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股份公司的治理模式

西门子股份公司,总部设在德国柏林和慕尼黑,有155年的发展历史,是世界上最大的电气工程和电子公司之一。业务遍及世界190多个国家,设有600多家工厂、研究所和销售中心。公司业务主要集中在六大领域信息通讯、自动化与控制、电力、交通、医疗和照明。至2005年底,公司全球雇员达到461000人,当年实现销售收入754．45亿欧元,净利润达30．58亿欧元。公司取得的成功为其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效性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作为全球最大的公众公司之一,西门子每年有约80％的销售收入来自德国境外,2001年3月西门子股份公司成功登陆纽约股票交易所。因此西门子股份公司的治理结构既遵守德国公司治理准则,实行“双层董事会制”,又严格按照美国资本市场法则（包括Sarbanes_Oxley法案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规则）行事,是将欧美两种典型公司治理准则成功结合的典范。     

第四届公司治理国际研讨会在南开大学隆重召开

2007年11月3日—4日,第四届公司治理国际研讨会在南开大学隆重召开。来自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和中国台湾、香港等地区著名大学和国际机构的公司治理知名专家,国内学界专家、企业家、知名商学院院长等300余人齐聚一堂,共议公司治理理论前沿与实践改革大计。     

社会治理智能化发展的现实困境与实施路径研究

与新时代社会治理创新的要求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相比,社会治理的智能化水平还相对较低,社会治理智能化发展还面临一些现实困境:社会治理智能化发展总体规划缺乏,整体推进进程较慢;社会治理智能化发展资源整合不力,"信息孤岛"问题突出;社会治理智能化发展专业人才不足,技术支撑相对薄弱;社会治理智能化发展机制建设滞后,治理效果有待提升。推动社会治理智能化发展,应创新社会治理思维,做好社会治理智能化发展规划;整合社会治理资源,夯实社会治理智能化发展基础;创新社会治理技术,强化社会治理智能化发展支撑;优化社会治理机制,加强社会治理智能化发展保障。     

浅析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下的乡镇社区治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社会治理体制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乡镇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单元,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为乡镇社区治理提供了理论与方法指导;我们应充分认识和正确面对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下的乡镇社区治理面临的挑战;提高乡镇社区治理的水平和能力。     

国际经验与企业实践——制定适合国情的中国公司治理原则

本文从公司治理这一国际性前沿课题的核心入手,论述了提高公司治理的有效性不仅要建立健全公司治理结构,更要培育科学运作的公司治理机制。面对各国、地区、组织制定公司治理原则的热潮,在分析世界各国、组织的公司治理原则的特点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提出了在我国企业进入公司治理改革新阶段的时候,良好的公司治理既需要国家通过强制性的法律法规对治理结构进行规定,还需要制定与公司环境变化相适应的、具有指导性、非强制性和灵活性的公司治理原则的观点。文章最后分析了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公司治理原则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并介绍了由南开大学“中国公司治理原则研究课题组”研究完成的《中国公司治理原则（草案）》的内容、特点和创新之处。     

信息技术如何实现契约治理与关系治理的平衡——基于D公司供应链治理案例

运用纵向案例研究,通过过程模型来解析基于契约和关系二元治理平衡的形成路径,打开信息技术与契约和关系的二元治理平衡之间的"黑箱"。研究发现,促进长期跨组织协同的关键在于实现基于关系和契约的治理机制平衡;信息技术能够在跨组织治理过程中实现治理机制的动态叠加,在治理机制不断优化的过程中实现治理机制之间的平衡。这一研究进一步丰富了跨组织治理理论,对中国企业在互联网环境下的长期合作具有启发和指导意义。     

我国实现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创新路径

<正>公共事务的复杂性极大地推动了现代公共事务治理之道的变革,同时也向以国家为核心的公共事务治理体系提出了挑战。为了推动变革、回应挑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列为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一,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本质就是要推动以国家为核心的治理创新。     

新中国社会治理的理论与实践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治理经历了3次理论与实践的跃迁,形成了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在维护国家安定团结,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中发挥重要作用,展现出制度优势。通过历史文献分析与政策体系研究,本文总结了中国社会治理体系发展进程和阶段特征,探讨了我国社会治理的思想内涵、理论演进和实践经验。本文认为,在党的政治领导和政府职能优化过程中引导社会力量有序参与治理,是中国社会治理的核心机制。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民主协商共治、坚持法治德治结合、坚持治理重心下移,坚持科技赋能治理是中国社会治理思想与实践的主要特征与基本经验。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将在推动公共服务优质共享﹑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数字化变革上持续发展完善。     

公司治理的两种模式及其转化

公司治理结构是一整套制度安排,把公司治理结构分为单边治理模式和共同治理模式,分析了各种模式的特点和相互之间的转化,并认为:任何类型的公司治理模式都有其自身的经济效率和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市场机制的作用推动了各种模式之间的转化,使企业所有权安排不断地趋向最优状态.     

公司治理的两种模式及其转化

公司治理结构是一整套制度安排,把公司治理结构分为单边治理模式和共同治理模式,分析了各种模式的特点和相互之间的转化,并认为任何类型的公司治理模式都有其自身的经济效率和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市场机制的作用推动了各种模式之间的转化,使企业所有权安排不断地趋向最优状态.     

