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近代民主制的普遍价值

一个新时代诸因素的产物民主属于上层建筑.近代民主制是资本主义时代经济、文化乃至各种政治因素的产物.然而,迄今我们对近代民主制所作的分析,大多局限在传统的阶级论与国家论的视野之内,即把近代民主制仅仅视为资本或资产阶级的产物和统治形式.此种观念虽然抓住了资本主义国家民主的本质属性方面,但是,本质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可能包含事物的全部.世界历史和现实生活表明,这种传统观点同包括民主问题在内的国家现象所需要的全方位考察有相当的距离,如果我们不将辩证法和唯物史观贯彻到底,不突破这种传统观念前进一步,对近代民主制产生与发展     

三权分立的两种模式──英美政权形式比较

17、18世纪的英国和美国率先按三权分立的原则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形式，并在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促进资本主义发展方面取得了成功，成为各资本主义国家效仿的两种政权模式。分析这两种不同的政权形式，比较其间的差异，对我们进一步了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重要意义。1英、美两国同是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建立的是议会君主制政体，美国建立的是总统共和制政体。不同政体的建立，与两国政权形成的历史过程各具特色有密切关系。美国的议会君主制政体是在资产阶级、新贵族同代表封建势力的国王进行长期斗争的过程中确立的，是阶级妥协的产…     

从日本明治维新看历史发展的动力

明治维新前,日本正处于封建社会末期,德川幕府为了维护和巩固其领主政权,闭关锁国,与世隔绝,实行等级森严的制度,压制资本主义的发展,使日本成为一个落后的国家,并面临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危险。 一八六八年的明治维新不仅标志着日本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是世界近代历史上一件大事。在亚洲历史上,日本是唯一成功地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摆脱了殖民地命运,维护了民族独立,迅速地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成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     

对外侵略、“国家改造”和日本的法西斯化

资本主义国家法西斯化的问题,是二战史研究中的重大课题.资本主义国家的法西斯化离不开侵略战争和建立法西斯政权,但日本的法西斯化与德国和意大利有所不同,德意法西斯化是先通过法西斯政党自下而上地夺取政权,再发动侵略战争,而日本则是在叫嚣和发动侵略战争的过程中,以军部为核心,否定政党政治和议会主义,接管政权,逐步法西斯化的.本文拟就日本法西斯化的问题,谈几点看法.     

试论日本近代武士道的确立

在世界军事史上,近代日本军队以野蛮强悍著称,这其中封建武士道精神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如何把封建武士道改造为近代军人意识构成了近代日本军事史上的重要内容.《军人训诫》和《军人敕谕》的制定与颁布,使传统武士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为近代军人意识,最终成为支持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政策的精神支柱和道德基础.     

曾国藩:近代中国政治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奠基者

以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的百余年的历史过程为坐标,给曾国藩的思想做恰当的定位,是本文的基本特色。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借助船坚炮利将其势力扩张到中国之时,潜心研究理学的曾国藩与魏源、徐继鱥相比,其思想落后了一个时代;太平天国运动给曾国藩信奉的理学以回光反照的机会,而在此反照之中,它增添了经世致用的新内容,于是在曾国藩的影响下,形成了一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与学术结构,这一思想奠定了近代政治和文化保守主义的理论基础。如果联系20世纪中国思想史,凡是走保守主义政治路线的,无不推崇曾国藩;而一度对曾持有强烈批评态度的国民党人,在其执掌政权而面临着巩固统治秩序的任务后,颂扬曾氏的著作便不绝于耳,这是值得深思的历史现象。     

民初政党政治与政体选择

政权的组织形式直接决定着政权的运行方式,并体现着政权的归属。研究一个国家的政体形式是古往今来的思想家们极为关注的问题。清末民初的政党政治中,最为关键的一个问题是政体选择。在推翻满清王朝的斗争中,选择什么样的政体一直是各方斗争的焦点。中华民国建立后,总统制与内阁制的斗争贯穿于政党政治的始终。由于历史、传统、当时的国际形势等多种原因影响,中国未能选择并形成最为恰当的政体形式,这成为民初政党政治失败的重要诱因和关键因素。     

