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事一议"为何寸步难行?

"一事一议"制度的作用和重要性在现实中被大大高估了,现实运转困难重重。本文通过"一事一议"制度出台背景与实施效果进行分析,考察了"一事一议"制度的理论前提和现实约束。指出"一事一议"制度无法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需要对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从"一事一议"看政策性调研的"配合陷阱"

由于认识、利益、心态及制度等方面的原因,被调查人可能有意或无意地隐藏自己的真实看法以配合调查人的调查,从而使政策性调研陷入“配合陷阱”,导致实际执行时政策的失灵。“一事一议”政策即凸显了这一陷阱。欲期走出政策性调研的“配合陷阱”,需要对调研机制、利益表达机制、参与机制、决策机制等加以改进和完善。     

农村"一事一议"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基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对农村"一事一议"制度的实践困局及其存在的制度缺陷进行了分析。由于"一事一议"制度设计中存在二元目标冲突、多元权力结构制约、利益集团操纵、激励机制缺失等问题,使"一事一议"制度在实践中陷入了"有事难议"、"议事难决"、"决议难行"的困局。因此,要走出实践困境,必须从目标矫正、权力规范、选择性激励机制提供等方面进行制度改进和重构。     

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试点办法比较分析

本文以对开展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试点工作的内蒙古、湖南等10个省份的试点办法为研究对象,围绕试点对象与范围的确定、项目申报立项、对财政试点的监督检查三个方面展开比较分析,总结了试点省份现行试点办法的共同特点和表现出的差异性,指出了进一步完善试点办法的方向。     

永宁镇：全面落实“一事一议”财政补助工作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认真做好组织协调工作,抓重点、抓典型、以点带面,全面推动工作。村两委干部发挥好带头和表率作用,尊重民意,以村民民主决策、村民自愿出资出劳和政府奖励相结合。     

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对村级公共投资项目的影响

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是建设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和获取村级公益事业项目资金的重要来源渠道,是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重大创新。运用贯序博弈和嵌套博弈理论,分析了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对于村级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并通过对辽宁省125个村的问卷调查,分析了该制度对村级公共产品供给项目数的影响。零堆积负二项回归结果显示：（1）在最近3年内,获得过一事一议财政奖补的村比未获得一事一议财政奖补的村平均多提供约1.3项村级公共产品;（2）邻里关系越和谐、以往提供的公共产品供给质量越高、“一事一议”后期管护越完善、村干部提供公共产品的意识越强,提供的村级公共产品项目数越多;（3）没有发现农户人均纯收入和户数对村级公共产品提供项目数有显著影响。     

“一事一议”筹资政策应当取消

农村税费改革后，村内用于集体生产公益事业所需的资金改用“一事一议”的办法筹取。这项政策的实施，在保护农民利益，减轻农民负担，兴办村级公益事业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政策本身的缺陷和执行过程中的不规范，也引发了很多农民的怨言和不满；特别是在农业税取消后，已成为一些地方干群矛盾激化的焦点。笔者认为，现行的“一事一议”筹资政策与农民的意愿、公共财政的宗旨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已不相适应，应当取消。     

集体行动、财政激励与村级公共产品自主供给

利用农村“一事一议”制度变迁作为研究对象,从影响农村居民集体行动的社会因素与财政因素两个维度,对农村公共产品自主供给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证实：“一事一议”制度有利于农村公共产品的结构优化,其显著提升了村级公共服务的供给绩效。农村传统的“宗族”社会结构有利于克服集体行动中的“自利行为”和“搭便车”倾向,促进了“一事一议”的开展,而当前逐步扩大的收入差距形成了公共产品的偏好差异,提高了“一事一议”的交易成本,但是有效率的村级治理体制对村庄开展“一事一议”具有促进作用。“一事一议”挂钩的财政补助,具有显著的“激励效应”。实证研究结论对于创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式,培育内生性的公共产品自主供给机制,提供了决策依据。     

对"一事一议"制度的几点反思

农村税费改革必然带来原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解体,而现阶段在广大农村实行的"一事一议",由于流动人口、宗族势力、农民贫穷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实践中达不到理论上的最优解,甚至可能得到一些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找出在实践中影响"一事一议"达到最优均衡的各项因素,并从制度的角度加以分析,是有益的解决思路。     

农村“一事一议”制度变迁:理论内涵及路径创新

"一事一议"制度历经10年,实现了从村庄范围内农民自行筹资筹劳到政府财政资金予以奖补的变迁。本文对这一制度变迁的理论内涵进行了深入剖析,在此基础上提出制度再变迁的路径创新,认为应完全剥离向农民筹资筹劳,将"一事一议"变为村民表达公共产品需求偏好、项目决策、执行的有效制度框架。     

