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蕃制夏”抑或“以夷制夷”？——北宋前期赵宋对西北远蕃民族政策的再认识

长期以来,学界对于北宋前期赵宋笼络西北远蕃牵制夏州李氏政权这一问题多有研究,主要形成了“联蕃制夏”说、“以夷制夷”说两种观点。本文认为赵宋士人虽有主张联蕃制夏,但不占多数,宋人在华夷观念的影响下大量表达的是“以夷制夷”的思想。从史实来看,赵宋在真宗咸平、景德年间和仁宗康定、庆历年间实行“以夷制夷”的主观愿望比较强烈,举措较多,且景德三年之后以持重御边为主流。赵宋对西北远蕃政策的变化与调整,与宋夏矛盾的紧张与缓和息息相关,也与宋太宗晚年形成的对外思想有密切的关系。     

北宋御边政策的调整

北宋政府的御边政策有一定的阶段性 ,北宋初期重北边轻西鄙 ,到中期防御重心从北边移到西北 ,自熙宁变法后 ,又以攻为守兼制西夏。这种政策的不断变化与调整 ,主要受北宋国内政治、经济、军事等因素的影响 ,也与周边邻国辽、西夏、吐蕃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兴衰有密切关系。它是北宋、辽、西夏、吐蕃等势力相互消长和制衡的产物 ,也是北宋时期民族关系的另一种表现     

论王安石的御夏方略

论王安石的御夏方略王天顺，杜建录（宁夏大学西夏研究所）王安石御夏方略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安内以制外＂；二是＂和戎＂（抚绥熙河蕃部）以断西夏之右臂。这种方略弥补了庆历年间御边名师范仲淹进筑横山以断西夏左臂的不足。然而学术界向来只重视范仲淹的方略，...     

北宋仁宗时期联蕃制夏政策述论

北宋时期,在与西夏毗连的广大西北地区,散居着许多党项人和吐蕃人,及其它族属不甚清楚的熟户和生户。宋人在习惯上把这些少数民族统称为蕃部。利用或依靠蕃部来经制西夏,或者说“联蕃制夏”,是北宋在对夏战争中采用的一个重要战略方针。李华瑞在《河北学刊》1989年第6期发表如题文章,对北宋仁宗时期联蕃制夏政策进行了探讨.文章认为,仁宗时制定联蕃制夏政策是北宋对夏作战屡遭败绩,军事形势日趋严峻的局面下产生的。而宋真宗以来对西北诸蕃     

北宋买马社考

北宋与夏、辽为邻,边界万里.因沿边许多地区,“川原夷旷,便于骑战”。所以,如何对付夏、辽精锐骑兵的奔突侵袭,成了困扰北宋王朝的一个重大问题.宋一方面在沿边采取开挖塘泊、广种榆柳、深沟高垒,修筑堡寨等措施以限北骑,另一方面力图发展自己的骑兵与夏、辽抗衡。沿边市马,耗资甚巨,“罢之则绝戎人,行之则困中国”,而利用民间力量没置买马社,则简便易成,颇有成效,对北宋马军的建设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北宋后期的御将新体制及其影响

北宋前中期朝廷坚持"将从中御"的传统御将体制,但是到后期,主导变法的宰臣与神宗、哲宗、徽宗父子将富国强兵、对外军事拓边作为了变革的基本内容与主要目标之一。神宗支持王安石主导拓边,其御将体制不同于传统的"将从中御",而是形成了具有鲜明特点的御将新体制,即由主导变法的宰臣主持边将实施边事活动,边将往往由主导变革的宰臣荐举,在边事活动中,宰臣大多以私书方式指导边将从事边事活动,其军事成败往往与宰臣的自身政治命运甚至整个变革成败密切相连。因此,主导变革的宰臣极为看重边将的选任及其军事成效,而边将在宰臣支持下,亦能较充分发挥其军事才能,取得显著战功。其中,"熙州成功"范例,正是御将新体制的必然产物。随后在绍圣、元符时期,章惇能适时沿袭该体制,也在军事方面取得了极大成功。不过,随着变法主导权一旦回归到神宗父子手中,"将从中御"的传统御将体制又得以逐步恢复。尤其到徽宗朝后期,由徽宗主导的御将体制弊端明显,并且它对钦宗朝御将体制的构建以及北宋灭亡均产生了直接影响。     