宗法社会与近代民族主义--以严复、章太炎对《社会通诠》探讨为中心

社会转型前的晚清社会并未越出传统民族主义的樊篱 ,以“华夷之辩”的民族理念为核心的传统民族主义思想成为处理民族交往的重要准则与衡量标准。随着中西交往的进一步加深 ,传统的民族主义信念根本抵挡不了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所标榜的世界主义的冲击。本文以近代西学、中学代表人物严复、章太炎对宗法社会与近代民族主义之间关系的对话为视角 ,试图揭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理念诞生与发展的曲折历程 :就历史表象而言 ,是传统民族主义被迫告别数千年的宗法社会 ,屈辱地向近代转型 ;就历史发展的内在理路而言 ,则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下 ,以近代学人为代表的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文化品性进行极为广泛而深刻的时代变革的缩影     

中国在日本摄取近代欧洲文化中的作用

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根深叶茂。两国对欧洲文化的摄取,也是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方面。中日两国在摄取欧洲近代文化的过程中,不仅几乎同步,而且起着互为桥梁的作用。中国通过日本传来的欧洲近代科学文化,这为大家所熟知;而中国在日本摄取欧洲近代文化过程中的作用问题,似乎在两国史学研究中有所忽视,这很有必要加以探究。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的历史就是一部摄取外来文化的历史;外来文化影响着日本历史演进中的重大变革。十六世纪以来日本开始直接吸收欧洲文化,由传统的东方模式的东亚岛国逐渐变成西方类型的国家。因此,日本对“近代西方文化的摄取,是日本历史发展过程中最重大的转折点”。日本     

从代议民主制到参与式民主制——网络民主能否重塑民主治理

以代议制形式存在的现代民主制经历了从传统的代议民主制到行政集权民主制的发展.自20世纪80年代西方社会进入信息社会以来,代议民主制遭遇了严重的政治危机,网络民主被视为挽救代议政治危机的一种补救办法.网络民主能解决代议民主制所遭遇到的危机,重塑民主治理吗?该文通过对传统代议民主制、行政集权民主制和共同参与式民主制三种民主制形式的解读,分析了网络民主所面临的问题,指出网络民主制只是在某些方面改变了代议民主制的功能和运作方式,部分地取代了代议制民主的功能,而不可能成为国家形态层面上民主制.     

巴黎公社民主制与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纪念巴黎公社120周年

<正> 一百二十年前,法国巴黎的无产阶级举行了英勇的武装起义,推翻了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了巴黎公社。巴黎公社不仅以自己的方式初步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了第一个工人阶级政府的光辉实践名垂千古,而且以它“新的真正民主的”政权的崭新风貌显示后世,为无产阶级提供了民主制度的首创形式。全面地科学地反思巴黎公社民主制的历史经验,对于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将大有裨益。     

1910年代河南治安组织的成立和性格

以1910年代的河南为中心,本文分析了其近代治安组织和制度的形成过程、性质,以及地方社会的反映等,不仅最初研讨了河南近代治安组织的成立过程,而且较详细地接近了民国初期国家建设的真相。袁世凯政权和省政府以警察、县警备队、侦缉队、保卫团等新的治安组织为手段,对分散的、由地方上层人士主导的多种武装组织进行了制度化和统治化,将中央权力渗透到地方社会。但是治安组织的"改革"过程所显示出的组织负责人的资质问题,比机构以及制度的形式性扩充是更为重要的本质问题。在确立新的治安组织的过程中,无赖、地痞、流氓、土棍等代替以前的地主、绅士为中心的地方上层人士掌握了治安组织,成为"反上层人士(counter elite)"。在这个过程中,为了掌握组织的"权力斗争"和治安组织的腐败也是不可避免的。     

中、日、西近代化模式之比较

文化整体论观念上的“模式”是指一定的文化在特定历史阶段演进过程中的文化结构形式。近代化模式即是指某一民族的文化由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的进化过程中的新旧文化结构形式。这一形式在中国表现为“中体西用”,在日本表现为“和魂洋才”。这是众所周知的,毋庸赘述。关于西方的近代化模式是什么?这个问题在我国史学界还未开展过讨论,至于将中、日、西三种近代化模式一同进行比较的文章则更是鲜有。     

