家庭养老法律。     

本土孝文化的当代法理价值与启示

孝文化是古代社会调整代际亲属关系的重要依据,主要经历了萌芽、儒家化、法律化三个发展阶段。当前我国社会结构和本土孝文化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导致孝文化的历史局限性进一步凸显。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应发掘本土孝文化所具有的当代法理价值并引入立法,以隐形契约关系促使家庭单元稳定,以家庭伦理引导社会伦理发展,以孝文化的弘扬促进德治与法治有机结合,将精神赡养与物质赡养相结合,以建构具有本土性文化特征的中国特色老年法体系;同时,完善文化、立法、司法、制度等方面的保障,树立正确的孝文化理念,实现硬法和软法有机衔接,发挥调解在代际亲属问题处理中的作用,实现个体养老到社会养老的转型过渡,以应对社会转型中的代际矛盾。     

社会转型期农村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原因解析——基于陇东南L村的调查

甘肃省东南部L村的个案表明,社会转型时期农村家庭养老功能日渐弱化,其原因在于农村人口流动的持续时问延长与范围扩大,家庭的小型化与核心家庭剧增,老人养老与子女赡养观念的分歧。为此,有必要寻求符合时代发展的新型养老模式。     

论“以工作为中心”文化对现代家庭的冲击

工作与家庭是人存在方式的两个维度。在现代技术文明社会,工作与家庭冲突反映了人本真存在方式与现代技术文明所重构的人存在方式的冲突。＂以工作为中心＂文化严重侵蚀家庭生活,并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从哲学上、从人的存在意义上反思现代＂以工作为中心＂文化对家庭的深层冲击,反思现代文明工作与家庭冲突的深层次原因,对深刻认识现代技术文明入侵家庭生活并进而向个体生活的全面攻击有着重要意义。     

人口结构转变、家庭教育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

从一个两期的世代交叠模型入手,分析并通过数据模拟验证了在家庭和社会两种养老模式共同作用下人口结构转变对家庭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人均储蓄率正相关;而家庭赡养支出比例与人均储蓄率负相关;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教育投资率负相关;而家庭赡养支出比例与教育投资率呈倒U型变化;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家庭赡养支出比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确定。数值模拟结果显示:在当前条件下,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促进经济增长,而家庭赡养支出比例增大抑制经济增长。     

论家庭文化的嬗变与重构

家庭文化是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家庭文化形态和内容.传统家庭文化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以儒家伦理为指导思想的中国传统封建意识形态在家庭文化中的表现.但是,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特别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时期,现代家庭文化无论在家庭模式、家庭成员的关系,还是在家庭决策的价值标准和家庭成员所遵循的道德规范等方面都不被限定于一种形式或一个标准,而以尊重个性、实现民主化为原则.这样,就意味着传统家庭文化的嬗变与现代家庭文化的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