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情的主客体关系与突发性群体事件

近年来对突发性群众事件的许多研究证明 ,干部与群众的关系问题是群体事件存在、发展、变化的主线。根据舆情研究理论 ,从舆情的主客体关系及其本质认识突发性群体事件 ,重视舆情 ,畅通民众利益表达渠道 ,妥善处置突发性群体事件并建立有效预防机制。     

试论群体事件舆情管理理念变革与创新

正确认知维稳与维权的关系既是破解国内政治舆论生态的重要前提,也是提高群体事件舆情管理能力的根本基础。由于受传统观念的束缚,有些地方政府舆情管理仍然沿用着一种权力维稳的固有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民众的维权舆论表达诉求,致使政府维稳与民众维权走向对抗,这不仅违背了政府舆情管理的基本原则,而且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产生了负面影响。因此,科学认识和妥善处理维稳与维权的关系,把舆情管理纳入法治轨道,这既是创新地方政府群体事件舆情管理理念的重要基点,也是提高地方政府舆情管理能力的必然要求。     

完善网络舆情应对机制 提高群体性事件化解能力

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和日益普及,网络舆情空前高涨,群体性事件的网络特征日渐凸显,对党和政府的舆情应对能力带来很大的挑战。因此,建立完善网络舆情的预警、监控、引导和回应机制,提高群体性事件的情绪疏导和矛盾化解能力,成为做好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工作的重要环节。     

公共突发性事件的管理机制研究

从公共突发性事件的内涵、特征入手,分析了我国政府管理公共突发性事件存在的问题,探索构建我国政府公共突发性事件管理的预防、应对处理机制,并提出了参考性建议.     

群体性事件中的群体心态探析

从近年来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发展情况看，群体心态在群体性事件中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力。在群体性事件中，群体心态在目标上指向同一，行动一致；认识上缺乏理性，轻信谣言；行动上易受传染，盲目从众；情绪上夸张狂暴，言行激烈。对群体心态的整合与引导，应做到：在事件潜伏期，要建立和完善社会渲泄机制，及时疏通群众中的不满情绪，排放社会中积累起来的各种冲突因素；在事件发生期，要及时疏导聚集人群、加强信息公开权威发布、震慑恶意破坏者；在事件平息后，要注重培育公民精神，强化公民意识，塑造理性、开放、宽容的群体心态。     

试论低收入群体不良舆情的产生原因及其调适

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分配形式的多样性,社会也出现了新的分化,社会的低收入群体在动态中变化发展,并对社会稳定乃至整个现代化进程产生深远而复杂的影响。因此,准确把握当前低收入群体舆情总体态势,深入分析部分低收入群体不良舆情的产生原因,并有针对性地进行调适和引导,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突发性环境事件生态补偿的机制研究

突发性环境事件对国家、社会及人民的利益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如何消除灾害带来的后续影响,使其生态环境得以有效的恢复,是许多学者都在思考和探讨的问题.突发性环境事件具有不可预知性、破坏性强、形式多样性、流动性,等特征.建立突发性环境事件生态补偿机制应遵循谁污染,谁补偿、可持续发展、下列与公平兼顾、市场化、应争性的原则.建立突发性环境事件生态补偿机制应采取的对策有:界定补偿者和被补偿者;确立补偿标准;建立生态补偿资金;多样补偿方式;把一次性补偿和长期补偿相结合;解决跨界生态补偿问题鼓励公众参与;立法化.     

社会边缘人:价值主导型群体事件的积极参与者——基于SS事件的分析

以SS事件为例,从价值主导型群体事件中积极参与者的社会特征及其力量的展示过程中可以得出初步结论:当前,中国价值主导型群体事件的积极参与者具有社会边缘人特征.社会边缘人的力量展示过程如下:以社会性纽带为组织后盾;通过有效动员向民众借力;寻求政治机会,使地方政府居于强者弱势地位;引领聚集者挑战地方政府权威.社会边缘人是中国价值主导型群体事件的积极参与者;其参与行动可解释为以工具性为主,情感性为辅;其动员能力强,组织化程度低,但其惊人的力量难以持久.     

关于"舆情"及相关概念的界定与辨析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舆情"概念作了重新界定,提出了舆情构成要素的"五体说",并对舆情研究中的几个基本概念进行了必要的辨析.     

论和谐社会与舆情信息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要靠坚强的政治领导、雄厚的经济基础、完善的制度体制,又要靠全体社会成员思想上的统一。做好舆情信息的分析和引导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离不开强有力的舆论导向,缺少舆情支持的社会不可能和谐。舆情既是促进和谐社会的需要,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舆情变动规律初论

舆情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空间内,围绕中介性社会事项的发生、发展和变化,作为主体的民众对作为客体的国家管理者产生和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因此,它的基本内容可以理解为民众在社会政治方面的群体心理活动。在本质上,舆情则是民众与政府之间利益关系的一种复杂体现。舆情的产生、变化和结束有其自身的规律性。从它的产生看,它是国家管理者“生产”或“管理”的中介性社会事项,包括各类政策、法规、制度、措施以及领袖形象和社会问题等诸多的复杂内容刺激的直接结果;从它的变化和结束看,舆情是随着刺激它产生的各类社会事项的变化和结束的情况而变动的。但是,舆情作为政治性很强的群体心理活动,它的变化和结束又有着自身复杂多变的规则和轨迹:舆情的主要持有者或主体本身的基本构成和政治素质,都会对他们的群体心理活动的具体情形产生影响;民众对过去的一个社会事项曾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会部分地“残留”在他们对一个新的社会事项的心理反应之中。掌握舆情变动规律,对“建立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畅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具有重要意义。     

