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洋务派与维新派“求强”思想的差异

洋务运动与维新运动都是以“求强”为核心的救亡图存运动 ,但洋务派和维新派提出的“求强”有着不同的内涵 ,主要表现在深层目的性、途径方法和社会效益等方面     

孙中山哲学属不完整辩证思维唯物论

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康有为发动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发展。孙中山哲学也是康有为等的维新派哲学的批判继承。维新派在政治上主张变革封建君主专制,在思想上就必须反对“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唯心论。他们在批判洋务派“中体西用”、“器变道不变”的思想政治路线过程中,创造了一种“体用统一"的哲学,论证天必变道亦必变。这种哲学继承了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唯物论,吸取了包括进化论在内的近代自然科学宇宙观。它以“气”(或星云)、     

简论维新派与洋务派的十大分歧

洋务派和维新派是中国近代政治舞台上影响深远的两大政治派别。洋务派的思想是立足于封建主义文化,酌取某些西方物质文明以维护封建政体,维新派的思想是立足于资本主义文化,师法西学以变政。维新派和洋务派的分歧,开始虽不明显,但伴随中国社会矛盾的激化,分歧越来越大,并在激烈的辩论中逐渐划清了思想界线。本文试图从下述十大分歧中,说明维新派是在批判洋务派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他们之间并不存在     

论张之洞与维新派之关系

<正> 张之洞在维新运动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对维新派赞助甚力又连生纠葛,二者关系扑朔迷离。以往论著多取政治视角,囿于派别成见,以洋务与维新两派的政治搏斗立论,从而抹煞了张之洞在维新运动中所起的积极作用。这似乎缺乏历史感。本文着重从人际关系、心态分析和学术论争等角度来考察他们之间的关系,管窥蠡测,冀求批评教正。一维新派的同路人张之洞与维新派结缘有其历史渊源和思想基础。早在甲午战前,他就以捐赀广学会翻译出版西书而著称,更以对外主战和兴办洋务的恢弘气度赢得了许多仁人志士的景仰。讲求变法的杨锐、夏曾佑和汪康年等人相继入张之洞幕;刘光第也“时时想闻风采”。梁启超称张为“今世之大贤”,主张“力赞芗帅”(之洞别称)。甲午战争期间,     

郭嵩焘中西体用观简论

郭嵩焘(1818～1891),字伯琛,号筠仙,湖南湘阴人,道光进士,官至兵部左侍郎。他在清末以宣传洋务和首任中国驻英法公使而闻名于世,虽然他曾被誉为“当世所识英豪于洋务相近而知政体者,以筠仙为最。”(《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8)但实际上,他的洋务思想却远非当时洋务派代表人物所能及。他的中西体用观已突破了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思想,同时也比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高出一筹,并为后来维新派所继承。本文试论如下:     

李鸿章与早期维新派

李鸿章与早期维新派关系密切.早期维新派的重要人士多为李鸿章招揽的洋务人才,李鸿章对早期维新派人士能够予以信任、重用和帮助.李鸿章有发展工商业与富民的思想,有不断发展的“变法”思想,这是他同情早期维新派的思想基础.李鸿章的这些思想愈到晚年愈见明显,其主张“变”的内容已超出了洋务运动的范围.     

论维新运动中民权思想的一致性与差异性

19世纪末期,我国出现以天赋人权论为基础的民权思想,维新运动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民权思想的内涵。在维新运动中,维新派人士均认识到民权思想的薄弱和专制制度的重压是中国积弱之因,他们都批判封建主义和封建文化,提出设议院、开国会,实行君主立宪制。而在议院制度与民主启蒙、平等文化与自由、批判“三纲”等问题上维新派人士则持不同的观点。     

论晚清清流派的文化思想

处中西文化既冲突又融合的时代,清流派的文化思想很有其特点。对这个问题进行探索,将有助于我们从新的角度观察近代中国文化。一、“道”不变“器”各有选择就文化观来说,清流派内部部分成员赞同向西方学习,其他成员则固守传统观念、鄙弃洋务。从清流派解体后情况分析,其成员的归宿大致有四:一是转化为洋务派,如张之洞、吴大澄;二是仍倾向于洋务观,但却未能转化为洋务派,如张佩纶、陈宝琛;三是从思想保守逐渐转向接受洋务观,如李鸿藻;四是终于归类到守旧派,如邓承修     

戊戌时期科技新信息的传入及其影响

在１９世纪中晚期学习西方的过程中，维新派出于变法救亡的需要，其宣传重点是西方的政治理论和社会制度，而后人对他们的西学观念的研究重点也集中于此。于是，提及维新派对西学的传播，似乎除了自由、民权、进化论别无他物，似乎他们对西方自然科学的兴趣，反不如洋务派大。这是一种十足的误解。维新派由于对西学的整体把握，使他们对西方自然科学的理解，远比洋务派深刻，兴趣也更为广泛。学术界有关的研究虽然不多，但仍有助于理解上述论点；所缺者是未曾注意到戊戌时期报刊对世界最新科技信息的报道，这些报道反映了维新派和其他有识之…     

《劝学篇》：整合维新运动的最后努力

《劝学篇》：整合维新运动的最后努力郝晏荣写于戊戌变法关键时刻的《劝学篇》，是张之洞表达个人政治、文化观念的代表作。后人多从消极、负面的角度看待此书与戊戌变法的关系，有人称此书是“洋务派反对维新派的宣言书”①，有人称此书是张之洞“抵制维新思想的有力武器...     