中日朝鲜通讯权之争与清朝外交政策的转变

中国和朝鲜之间传统的宗属关系,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受到日本等国愈来愈严重的挑战,清朝传统的宗属模式的外交政策也随之产生了转变。在中日争夺朝鲜通讯权这一外交交涉问题上,清政府的外交政策就表现得相当灵活,既充分利用了中朝之间传统的宗属关系,又吸收了近代外交的条约形式,从而挫败了日本的挑战,实现了对朝鲜通讯权的控制,并成功维护了与朝鲜的宗属关系。而这种宗属关系又是以新的形式和内容出现的,即传统宗属体制与近代条约体制相结合的新东亚宗属关系,体现了清末“传统外交”与“近代条约外交”并用的二重外交方式,这是清朝外交政策转变的重要趋势。     

新时期国家资本主义的特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进入了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中心任务的新的历史时期。为了加速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政策,在所有制结构方面,党提出坚持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和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重大决策。几年来,在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过程中,特别是在经济特区,兴办了不少中外合资、中外合作等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究应如何看待当前我国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与过去苏联和我国过渡时期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相比,竟有哪些特点?本文仅就这一问题谈谈自己的粗浅看法。     

中国文化现代化的错位及其出路

文化现代化是二十世纪的世界潮流。今天认识传统文化,必须有一个思维视角的转换,从西方框架中跳出来,从我国的实际变化以及世界背景和格局的总特点出发,走文化民主的道路。我国文化最重大、最醒目的变化莫过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相结合,这一历史进步使中国社会跃入到现代社会,然而又形成我国文化运动中的怪圈:传统文化作为农业文明是与近代资本主义对立的,资本主义文明是对农业文明的一种历史否定,而马克思主义文明的实质是对资本主义文明弊病的否定。在中国,这两种质上不同的否定奇异地结合起来,形成历史的错位。承认历史的错位,变错位为正位,这便是我们的历史任务.     

史学史研究的展望

史学史应当对一定时期的历史研究进行总结 ,并且把这种总结升华到理论思想的高度 ,以促进史学新的发展。中国史学史是在中国史学近代化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这一学科发展的事实表明 ,史学史与史学思想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从表象上看 ,以司马迁、司马光为代表的传统史学到了近代是终结了 ,但实际上 ,传统史学经过火的洗礼后 ,成为新史学中民族史学的因子 ,形成新时期史学的民族特点 ;批判继承传统史学是发展新世纪史学的重要任务     

现代性的辩证省思与中国现代性建构

中国现代性建构在"古今中西"问题域中显得异常复杂,亟需在厘清现代性自身属性及其合理形式的基础上,推进以"中国问题"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性建构路径的思考。现代性脱胎于西方文化传统,是近代以来西方思想的自我认识和自我理解,但经过理性化论证以及资本主义扩展而具有普遍性维度。对于现代性需要从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出发予以理解,在普遍的人的解放尚未实现以前,现代性属于趋向具体普遍性的文明论问题。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作为现代性的合理形式出现,但资本主义形式必然产生"反现代性"的异化形式,使现代性运动表现为理性化话语与强制性权力相结合的矛盾关系,而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社会主义形式则是一个既合乎历史必然性也合乎现代性价值理念的合理结果。以"中国问题"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性建构,在当代中国还处于实践和理论不断生成和完善的过程中,需要特别处理好两大问题:驾驭资本和再造传统,前者缘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后者缘于中华传统现代化目标,两者共同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追求。     

论近代日本对东西方文化的选择

日本的近代化,亦即日本的资本主义化或称西化,既是政治上资本主义制度战胜封建主义制度的过程,又是意识形态上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战胜日本封建主义文化的过程。尽管日本在这两方面的变革都极不彻底,但却极大地推动了其近代化进程。纵观近代日本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接触过程,大体经历了“冲突——融合——再冲突——再融合”四个阶段。经过这种不断冲突和融合,东西方文化在整个日本文化系统中的地位发生了逆转,西方文化成为日本社会的主导文化。     

列宁的权力监督思想初探

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列宁在领导俄国社会主义实践的过程中,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权力制约与监督进行了探讨,并形成了重要的思想。研究列宁的权力监督思想,对我们正在进行的反腐倡廉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十月革命后,俄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这是人类历史上建立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把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的理论变为现实的一次伟大实践。为确保人民当家作主,防止新的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列宁反复强洞权力监督的必要性,认为它是关系到"维护劳动者的政权",关系到"防止资本主义压迫制度复辟"的大事。当时苏维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