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期中国史学史研究述论

20世纪上半期是中国史学史学科逐步形成并获得较快发展的时期 ,特别是在史官、史家、史著及修史制度、断代史学史和史学通史、史学流派、史学思想史以及中国史学史的起源、分期、特点等研究领域均取得了显著成就。该时期中国史学史研究的突出特点是 :教学带动科研 ,教材建设促进学科建设 ;重视当代史学史总结 ;重视历史观和史学思想史研究 ;勇于立说 ,敢于批评。存在的主要局限有 :关于学科基本理论的研究相对薄弱 ;政治立场和学派之争产生消极影响 ;与历史学其他分支学科和中哲史、文学史的发展成就相比 ,中国史学史稍显逊色     

蒙文通与中国史学史

蒙文通是20世纪一位杰出但被忽视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者。他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自觉地区别于梁启超等人的模式,具有主通、明变、贵识的特色。蒙文通与同时代中国史学史研究者的异同以及他本人思想的变化,深刻地反映了史学观念的更新对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重要性。     

一部追求会通的史学著作——读瞿林东先生《中国史学史纲》

瞿林东先生的《中国史学史纲》不是简单的史学发展史著作,而是关于中国史学理论和历史理论进行缜密思考与系统总结的会通之作.通过多条线索齐头并进的方式,在阐释不同阶段各类史学著作丰富内涵的同时,彰显同一时期诸种史学思想与历史理论的发展演变脉络,使读者在接受各类史学史知识时学会反思与总结.     

中国历史文献学与中国史学史的交叠与分野

中国历史文献学与中国史学史是现行历史学一级学科下的两个二级学科,二者之间既存在交叠又形成分野.二者的交叠主要发生在研究对象上,即历史文献学的典籍和史学史的史籍之间形成了部分交义和重叠.由于这种交叠,研究主体常常一身而二任,即中国史学史专家某种意义上又可算作是中国历史文献学家.然而,两个学科间的差异和分野也十分明显:历史文献学基础层面的研究对象是历史学的各种文献或典籍,而中国史学史基础层面的研究对象是历史学中比较成型的史书,其底座较中国历史文献学要小一些,即使是相对于狭义的历史文献学来说,也是如此;两个学科在基础层面即底部(史籍部分)形成交义和重合,而越往上差别越大,越朝各自学科的本体方向发展,形成两个既有联系又自成体系的学科;两个学科还在历史学科内部形成了相应的专业分工,历史文献学为历史研究提供阅读史料的基础和技能,而中国史学史则提供从事史学活动的参照和指南.总之,中国历史文献学与中国史学史曾经拥有共同的客观对象和研究基础,即史籍,然而,在学术主体的主观介入下,两个学科的发展方向日趋分途,不断朝本学科的本体论方向引升,导致二者分野加剧,面貌愈益不同.这一现象表明,人文学科的体系并非恒定不变,而是不断受到研究主体的主观影响的.     

改造旧史与编纂新史:金毓黻《中国史学史》之学术旨趣

金毓黻撰写的《中国史学史》,可以视为中国史学史学科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此书甫一出版,各种褒贬之词纷至沓来,影响及于今日。赞誉者将其称为"第一部比较完备的中国史学史的著述",批评者指责此书不明"史学之义",甚至还有学人据此质疑史学史的学科价值。回溯金毓黻的学术脉络,他以记注与撰述来区分史料、史著,认定中国旧史皆为撰写新通史的材料。这种学术理念与当时整理国故运动一脉相承,决定了《中国史学史》的写法、取材及其旨趣。整理旧史,以考据学的方法考辨史籍、估量其史料价值与史体演变,以为编撰新史的借鉴。金毓黻所撰《中国史学史》、《宋辽金史》,实践着他改造旧史、编纂新史的探索。考察金毓黻撰写《中国史学史》的来龙去脉及其学术反响,可以彰显民国学术发展的多元路径,为突破分科治学的局限提供参考。     

中国史学史上的正史与野史

在中国史学史上，“正史”与“野史”是两个常常被人们提到的名词，但由于它们的意义颇为含混，并且不断变化，很少有学者进行专门的研究。“正史”与“野史”的问题，关系到中国思想史与学术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因此值得我们进行认真的探讨。顾名思义，“正”即正统的、...     

实录体史学研究的新进展——评《中国实录体史学研究》

中国学界关注实录并对之进行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迄今已发表了不少的论文，做出了不小的成绩。可是，对于代有修纂、规制宏大、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实录来讲，以往的研究显然还非常薄弱，系统的研究更是付诸阙如。如今，谢贵安教授的《中国实录体史学研究》出版了，这是一部系统研究实录体史学的厚重之作，无论是宏观的理论探讨，还是微观的细节考订，都多有创新，值得重视。     

中国体育史学史研究管窥

体育史学史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主要研究体育史学自身发展的历史。我国体育史学史研究涉及众多学科门类,形成了以体育学和历史学为主线,以哲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为辅助的综合化研究理路。论及中国体育史学史研究的中心论题,这既来源于对我国体育史发展不平衡的归因分析,也涉及体育史学史建构的基本问题。我国体育有没有自身运动发展的历史脉络,关键在于探讨体育史学史研究命题缘起问题;我国体育的实践禀性是否拥有史学的居所,重点在于围绕中国体育史学史归属作出研判;当前体育学科发展史能否代表体育史全部,任务在于观瞻中国体育史学史的发展前景。     

近百年来日本中国史研究著作中辽金史相关内容提要——《20世纪以来日本中国史学著作编年》读后感

胡宝华先生的《20世纪以来日本中国史学著作编年》一书,2012年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该书共收录了近百年来日本学界关于中国古代史研究的相关学术著作1200余部。作者在书中以“章目提要”的方式介绍了20世纪以来日本中国史研究的成果,为我们客观掌握原著的基本信息提供了可能。同时作者在编写此书时,审慎参考了大量相关书评,为入选...     