农村群体性事件中的舆论传播及其引导

近年随着农村社会矛盾的激化,很多地方相继爆发了一些影响重大的群体性事件。群体性事件是群体舆论的行为表达,是广大农民通过肢体语言宣泄来表达意见的一种方式。由于少数地方政府没有认识到现代农民公民意识的觉醒,依然用强制手段来处理基层社会矛盾,致使基层干群关系紧张,群体性事件的矛头越来越向基层政府集中。群体舆论的传播有其固有的规律,基层政府只有尊重和服从客观规律,把握农民的社会心理,才能对群体性事件进行有效的舆论引导。     

公众舆论与外交政策——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比较

本文以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的发展、演变为视角,着力探讨了公众舆论与外交政策的互动机制以及其作为影响国家间关系的重要变量所具有的理论内涵;并对公众舆论是否具有理性,是否具有真实性、价值性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比较分析与说明。     

公众舆论、市民社会与法治

公众舆论是市民社会的重要结构性要素。它作为市民社会民主权利表达的最基本方式,发挥公共领域的合法性功能,为政治的合法性提供基础。它还是权力制约机制的核心,通过舆论监督实现对公权力的制约,从而促进民主与法治的实现。然而它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却产生了异化,丧失了对公权力的制约功能。因此,我国在建构市民社会的过程中,在保证公众舆论发挥应有作用的同时,也要避免这种异化现象。     

转型时期司法中的民意现状与策略设计

中国转型时期,法官对司法中的民意采取了比较模糊的回应手法,缺乏对民意精细化和程序化的分析与运用,导致了司法公信力的缺失。因此,法官需要对民意进行灵活的识别,有针对性地回应。民意的回应策略需要坚持论辩主义精神,建立在程序主义基础之上。对法律方面的民意须保持警惕,并充分地解释;运用事实方面的民意还原事实真相,节约司法成本;思考结论性民意背后的推理逻辑,但不直接采纳结论性的意见;将制度建设的民意作为日后司法改革的参考资料。建立科学合理的媒体交流平台,需要媒体在民意与司法之间保持客观公正的立场与姿态,避免媒体的不当报道加剧司法与民意的矛盾。改善司法的运作模式和法官选任机制,降低日后回应民意的司法成本。     

广州新型城市化建设必须构建和谐的公共舆论环境

广州新型城市化建设是在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浪潮风起云涌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一项十分艰巨的系统工程。要顺利推进和完成这项任务,必须从战略全局的高度认清和谐的公共舆论环境对广州新型城市化建设的重要意义,正确分析广州公共舆论环境面临的挑战,积极构建能够畅通民主渠道、整合民意、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谐有序的舆论空间。     

共和理想与公共意见的限制:休谟的国家理论考察

休谟的国家理论包含两个维度：一个是规范意义上的,即认为政治制度有野蛮与文明之分,只有文明的政府才能维护社会的稳定、自由与繁荣,其理想形式是经过科学设计的共和制政府;另一个是经验意义上的,即认为政府权威建立在人们公共意见的基础之上,其形成有着自然的历史过程,并随着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在这两个维度的基础之上,休谟一方面探讨了商业、风俗及理性的发展如何影响人们公共信念的变化,进而推动人类政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变化过程;另一方面,休谟指出,鉴于社会大众易受迷信的影响,社会的明智之士应当采取“审慎的社会变革观”,在尊重传统和保持权威的条件下推动正义和自由的实现,并要防范可能出现的风险。     

Public health care in the balance: exploring popular support for health care systems in the European Union

Which factors explain intra‐ and inter‐country variations in levels of public support for national health care systems within the European Union, and why? We propose that public opinion towards public health care is dependent on (1) the type of welfare state regime to which the various European welfare states belong, (2) typical features of the national care system and (3) individual social and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which are related to self‐interest or morality oriented motives. To assess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these factors, data from the Eurobarometer survey series are analysed. Support for public health care appears to be particularly positively related to social‐democratic attributes of welfare states, whereas support drops with increasing degrees of liberalism and conservatism. Further, support for public health care proves to be associated with wider coverage and public funding of national care services. We also find higher levels of support in countries with scarce social services for children and the elderly, and larger proportions of female (part‐time) employment. Lastly, with respect to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we find remarkably little evidence for self‐interest oriented motives affecting the preference for solidary health care arrangements.     

市场经济与现代社会的公共生活伦理——对SARS事件所做的一些反思

现代市场经济社会讲求互信伦理、互助伦理、法治伦理。客观地审视和反思SARS事件 ,可以发现我们民族、社会在有关公共制度安排与治理等方面存在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对此 ,我们应创造和提供公共伦理形成所需要具备的基本条件———现代公共生活领域 ;建构现代公共伦理赖以生成和发挥作用的现实载体———现代开放的公民社会的“社群”组织 ;面向生活世界 ,探寻、甄别、确立并认同作为公共伦理核心的社会“公共价值” ;公共价值的确立需要以政府和个人共同承诺的公共责任为保障。     

宗教与美国公共政策

美国宪法实行＂政教＂分离原则,禁止教会干预国家政务,但事实上,宗教组织在美国政治体制中如同利益集团一样运作,以各种方式参与和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以确保自己的宗教利益。鉴于美国宗教组织在教义信仰和组织结构上呈多元化,它们对公共政策的影响方式和程度也各自相异,主要取决于历史传统、教义信条、内部团结力量、外部反对力量、战略地位和时代精神等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