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诒让“周公作《周礼》”说评析

《周礼》一书于诸经最为晚出,且记载多有不合之处,因而历来存在很大争议。刘歆最早提出《周礼》为周公致太平之道,经过礼学专家郑玄的认可,这种说法后来得到更多的认同,孙诒让作《周礼正义》也延续此说。为了弥合"周公作《周礼》"这一默认前提,孙诒让有时不得不勉为其说,把歧异之处解释为时代差异是最常用的方法。孙诒让的学术背景、经学立场、个人局限,以及当时激烈的今古文之争,都是他延续旧说的重要影响因素。     

无锡国专与现代词学

无锡国专是现代教育史上重要的国学教育机构,这里不但聚集了一批诗词研究专家,而且还培养了一批现代词学研究人才,他们的词学研究既带有传统学术的印记,又具有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学术品格,无锡国专是考察中国词学现代转型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曾国藩的“学”与“术”

"学"与"术"兼备是曾国藩的重要特点。曾国藩的学问是以通识之学和躬行实践为特征的"士大夫之学"。曾国藩既能"躬行践履",又能"涵养本原",做到了本末兼修,体用兼备,在"学"——"术"——事业的模式下,以"诚"为"术"之本,以醇正之学,化成其贞正之术,终以成就其事业、事功。     

“花儿”研究与“花儿学”

“花儿学”著作出现之后 ,“花儿”研究走进了低谷。对“花儿学”的新理解———从“花儿”研究的其他领域 ,可能会使“花儿”研究范围得以开拓 ,但实践此研究方法的条件难以轻易完备。因此 ,对“花儿”研究的预测是 :过去的热闹局面不可能重现 ,但随着上述理论、方法的宣传和实践 ,有较高学术质量成果的出现是可以期待的。     

“国故学”与“中国学术”的纠结*--民国时期两种“国学”概念的争执及其语境

“国学”究竟是指中国固有学术还是中国学术,即近现代学术是否应当包括在内,是百余年来数次“国学”论争悬而未决的问题。民国时期有关“国学”究竟是“国故学”的缩写还是“中国学术”的简称的争持,透露出了这个问题的内在纠结。由于反对“整理国故”的声浪渐高,支持者中的新派学人强调“国学”的全称应为“国故学”,“故”字不可省略,以彰显其批判性和进步性;而反对把国学当作没有生命力的古董来看待的学者,则提出“国学”是“中国学术”的简称,不仅包括古代学术,还理应囊括现在与未来,“国学”应当是一个不断生长的开放概念。在反复的辩难中,“国故学”与“中国学术”的概念争持,实际上已经超出了时间的界定和价值的论断,因关乎具体的治学方法和学术理念,而出现互相渗透乃至颠倒的现象,对我们今天的“国学”讨论依旧极具启发。     

王国维“通人之学”与“专人之学”的尺短寸长

王国维“通人之学”“专人之学”等学术思想是中国学术研究转型的重大创新,通过对王国维学术成长的梳理、学术成果的分析、学术思想的论证,对“静安之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研究认为,王国维凭借厚实的知识贮备,批判地继承西方哲学理论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在构建中国大文科的学科体系、研究文史哲的学术体系和中国学者的学术话语体系方面做出了全面系统实践,取得重大进展和开创性成果,堪称开一代风气的大学者;王国维以创辟胜解、通方知类的学术思辨,创立二重证据方法,探索出一条由“通人之学”到“专人之学”学问研究蹊径。系统审读、反思静安之学,对我们严肃读书风气、匡正学问研究态度、提倡学术争鸣、甄别解决知识产权争端、清除学术造假现象、规范学术研究流程,能够起到见贤思齐、弃旧图新之作用。     

当代“国学”学科设置刍议

当前,支持增设“国学”学科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但实际上,“国学”学科建置的这三大动因都是站不住脚的。借“国学”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做法使得“国学”成为了手段而非目的;“国学”的疆界至今尚未明确、清晰;很多古代经典是古代不同的学人于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学术视角集体完成的,加之现代学科体制下“术业有专攻”的人才培养方案,导致学者们不会必然地突破现存文史哲分科的视阈限制而走向综合式的、贯通式的“国学”研究道路。此外,其他一些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或者不利的因素均让当代的“国学”学科设置面临着很大的困境。     

