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研究的四个层面与两个向度

长期以来,学术界有一公议：“‘文革’在中国,‘文革学’在国外。”这大致是针对国际上的“文革”研究发端于1966年,且在论著、课程和资料库等方面均有建设和积累来说的。然而,我认为国外“文革”研究的总体水平不高,尤其从起始时政治战略研究的角度向当今史学研究的方向转型,并由此在学术价值层面获得展开和确立,尚缺乏根本性的支撑。这里,除了大量深部和细部的“文革”史料尚未开掘,外国学者对“文革”的许多关系和问题难以树立“中国式的体悟”,是关键的因素。     

今日蒯大富

蒯大富,1967届清华大学化学系学生。在“文革”中,蒯大富是北京红卫兵造反派的“五大领袖”之一,领导、参与了“文革”初期的一系列造反活动;“文革”后被判有期徒刑7年,先后被关押在北京和青海,出来后辗转到深圳经商。一波三折的变故,促使他由一个“红卫兵领袖”向普通人序列回归。     

“解胜文”特殊年代的士兵写作组

熟悉“文革”历史的人,对“梁效”、“罗思鼎”不会陌生。“解胜文”,也是“文革”中一个写作班子的笔名义应污而生 1965年5月6日,林彪给毛泽东送去中央     

春苗出土迎朝阳——难忘北京车辆段岁月（三）

“春苗出土迎朝阳”是“文革”电影《春苗》主题歌歌名。尽管《春苗》像其他“文革”电影一样,渗透着适应某种政治需要和“高大全”痕迹,但由于创作者深人生活,贴近群众,艺术地再现了“文革”中的“赤脚医生”,所以电影一公演,李秀明扮演的赤脚医生春苗就受到广大观众喜爱。     

最性感的历史私处

“文革”,是中国现代史的最神秘之处。尽管有众多的论述、梳理、评价、现身说法,但它还是隐在云雾中,偶尔露峥嵘。“文革”或许是每个中国人的痛,即便他是80后或90后。“文革”是那么神秘,虽然它离现在才三十几年,但已经被纳入东方神秘主义体系当中了。     

岁寒识松柏——“文革”中受迫害的“陈、曹、魏、杨”

本刊上期刊有《陈丕显：“我不是叛徒、反革命、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一文,叙述了陈丕显在“文革”中遭受的迫害。今刊出陈丕显长子陈小津撰写的本文,详叙“陈、曹、魏、杨”中的曹、魏、杨在“文革”中所遭受的迫害,以飨读者。     

第一阅读

《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纪凯夫事件始末》；     

政策顾问

政策顾问组：我们是退休“文革”伤残人员,在“文革”期间身心受到亚重摧残,现都年事已高,身体状况越来越差,生活难以自理。     

石鲁不该被埋没的两幅艺术佳作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蕴含文化养生韵味的上乘国画,能够在“文革”后幸存,已是不易;诞生在“文革”中的艺术佳作能被存留到今天,应该在“不易”之后,加个“更加侥幸”几字。     

红卫兵领袖蒯大富谈往事

蒯大富,1967届清华大学化学系学生。在“文革”中,蒯大富是北京红卫兵造反派的五大领袖之一,领导、参与了“文革”初期的一系列造反活动,“文革”后被判有期徒刑17年,先后被关押在北京和青海,出来后辗转到深圳经商。一波三折的变故,促使他由一个“红卫兵领袖”向普通人序列回归。从今天的视角看,这样一个经历了“政治过山车”的人,他的身上有摆脱不了的时代印记,他的回归之路则浓缩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和现实。     

“新语文运动”的起点是公共精神

语言必须有公共性,因为语言是现代公民交流的工具,是公共辩论或者公共“话语”的载体。作好这样的工具和载体,语言才会有生命力。一段时间以来,国内众多学者大力倡导“新语文读本”,希望通过民间的努力,改造我们的中文。这一努力如果成功,将成为当今中国最重要的一个文化运动。中国现代的文字,受“党八股”和“洋八股”双重之害。在上世纪的“文革”中,语文实际上是“官文”。由于当时的言论尺度甚严,无论什么问题,都要以上面的“说法”而定,没有人敢越雷池半步。可以说,“文革”是汉语的词汇最贫乏、表现力最低的时代。“文革”之后,社会开…     

中国共产党内蒙古地区百年组织史（1967-1968年）

1967年2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在各种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强烈的批评，史称“二月抗争”，但被中央文革小组加上“二月逆流”的罪名，之后，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了中央政治局。     

