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人选唐诗”看文学史著作选评唐诗的得失

“唐人选唐诗”有助于我们认识文学史论著选评唐诗的得失。“唐人选唐诗”与文学史著作选评李杜诗异同情况：两者都重视李白乐府与歌行;后者重视李白绝句,前者不重视;《才调集》突出了李诗题材“近俗”的特征,文学史著作则忽略了。两者都推重杜律;诗史类作品不被前者所重视,为后者所重视。皇甫冉《巫山高》和祖咏《苏氏别业》为“唐人选唐诗”重视,不为文学史论著关注。王维山水田园诗应该进入文学史,但编撰者有偏爱之嫌;王翰的《凉州词》进入文学史著作的方式以及是否应该进入文学史著作,都需要讨论。     

“现代”中国文学史——读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

与后来的文学史以建构科学客观的知识学为目的不同,钱基博以传统子、史精神“撰著”《现代中国文学史》,将王阁运、章太炎、康有为、陈三立、严复、王国维、梁启超、胡适等并置一起,讨论他们如何以各自的理论见解和创作实践共同参与和见证“现代”这一“事件”。梁启超、胡适倡导“革命”,追求文学日新叉新的“现代”;章太炎则代表着第二种“现代”人物类型,身预追新求变的“现代”潮流,却自始即长虑却顾,意识到必将随新变而来的种种流弊;《现代中国文学史》着墨最多也是人数最多的是第三类人物,康有为、陈三立、严复、王国维、章士钊等人包括著者钱基博自己,他们始则舍旧谋新惟恐不力,晚则痛加追悔。一部《现代中国文学史》堪称三类“现代”文人之“忏悔录”。     

关于外国文学学科史建设的思考

外国文学史的编著是外国文学学科史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对一代学人的外国文学史研究的成就和经验的一种总结方式。然而,截至目前,我国虽有为数众多的作为教材的《外国文学史》,也有若干种具有较高水平的、内容丰富的国别文学史,而没有作为学术专著的、对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进行总结的、具有权威性的外国文学通史类著述。这种现状必须改变。美国批评家韦勒克、沃伦指出,应当编写一部综合性的、超越民族界限的文学史;我国外国文学研究和译介中存在的某些问题也表明,编写这样综合性的外国文学史很有必要。这种具有权威性的外国文学史著述,也可以称为“科学院版”《外国文学史》。这种外国文学史在篇幅上应当是一种大型的、多卷本的、纵览古今的著述,在内容上应当涵盖世界各地区的各主要民族和国家的文学,在编写观念上应当体现宏阔的文化视野和为人类语言艺术的发展立传的意向,其作者队伍则应由素有研究的学者构成。我们呼唤这样的“科学院版”《外国文学史》早日问世。     

论词曲递兴及其雅俗分流

<正> 王国维先生的“一代有一代的文学”的说法对文学史的研究影响极深;而宋之词元之曲又各自是它们时代的代表性文学,这又是文学史家所共同承认的。但按照这样的文学史观去考察词曲之递兴,就使人感到困惑了。南宋亡而元蒙兴,这是朝代的更替;宋词亡而元曲兴,则是文学史上流行的说法。问题在于,宋词到了姜夔、张炎之手,才完     

论《庄子》的艺术虚构

《庄子》一书以其治翰恣肆的文思,深蕴广博的气势,瑰丽奇绝的语言而为世人所瞩目。李白在《大鹏赋》中赞叹道:“吐峥嵘之高论,开浩荡之奇言”。清人刘熙载则曰:“意出尘外,怪生笔端”(《艺概》)。而刘凤苞却着眼于庄子的讽刺艺术,评曰:“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南华雪心编》)。金圣称其为“天下第一奇书。”鲁迅先生则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其文汪洋辟,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而郭沫若则进一步评论说:“不仅‘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秦汉以来的一部中国文学史差不多大半在他的影响之下发展”(《庄子与鲁迅》)。     