互联网+村庄“一事一议”：效应、困境及路径——以阳西县的互联网+乡村社会治理实践为例

互联网+村庄“一事一议”是指把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与村庄“一事一议”制度进行融合,以优化村庄“一事一议”制度结构、提升村庄“一事一议”制度运行绩效的过程。互联网+村庄“一事一议”可产生积极效应：优化传统的村庄 “一事一议”制度模式。互联网+村庄“一事一议”的实施仍面临诸多现实困境：村庄互联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村庄互联网信息技术人才较为匮乏;村民对互联网+村庄“一事一议”的接受度较低;村庄互联网信息技术共享存在障碍。互联网+村庄“一事一议”的优化路径在于：确定互联网+村庄“一事一议”的高效、便民目标;大力推进村庄互联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培育和引进服务村庄的互联网信息技术人才;不断强化村民关于村庄社会治理的“互联网+”认知;搭建村庄“一事一议”有效运作的互联网治理平台、促进信息共享;为互联网+村庄“一事一议”的有效运作提供组织、机制及制度保障。      

一事不再罚原则刍议

一事不再罚原则是我国行政处罚的基本原则之一,其设立的宗旨在于规范执法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维护相对人合法权益。但是,目前关于一事不再罚原则的具体界定和适用,特别是对一事不再罚的特殊表现形态的认识和具体实践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对其内涵进行积极探索,并结合行政法基本理论对实践中行政处罚问题作一探讨是必要的。     

冲突、背离与超越:“两少一宽”刑事政策的历史进路

经过三十余年的研究和论证,中国刑事法学界并没有呈现出对“两少一宽”刑事政策的认识趋同.相反,基于国家对其在规范和解释上的沉默,至今不但没有形成统一观点,且分歧似有扩大之势.这就需要对“两少一宽”刑事政策进行重新审视和反思,以求超越现有对“两少一宽”刑事政策的认知,找到“两少一宽”刑事政策的历史进路.     

行政处罚中"一事不再罚"原则的适用与例外

行政处罚中"一事不再罚"原则的具体适用问题,在学界和执法部门存在较大争议,原因在于"一事不再罚"原则并未在我国的<行政处罚法>中完全确立,自立法之初就有天生局限性,其适用前提受到特定情形的限制,所以"一事不再罚"原则的适用还有许多例外,为此,执法必须谨慎操作,立法尚需进一步完善.     

文明的冲突:事实与理论 --兼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从文明冲突的事实和理论的基本估价上 ,可以看出传统的“深入论”与绝对化的“替代论”难以协调 ,“两论”对当今文明冲突把握都不够准确。现今文明的冲突是在绝对差异不断缩小、共同点不断增多的工业化和市场化基础上 ,其冷战所代表的传统冲突根源和冲突表现形式 ,正在淡化和消隐 ,而民族性冲突愈显突出 ,两相对照文明的冲突不是“深入”、“替代” ,而是“凸显”。正基于此 ,亨廷顿“文明冲突论”在把握文明的时代性和民族性现实关系上出现了失误 ,它忽略了国际交往和冲突中文明边界的消磨 ,把本来仍然具有时代性落差和国与国之间的差异 ,生硬地当成共存的现实差异来处理 ,反映了他们骨子里的西方优越意识     

论“一事不再罚”原则

我国行政处罚法第24条对“一事不再罚”原则作出了规定。“一事不再罚”通过制止重复处罚和不当处罚,能有效的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从而体现行政法中的公平原则。但在司法实践中,在这一原则的理解上存在着较大得分歧,导致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问题。     

浅析大陆与香港民商事管辖权的冲突与协调

1997年香港回归,虽然结束了一百年的屈辱史,但香港的各方面却深深地烙上了英国的印迹 。 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制度,大陆和香港处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法系,差异巨大,民商事管辖权 制度也不例外。文章以一典型案例为切入口,引出两地管辖权冲突所产生的\     

六合：“四个必议”构建村官保廉体系

一是资金分配使用必议。要求扶贫发展资金、救济救灾物资和资金、农村低保资金及公共事业建设专项资金等的分配使用。必须通过“一事一议”确定资金的分配方案、使用范围、受益对象。二是集体资产承包必议。要求村集体资产的发包,须聘请专业人员鉴定．再通过镇村班子集体议定价位。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现状、形成机理与目标模式选择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忽视广大农户对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偏好,从而引致农村公共产品供求机制的失衡,而要实现农村公共产品的最优供给,必须把农民的需求偏好作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函数的内生变量,现实最佳的目标模式就是针对不同类型的农村公共产品提出与之相配套的模式,逐步建立起政府、民间组织、私人等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的多元化供给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