“文革”事件对入学、升学模式的影响

本文对比分析了“文革”期间不同入学风险组在获得不同阶段教育时的不同模式，发现“文革”事件只是在“文革”前期对高中教育的获得模式产生了严重的影响，而对其他阶段的教育获得模式并无重大改变；在“文革”后期，教育获得的一般模式在各阶段教育都有更为强烈的回复。本文认为，面对“文革”的冲击，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或者努力抗拒这种冲击，或者利用这种冲击所造成的混乱，透过权力因素延续着教育获得模式中的代际影响；在教育机会获得模式中也存在包括社会记忆在内的制度性抗干扰并迅速恢复平衡的能力。“文革”这一历史事件对另一种制度性框架（ 教育获得模式） 的影响，受制于更深层次的社会文化传统，因此它对一种制度性模式的影响是有限的。在结尾的讨论部分作者还对西方社会学界提出的一种反分层化的观点提出了质疑。本文运用历史事件的分析方法，使用全国性抽样调查数据对此作了证明。     

自治区对“文革”伤残人员住院治疗期间的伙食补助标准和医疗待遇问题作出规定

近日，自治区党委组织部、老干部局、自治区财政厅、劳动和社会保障厅联合发出《关于“文革”伤残人员有关待遇问题的通知》（内组通字[2008]66号），就“文革”伤残人员住院治疗期间伙食补助标准和医疗待遇问题做出了具体的规定，现摘登如下：     

“青春无悔”:一个社会记忆的建构过程

史无前例的上山下乡运动触动了数以万计的年轻生命 ,此运动中最为醒目和被述说最多的是“老三届”。“老三届”特指文革开始时在校的中学生 ,又称 66- 68届中学生。他们出生于建国前后 ,成长于比较特殊的年代。文革前的“理想主义”是他们接受的启蒙教育。文革中他们的教育生涯被打断 ,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革命”的洗礼。随后而来的上山下乡运动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经历了一次剧烈的生命转折。从此 ,他们的生命轨迹发生改变 ,激情主义、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遭遇了农村生活的艰辛、平淡和琐碎 ,被日复一日地消磨 ,原有的生命意义似乎…     

“文化大革命”与巫术文化

在“文革”的诸多动因之中,巫术文化的作用极少为人们注意,但实际上,两者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联系在于:1.抄家、揪斗、大批判、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亿万人动手在各种图文的字缝里搜觅“反动标语”等等“破旧立新”的狂潮,其手段多是最古老的巫术方法;2.“文革”不仅在无数具体行为方式上向巫术文化“返祖”,而且在宇宙模式、思维逻辑等更深刻得多的层面上,与巫术文化高度契合;3.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原因使得人们不得不在某些时候积极利用巫术文化,因此造成了周期性的“举国若狂”。而近代以来外来文化空前猛烈的冲击,也刺激了中国本土巫术文化自卫机制的爆发。巫术文化的这种对内和对外的文化功能,都对“文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曾思玉细说武汉事（一）

曾思玉是我军著名战将,长征途中他为毛泽东送过绝密信,延安时期担任中央警卫团政委,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文革”初期,他临危受命,就任武汉军区司令员,并兼任湖北、河南两省党政一把手等要职。毛泽东在“文革”期间时常入住武汉东湖宾馆,与曾思玉接触频繁,私交日深。不久前,     

“文革”中的知青典型——“政治道具”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纷至沓来，席卷城乡。许多知识青年，首先是那些典型人物，曾自觉或不自觉地投身其问。“文革”后期崛起的“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反潮流”典型，更是深深卷入到政治斗争的漩涡中。“文革”结束以后，如何对待这些知青典型，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问题。     

小心文革余毒危害和谐社会

文革结束34年，但是文革流毒还在。前些日，北大有个教授孔庆东力挺此前网上流传甚广的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双起论”。“双起论”原本是一个王在公安内部的讲话，声称“今后凡是报纸歪曲事实真相攻击我市公安机关和民警的，就以公安机关起诉报社，民警起诉记者”。     

《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

读《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一书,想到两句话,一句是:“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再一句是:“忘却过去,就不能很好地把握未来。”这两句话看起来意思差不多,但在我的理解上,还是有着很大区别,特别是翻阅《回首“文革”》一书之后。先说第一句。一般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上发生的事件逐渐在人们的记忆中淡忘,不同的是淡忘的快一点还是慢一点,是有意还是无意淡忘罢了。但是,有些事情,特别是重大社会性悲剧事件人们不能忘记,不忘记正是为了避免悲剧的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