令狐楚年谱简编

令狐楚是唐代宰相之一,曾数领诸镇节度,颇有政绩。他又是唐代著名的诗人和骈文作家,白居易一再呼为“诗敌”,刘禹锡称之为“今日文章主”,史官则谓：“宰相令狐楚,一代文宗。”（《旧唐书·元稹传》）他曾有《漆奁集》１３０卷,《全唐诗》录存其诗１卷近６０首,《全唐文》辑存其文５卷约１４０篇。他不仅“夜半授衣”培育了李商隐,而且与当时诗人张籍、王建、刘禹锡、李逢吉、白居易、贾岛等广为酬唱,更以奉诏纂进《元和御览》导引一代诗风。令狐楚的文学史地位是特别的,但又是为学术界所忽略的。本《年谱》侧重于令狐楚之仕历浮沉、文学交游、作品系年诸项,受篇幅限制,且为《简编》,意在对展开令狐楚之研究有所推动     

《药》的“曲笔”与主题

《药》主题研究的回顾长期以来,无论是大学文科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还是全国统编的中学语文教本和教参;也无论是老一辈鲁迅研究专家的论著,还是中年一代的鲁迅研究者的论文,在论及鲁迅小说《药》的主题时,几乎都概括有这样一个主题:“批判了辛亥革命脱离群众的严重错误”。     

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晶——元散曲浅论

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晶——元散曲浅论王葆苓在我国文学史上，历来把唐诗、宋词、元曲并列在一起，给予它们同样重要的地位。王国维在他的《宋元戏曲考·序》中指出：“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作为元代“一代文学”...     

《种谷记》故事发生地点正误

柳青的长篇小说《种谷记》写的是什么地方的事?目前我见到的十多种中国现代文学史有四种说法,即“王家沟”说,“抗战时期解放区”说,“陕北王家沟”说,“清涧王家沟”说。“王家沟”说见于唐弢、严家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陕北王家沟”说见于九院校编写组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七省(区)十七院校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下     

清民之际“文学”概念的转换与中国文学史书写——以林传甲、黄人两部《中国文学史》为例

在中国传统语境中,“文学”义指“文章博学”,近代以后成为学术分科的一支,用于指以语言为表达方式的艺术。清民之际,西方“纯文学”史观输入中国,逐渐成为中国文学史建构的理论基础。考析林传甲、黄人的《中国文学史》,可以对清民之际“文学”概念的转换有更具体的认识。林传甲《中国文学史》以传统“文学”概念为理论基点,是非关史体的“讲义”;黄人《中国文学史》汲纳西方“文学”概念的内涵,可说是近代意义文学史的发端。     

"文学是什么"与"什么是文学"--兼论文学研究与文学史研究的对象和方法

"文学是什么"是文学界一直关心并力图加以解决的问题.然而,这一问题在文学研究领域和文学史研究领域,其意义和价值是有所不同的.文学研究应该注重理论创新,大胆地回答"文学是什么",以推动文学思想的发展;文学史研究则应该讲求实事求是,小心地考察"什么是文学",以描述文学发展的本来面貌,20世纪有关研究的经验教训给予我们许多启发.中国文学史研究与文学研究都多少有些模糊了自己的研究对象,都多少采用了一些本该主要由对方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使得文学研究缺乏足够的理论创新,而文学史研究又多了一些主观的成见.如果我们能够将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适当做一些分理,鼓励文学研究者大胆进行理论创新,而不止于阐释前贤,同时也鼓励文学史家更多地尊重古人,而不要强迫古人服从自己,文学领域的学术研究面貌也许会有新的改观.     

关于明代的“京报”问题

明代是否存在＂京报＂以及＂京报＂的性质问题,一直是新闻史学界长期关注的话题。此前,作为文献史料,仅限于清人俞正燮《癸巳存稿》中的一则材料。当代新闻史学者对史料的发掘又有了一些新的进展,如方汉奇、姚福申等先生的考察,但也多限于小说、戏曲等文学作品的描述。根据元明时期文献中关于＂京报＂的若干材料,从词源学的角度分析,认为＂...     