辽代的御容及辽宋间御容交聘活动考述

奉安、祭祀御容是辽代一项重要的礼仪活动。就制度层面而言,其一方面继承了前代及北宋御容奉安的传统;另一方面,又根据契丹民族风俗在一些方面进行了调整与补充。同时,围绕御容,辽宋之间曾展开一系列的交聘活动,这些活动是双方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辽宋间政治的发展作用匪浅。     

试论西夏政权对北宋经略河湟区域民族政策的影响

北宋王朝自建立起,国家一直处于不安全状态。与周边政权的关系中,和西夏的关系是最为复杂的,困扰北宋民族政策制定的当首推西夏。概要来说,西夏对北宋经略河湟民族政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只能与河湟吐蕃政权结盟共抗西夏;北宋将招、买马的地点愈来愈倾向于河湟蕃族区域;为消除边患、经制西夏,对河湟吐蕃实施经略是大势所趋;西夏政权对北宋的威胁和河湟蕃族政权对北宋的严重依赖,使北宋“联蕃制夏”政策制定有一定的现实性。     

宋人御夏"议边"专题文献述要

宋人御夏"议边"专题文献对于研究宋夏关系有重要价值,但绝大多数都亡佚了,王应麟在《玉 海》中对此类文献有集中总结,个别宋人的传记资料中也有记载。     

试论北宋对西夏归明人的政策

西夏归明人即指投归北宋的西夏政权统辖下的人口。作为削弱西夏的一种手段,北宋政府不仅在宋夏矛盾激化时大肆招诱夏人,而且在宋夏关系友好时期也暗中接纳归附夏人。招抚归明人的政策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西夏,但却加重了北宋的负担。     

从《十一家注孙子》看兵家和儒家治国策略的融通

在治国策略的诸多问题上,兵家和儒家的观点有着共通之处,都主张上下协和、通权达变、赏罚分明、任贤使能、御兵御民,这些在先秦兵家鼻祖孙子和经典儒家孔、孟、荀那里都有论述。兵儒两家所具有的共通性为后代学者整合兵儒、融通兵儒提供了可能性。北宋时期的《十一家注孙子》在注释《孙子》原义的同时吸收了儒家的思想,充分体现了“兵儒整合”的发展趋势。     

浅述汉文西夏图志在宋夏战事中的重要性

汉文西夏图志在宋夏战事中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 ,宋朝君臣可以凭借图志提供的资料来了解自己对手的情况 ,以决定在御夏战争中采取怎样的策略 ,并及时调整自己的战略战术 ,以期在对夏交战中占据主动 ,力争赢得胜利。     

北宋前期宋夏关系对北宋吐蕃招抚政策的影响

北宋前期,西夏的崛起迫使宋廷不得不改变对吐蕃的政策,宋廷积极招抚吐蕃,试图实施联蕃制夏策略,从而争取宋夏对峙中的主动权.在军事、经济、政治等诸多方面,北宋对吐蕃采取了综合经制的招抚政策,并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受宋、夏、蕃三者错综复杂的争夺形势的影响,同时受限于宋王朝招抚政策所具有的时代与阶级的局限性,宋蕃之间的合作是脆弱与短暂的.     

北宋仁宗时的宋夏陕西之战

<正> 北宋王朝(960—1127),从它建立开始,便面临着复杂的民族关系问题。北方的辽(有时称契丹),西北的夏(习惯上称西夏),经常侵扰边境,不断发生战争。在这些战争中,北宋虽然有上百万的正规军,又是当时最富庶的国家,但却不能取胜。它不仅不能打败辽国,就是对仅占有数州之地的西夏也招架不住,一败再败。在以往有关北宋对外战争的     