参与式治理与协商治理的对接与融合

治理模式是当前学术研究的热点和政治发展的重点。在代议制民主疲态渐现和弊端日增的背景下,作为代表性的两大创新形式,参与式治理和协商治理应运而生并蓬勃发展。参与式治理主要强调社会管理者的开放包容和治理主体的多元协同,而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参与是核心和关键;与之对应,协商治理更强调公民理性参与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其基础是平等高效地对话和协商。为了取得理想的治理效果,必须实现参与式治理与协商治理的对接与融合,而解决现实治理困境的关键是既能突破原有制度设计瓶颈,又能协调体制内外各种力量和利益,而网络则是新形势下的有效载体。     

公司治理模式的多维度比较研究:构建公司治理权变模式

本文依据制度环境维度,将公司治理模式分为外部监管模式、家族监管模式和内部监管模式;依据人力资本维度,将公司治理模式分为股东至上主义模式、双边治理模式、员工至上主义模式;依据企业成长维度,将公司治理模式分为古典治理模式、过渡治理模式和现代治理模式。本文进行了公司治理模式三个维度的比较研究,即从宏观层面、中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对公司治理模式进行比较研究。在综合考虑三个维度因素基础上,构建了公司治理权变模式。     

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在制度

<正>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然要求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制度的改革和创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就是要形成一个政府、企业、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社会组织等共同治理的格局。因     

论大股东的公司治理效应

大股东治理是现代公司治理的主要特征。本文分析探讨了大股东的治理机制及其治理效应,并提出了优化大股东治理效应的相关措施。     

地方治理研究的文献综述

1989年,世界银行首次使用"治理危机"一词后,治理便广泛应用于政治学和社会经济学领域,地方治理理论和地方治理运动的兴起成为一种国际性现象。国内外有关地方治理的研究如火如荼,因为地方治理的善恶,直接关系到国家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决定一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本文对地方治理有关的一些概念进行了界定,并对国内外有关地方治理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和评述。     

二维治理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培育——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的战略思考

产业国际竞争力是当前战略管理和国际贸易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问题.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国家和企业都是全球竞争市场上的行动者,它们已成为提升一国产业国际竞争力时需要同时关注的力量.国家和企业究竟应该如何发挥作用?治理是关键.与单一公司的治理相比,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的治理显得更加复杂,总体上可以分为三类治理问题:企业内治理、产业治理和市场治理.本文从产业治理与市场治理的交互出发,构建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发展中国家产业的二维治理模型,并由此区别出五种典型的主导治理模式,分别是自由市场、公共治理、产业治理、共同治理和网络治理.不同的主导治理模式体现了国家和企业在其中扮演的不同角色,进而形成对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不同影响.     

内部制约与外部掣肘：城市治理效能达成的阻碍

城市治理效能达成是实现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体现。治理主体和治理环境是城市治理效能达成的关键,城市治理过程中治理环境产生的不适和治理主体存在的缺陷是阻碍城市治理效能达成的主要因素。依据阻碍方式的差异,治理环境可划分为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治理主体可划分为内部主体和外部主体。内部环境、外部环境、内部主体和外部主体四个因素的相互作用,形成了内部制约型、内部掣肘型、外部制约型、外部掣肘型四种阻碍城市治理效能达成的类型。这四种类型阻碍城市治理效能达成的方式和程度各异,因而须通过提升内部主体能力素质、加强外部应急管理、优化内部制度环境、提升外部主体能力素质等措施防止城市治理效能达成受阻,实现城市治理效能提升。     

数字时代下对数字治理的探索

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人们对数字治理的内涵有了更多的认识。数字治理主要包括对数据的治理、运用数字技术进行治理以及对数字融合空间进行治理。数字治理的意义在于为政府赋能、为市场增效、为社会赋权。数字治理可以有效解决传统的治理模式存在的局限性,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在数字化时代,政府和企业需要积极推动数字治理的实施,以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趋势。同时,数字治理也需要不断完善和优化,以提高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和社会治理的效率。     

促进社会“微治理”的有效对策

微观治理(以下简称"微治理")在社会治理创新中具有重要地位。微治理有助于培育社会治理的核心要素、完善社会治理体系,保障社会稳定发展。微治理需要正确认识和把控政府和社区、顶层设计与社区探索之间的关系,积极指导和提高组织能力。推动微治理,需要将立法与释法有机整合,促进社区社会组织建设,充分利用互联网,借鉴发达国家社区治理的经验,提高城市社区发展品质。     

人工智能嵌入城市治理的重要性、挑战与路径

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为城市治理提供了新思路。如何把握好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重大机遇,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已经成为各地政府不容忽视的课题,同时也是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人工智能的嵌入为城市治理理念、治理方式的变革带来了新机遇。但由于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其在理念认知、伦理准则和治理实践层面也给城市治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基于此,文章将阐述人工智能嵌入城市治理的重要性,分析人工智能嵌入城市治理面临的挑战,并提出具体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