《中国目录学史》正误

姚名达先生的《中国目录学史》自问世以来,在学术界一直享有盛誉。有的学者称赞“这本书搜罗之博,体例之善,考订之精,称国内目录学界的代表作。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目录学史方面的论文专著不下二三十种,无出其右者。”     

中共党史史学史研究述评

近年来,中共党史史学史学科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对有些问题的研究尚存在分歧,如学科名称、学科对象等。此外,中共党史史学史的研究目前还存在研究目的与实际应用效果不一致、研究不规范等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强中共党史史学史方面的研究,完善中共党史史学史研究体系和编撰体例,重视中共党史史学史研究中的评论和批评工作。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中国官方史学专题研究

主持人话语:中国古代官方史学连续发展且十分发达,这是不争的事实。这个自古以来如此的文化景象,已为历代学人所司空见惯、习以为常,正像草原的蒿草虽绵延繁茂,却很少有人关注它们分别于何时萌发、怎样生长,甚至并未感觉其独特性的存在。近代以来,中国史学史的专门著述也多谈到一些官修史书,但并未将之置于与私修史对等的地位,更未将官方与私家作为两个修史活动的主体而探讨其对立统一关系。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西方大学史研究——基于《大学史》杂志的分析

本文通过对<大学史>杂志1981-2005年所刊发论文的分析,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西方大学史研究进行了学术史考察.研究发现:当前的西方大学史研究主题的重心有所转移.从对"大学与知识"关系的强调转向了对"大学与社会"关系的重视,且呈现出集中和分散并存的趋势;研究方法日趋多样,方法意识有所增强,注重运用历史计量、案例研究、集体传记、比较研究等新式方法;研究史料也日益丰富,实物史料和口述史料的应用逐渐增多.     

扬雄《方言》及其研究述评

除了扬雄《方言》的基本体例和内容之外,着重评述了《方言》的著作权争议情况,介绍了书名、卷数、记载的词语性质和编写方式等问题,并讨论了《方言》的语言学价值;全面介绍了历代学者对《方言》的整理,重点评述了清代以来学者们的《方言》校理,从而客观地呈现出《方言》整理的历史成就;全面综述了1700年来扬雄《方言》的研究情况,系统评论了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和主要研究专题,并提供了最新的研究信息.     

学科反思背景下的史学史力作——谢贵安《中国史学史》评介

从上世纪20年代梁启超明确提出中国史学史的概念和学科创建主张直到今日,中国史学史的发展经历了近百年前赴后继的建设和发展,涌现出不少优秀的学者和杰出的著作,使得这一学科逐渐由幼稚走向成熟。谢贵安教授的《中国史学史》作为近代的一部史学史著作,也在前辈学人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谈谈宗廷虎先生对汉语修辞学史和修辞史的研究

宗廷虎先扛起修辞史和修辞学史研究的大旗,厘清人们对修辞史和修辞学史的模糊认识,开创研究修辞史和修辞学史新路径,引领修辞史和修辞学史研究大军前进。     

胡应麟与中国古典目录学史研究

胡应麟比较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我国古典目录学的历史,奠定了我国古典目录学史研究的基本格局,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目录学史研究体系。     

宗廷虎先生中国修辞史研究述略

修辞学史研究和修辞史研究是修辞学研究中的两个至关重要的方面,宗廷虎先生在这两个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就修辞史研究而言,在理论探索中,指明了修辞史研究的性质、对象和范围,阐明了修辞史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探明了修辞史研究的方法,阐述了辞格史研究的理论;在实践研究中,具体研究了借代、引用、避讳、回文、镶嵌、顶真这六个辞格的历史演变,进而研究了诗歌体中连珠格、顶真辞格连环体、药名嵌字格的历史演变和春秋战国时期的引用辞格,系统研究了中国集句史;在方向引领中,组织撰写《中国修辞史》和《中国辞格审美史》。这些成就,对修辞学研究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     

纪念中国世界史学大师吴于廑先生

今年是中国世界史学大师吴于廑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由于两部《世界史》编纂工作的关系,我曾与先生相处多年。先生的大师风范,始终活在我们的心里。先生道德高尚,学识渊博,永远是我们后辈学习的楷模。我终生难忘与先生紧密相处的日日月月。我虽没有那么幸运,投身于先生门下,但几十年来一直视先生为自己的恩师。先生的指导和教诲,受益匪浅,惠及终生。先生之德,高山仰止;先生之教,化雨春风。     

白寿彝的治学经历及其史学史研究

白寿彝先生治学领域宽广 ,对许多学科的开创和建设做出了贡献。其中 ,民族史、通史、史学史的研究在他的学术规模中 ,具有重要的地位。早年 ,他走着一条由民族史、通史而史学史的治学道路 ,后期 ,又将这三者高度统一起来 ,融会贯通。他的史学史研究 ,有着鲜明的特点 ,有力地推动了史学史学科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