比较视域下的重写中国文学史策略——以哈佛学者的中国文学史书写为例

中国文学史研究是哈佛著名学者宇文所安、韩南、李欧梵、王德威等人共同的学术领域,他们的中国文学史研究成果卓著,影响了国内始于1980年代的重写中国文学史大讨论及其实践。在对哈佛学者中国文学史书写进行整体研究的基础上,对国内方兴未艾的重写中国文学史热潮有所启发,可以提出一些可资参考的策略,如文学史重写的常态化、多元化、文学性与史学品格并重、避免汉学心态与大中华心态、中西互释互证等。     

初唐史家文论的建构策略

初唐史家与一般的文论家有所不同,其文论观念有着浓厚的史学色彩。史家重新定位了“文”的意涵,指出了“文”具有“匡主和民”的作用,以及“述美恶”的史学功能,此种言说表明史家对“文”的功能的独特认识;同时他们将“文运”与“国运”的关系紧密联结,强调了文运的重要性;为了规制彼时文章写作的风格,他们在处理辞彩和内容的关系时,表现出较为矛盾的态度。初唐史家提出的这些文论观念对唐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大众文艺》《西南文艺》《红岩》演变的文学史思考

20世纪重庆文学史的写作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众文艺》、《西南文艺》和《红岩》值得文学史家关注。它们是当代中国文学的重要阵地。目前重庆文学史写作中,文学史家忽视这几个刊物的关系,遮蔽了一些真实的文学史细节。本文就这一问题谈谈笔者的看法。     

王佐良的英国散文研究述评

王佐良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英国文学史家、教育家、翻译家、莎学评论家。本文在对王佐良先生的主要著作《英国散文的流变》深入研读的基础之上,参考其他学者对于王佐良先生学术成就的评价,从而总结出他的学术思想与成就。     

从历史理解到价值建构--论文学史家的一般素质

任何一种原生态的文学史本体 ,唯有经过带有特定价值目标和取向原则的文学史主体 ,亦即文学史家的选择 ,并被置于某种思想规范和文学史构架之中 ,才能显示出自身的意义和价值。文学史研究首先要求文学史家们德识兼备 ,实事求是 ,纪史以实 ,同时还应具备跨学科、多层次的知识体系 ,只有这样才能为文学史建构一种具有开放性的研究途径和解释系统 ,进而推动文学史研究和著述范型的不断更新     

张资平：在“历史情境”与“历史叙述”中

在现代文学的"历史情境"中,许多研究者都将张资平与郭沫若等并称"创造社"四大金刚",而在文学史叙述中,张氏却始终无法摘去"三角恋爱作家"、"汉奸文人"的帽子.这之间的巨大裂痕,原因主要有三1.权力叙事干扰了文学史家的独立判断;2.道德至上的历史伦理观,影响了文学史家的公正评价;3.文学史研究未能把作家-作品-读者"三位一体"的文学生产、消费系统看做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我们还应该有一部全面考察文学接受的文学史.     

新诗“进步”的文学史呈现

作为"第二个十年"新文学史叙述的重要组成部分,新诗的文学史呈现以"进步"为基本逻辑展开。受知识、视野、观念等诸多因素制约,不同史家对新诗发展描述相互影响和借鉴,从而使新诗表现出叙述的类同性,当然也不尽相同。进步成为新诗叙述的逻辑前提,同样体现在文学史评价方面,评价的"进化焦虑"说明"进化"本身成为某种不言自明的公共话语。建立在个人感性认知基础上的新诗微观史还原了"进步"话语面临的困境,证明新诗史是叙事学编码的想象结果。     

令狐楚简论

如何评价令狐楚 ,关涉到唐代历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和唐代文学史上的不少重要人物 ,但其生平的诸多方面仍存有含糊不清或是非不明的遗憾。他的文学创作 ,在当时即深受白居易、刘禹锡等著名文学家的推崇 ,而当今的文学史却只是在评论李商隐时才略略提及。本文在史料考辨的基础上 ,力图进一步辨明令狐楚仕履中的是是非非 ,并对其文学成就作一公允的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