“一国两制”中“一国”的历史源流初探

在一国两制的指引下,香港顺利回归并保持持续繁荣稳定,但也产生了种种困扰一国两制的问题,反映出把一个文明中国的政治内容装在一个民族国家的法律容器中所面临的难题,也说明需要进一步加深对一国两制的理解。本文试图通过探究一国两制中一国的历史源流,揭示当年制度设计中关于一国的深层次考量,对有关问题提出一些思考。     

太平天国也说“国”

参观过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展览馆的游客，如果稍加留意的话，便可看出展览馆的牌匾是郭沫若题写的，而且那个“国”字少了一点。     

“十五国风”的美学价值

本文认为“十五国风”的美学价值是多方面的,又是高层次的,它颂扬了真善美,鞭挞了假丑恶,从而给读者以无穷的美的享受。     

我们是如何实施“国培计划”项目的——湖北师范学院实施“国培计划”的具体做法

湖北师范学院实施了多项"国培计划"培训项目,建立了有效的项目管理机制,以保障"国培计划"课程方案的设计质量,同时保证了课程方案的有效实施。实践证明领导重视是前提,制定好课程培训方案是基础,组建好培训团队是关键。     

高句丽、“小高句丽国”和“高丽国王”考辨

本文在细致考察史料的基础上，从三个方面论证了渤海国是以粟末琳辐族为主体建立的从属于唐王朝的地方封建政权，而非高句丽的继承国。     

再论“文学是人学”

分析指出,＂文学是人学＂作为当代文学研究颇具代表性的文学观念之一,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重新被彰显并赋予了新的内涵。＂文学是人学＂不再是纯粹人道主义的表现,而是以人为本反映人的各种需求,并以此为理念建立新的文学构架,为完善人格、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借鉴。     

季诺维也夫论“一国社会主义”

从阶级消亡国家消亡的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出发，季诺维也夫认为一国可以开始社会主义建设，但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他指出，马克思和列宁从来没有什么“一国社会主义”理论。苏维埃俄国面临着来自国内外两个方面的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现实威胁，只有世界革命的胜利才能最终免除这一威胁建成社会主义。他警示人们不要把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当成社会主义的俄国，这对现实社会主义实践有重大理论启示。     

《学记》缘何名曰“学”记

《学记》之所以名曰“学”记，主要是由于：其一，汉字的“教”是源于“学”的；其二，先秦教育家“以学为本，因学论教”的学本论思想对《学记》作者所产生的影响；其三，从内容来分析，“以学为本，因学论教”是《学记》教学思想的精华。     

孔子“学”与“思”视阈下的素质教育

为探索素质教育的出路,将孔子的“学”与“思”的思想中蕴含的教育理念与当前中国的教育实际相结合进行分析。分析认为,孔子强调的“学”侧重于知识的累积与继承,而“思”侧重于知识的创新、发展与批判,在教育过程中将“学”与“思”结合起来有助于人的全面发展与自我完善。当前,充分认识孔子的“学”与“思”的价值对推进素质教育有启示意义。     

石门方言中的“把”、“给”、“让”

从共时角度出发 ,通过与普通话进行比较 ,描写石门话中“把”、“给”、“让”的意义和用法 ,重点突出其与普通话的不同之处     

趣谈国学大师的“辫子”

1917年蔡元培受孙中山之命接管北京大学．诚邀辜鸿铭来北大教授英国文学和拉丁文。胡适对此提出异议,蔡元培解释说：“我们尊重的不是辜鸿铭的辫子,而是他的学问。”     

同构与异构:比较视域下的“家”与“国”

儒家的家国同构思想没有注意到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差别,把国家理解为家的扩大化,把国家治理理解为家庭治理,由于儒家在中国历史上的主导地位,家国同构思想对中国的政治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这样的思想也导致了中国古代对法律作用的漠视,进而与西方社会产生了深刻分野。即使这样,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也提出了一些颇有教益的公共议题,其中不乏浸透着沉甸甸的道德关切的议题,其中的智慧值得我们现代人学习。     

中国传统“射艺”与“国学”

采用文献资料法等分析中国传统"射艺"与"国学"的关系,为更好地开展中国传统"射艺"的研究理清相关概念和内在联系。研究认为目前对中国传统"射艺"的挖掘、整理和推广必然涉及到近代出现的"国学"概念,把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作为"国学"的概念是适当的,它能包含"射""御"等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射艺本身蕴涵了丰富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通过习射能更好地理解国学,同时国学理论又能丰富射艺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