北宋《洪范》学兴起的“近因”——以《洪范政鉴》为中心

学界往往把北宋《洪范》学兴起的原因,根究为北宋经学拒斥汉唐谶纬、批驳章句注疏的内在诉求,并直接归结为宋仁宗一朝积贫积弱的社会现状而赋予论者的经世意向。这一归因路径更多着眼于学术史的整体变迁潮流,忽略了被学术潮流遮蔽的历史细节,对《洪范》学兴起的“近因”还没有清楚地了解。通过文献梳理,宋仁宗御撰有《洪范政鉴》,该书承继汉唐灾异学说,沿袭历代《五行志》编撰体例,并践行于现实政治。但因为仁宗对待灾异的“不诚”态度、流为程序化的政治应灾行为,以及由此表现出的统御之术与用人之道,特别是庆历新政时期以灾异为契机的政治博弈,致使北宋现存《洪范》论著无不表现出反思这一灾异化的《洪范》学。而这正是北宋《洪范》学兴起的“近因”。只不过,我们常常沉浸在肇始于庆历年间而已经转向的学术潮流中,反而忽略了这一时期灾异化的《洪范》学以及在此影响下的经典疏释效应与政治文化实践。     

后昆体七律的内容拓展与时代特征

结合诸家研究成果,并根据北宋前中期诗人七律的创作实际,可以将夏竦、晏殊、宋庠、宋祁、胡宿、文彦博、赵、王等归为后昆体诗人。他们的创作期介于西昆体与诗文革新之间,正值北宋诗风的变化期。可惜由于宋诗全集出现较晚,后昆体一直未受学界重视。七律是西昆体的主要诗体,在这一诗体上,后昆体诗人有延续有创变,尤其是在内容取向上的继承与革新体现得尤为明显。后昆体内容的变化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体现了西昆体遭禁后,士人对诗风的及时调整与对皇权的迎合。     

"争水洛城事"与庆历士风

北宋庆历四年发生了一场是否应该建城于水洛的争论,史称"争水洛城事".水洛城之争并非一起边将间意气之争,而是北宋对西夏作战两种不同战略思想的碰撞.了解"争水洛城事"的背景,需要从宋夏关系发展、仁宗的对夏战略和当时具体的政治军事形势入手.水洛城之争反映了庆历"和而不同"政治理念,但争论中不和谐的声音,成为士风丕变的内部因子.     

论北宋真宗、仁宗时期关于甘青蕃部的民族立法问题

宋真宗和仁宗时期,为对抗西夏,北宋政府竭力经营甘青吐蕃诸部。与恩信稳边、“联蕃制夏”的边地民族基本政策相适应,在法律上,北宋制定了许多针对甘青蕃部诸族的民族法律法规,内容涉及行政、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本文试就此问题及其在民族地区社会稳定中所起的历史作用略作探讨。     

略论《武经总要》对边防地理的记述

北宋曾公亮等修撰的《武经总要》,是我国军事史上的一部名著。该书单列有“边防”一门,采用地理志的编写体例,记载不仅涵盖北宋全部内防、外防边地,还包括辽、夏两政权,以及邻近的吐蕃诸部、西域地区,寄托着宋人恢复“汉唐旧疆”的精神理想。“边防”一门的记载,立足军事需要、重在实用,从建置沿革、武力配置、交通道里、军事景观、特殊部署等多方面入手,展现出兵要地理的特点。其资料来源总体可靠,如实反映了北宋中期边防的基本态势,标志着边防理念在著述史上的定型,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学术地位。     

永乐筑城与永乐之战

永乐筑城与永乐之战是宋、夏战争史上很重要的事件,对北宋元丰年间所进行的宋夏战争产生了巨大影响,使北宋统治集团欲图复兴、灵的计划受到挫折,宋夏对峙的局面得以继续保持。所以,这次宋夏之战历来为史学研究者所重视。但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北宋修筑永乐城以及永乐之战中北宋惨败呢?本文试就此进行一些探讨。一、关于永乐筑城永乐城,又名银川寨(在今陕西榆林县上盐湾乡上盐湾村),是北宋于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收复西夏所据银州后,为实施占据横山,俯视兴灵的战略方针,修筑而取代故银州的新城。据《宋史·地理志》载:“银州,元丰四年收复。五年,即永乐小川筑新城,距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