论洋务派与维新派之异同

当前,在讨论洋务运动性质和历史地位过程中,牵涉到洋务派和维新派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说,领导戊戌变法的维新派,究竟是洋务派的继承者,还是批判否定者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对洋务运动持基本肯定论者和基本否定论者的争鸣焦点之一。我是同意后一观点的,但洋务派与维新派之间的关系又十分密切,不能简单化,有详加分析之必要,因此,拟在这里就两派之异同,提供管见,参加新的争鸣。     

戊戌变法与洋务运动的关系及其性质问题

本文针对一些论著中将洋务派与顽固派视为一丘之貉，都是镇压戊戌维新的元凶 的看法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之间存在着递嬗继承的关系。因为洋务运动的对 立面就是顽固派，所以洋务派与顽固派是有区别的。而洋务运动所创办的各项洋务事业，则在思想 上、物质上、人才上、舆论上为戊戌维新起了奠基石的作用。因而维新派与洋务派没有积怨和不可 调和的矛盾，相反，却引为同路人。另一方面，本文还对戊戌变法运动的性质进行分析，认为洋务运 动是一次将旧中国引向现代化的早期改革，戊戌变法则是在此基础上将“工艺”转向“政制”的深层 改革。为此，对持戊戌变法的性质为“革命”的观点进行辨析。从戊戌维新的“思想理论”到施政纲 领，根据史实逐次加以论证，得出其性质是“社会改良”而非“社会革命”的结论。     

试论帝党与维新运动的兴起

试论帝党与维新运动的兴起王亚芳在戊戌变法时期发挥作用的多种政治力量中，帝党是十分重要的一支。从维新运动的整个发展过程看，没有帝党的积极参与和支持，在守旧势力盈朝，维新派势小力微的情况下，变法运动的迅速兴起乃至“百日维新”的出现是难以想象的。一帝党产...     

论甲午战前的洋务困境

甲午战前,虽然洋务派试图努力开展其洋务事业,但事实上洋务事业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反而陷入困境:顽固派激烈反对和阻挠,致使洋务事业严重受挫或延误;大多数地方官员对开办洋务态度冷漠,致使洋务事业未能在全国各地普遍展开;朝廷对洋务缺乏足够的认识而未予以全力支持,致使洋务主张未能按计划开展.     

戊戌维新中的光绪皇帝是维新派还是洋务派

一八九八年前后戊戌变法时期,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比较活跃的政治集团有三个,即维新派、洋务派和顽固派。光绪皇帝同前两派都有密切的关系。在当时政治斗争的洪流中,光绪皇帝个人的政治活动同维新派、洋务派的政治活动交织在一起,如同几股激流形成的旋涡一样,呈现出一种眩目的复杂情况。按政治观点来划分,光绪皇帝是属于维新派还是洋务派?     

关于戊戌维新中的光绪帝

近几年来,史学界对光绪帝载湉展开了深入的讨论。他在民族矛盾加深之际力主变法图强的爱国行动得到充分肯定,他支持维新派、主张向西方学习的进步性也得到承认。但对其“政治身分”,看法却很不一致,有人认为他是维新派,也有人说他属洋务派。对此,仍有深入讨论的必要。     

郭嵩焘思想评价

<正> 近几年来,随着洋务运动研究的深入,早期维新派思想与洋务派思想的关系问题,日渐为人们所注意,其中关于郭嵩焘的思想就是争论的焦点之一。本文试就郭嵩焘思想评价问题谈一点看法。一、关于郭嵩焘思想评价及早期维新派思想与洋务派思想关系的观点分歧对郭嵩焘思想的评价,在“文革”前没有展开讨论,一般认为他是洋务派的理论家。随着近几年洋务运动研究高潮的出现,郭嵩焘思想又被重新提出。文章虽然不多,但探讨较为深入。有人认为郭嵩焘对外主张妥协,但对内主张发展民营工商业却是非常进步的。又有人认为他是忧国忧民、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行者。他的思想水平已突破了洋务派思想的体系,他主张商民自     

论中国近代新教育思潮之发轫

１９世纪６０—７０年代，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如冯桂芬、容闳和洪仁玕已经提出一些新教育的主张。在他们的著作里率先提供了新旧教育交替的信息。他们对新教育的见解逐渐为洋务派所认同、所提倡，新教育逐渐成了一种思潮，它为洋务教育的开办提供了理论依据，对洋务教育的进行和中国教育近代化起了先导作用，本文从发生学的角度对这一思潮的形成、内容和影响作一初步探讨。     

试论郭嵩焘政治思想与洋务思想的异同

郭嵩焘和其他洋务派人士一样,坚持“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洋务思想,但与其他洋务派人士不同,在对待西学的态度上．他主张全面学习西方文明,特别是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而不应仅仅局限于军事领域。这使他超越了洋务思想的理论框架,彻底颠覆了洋务派“中体西用”的理论根基,为变革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和文化进行了初步的思想启蒙和理论探索。     

梁启超政治改革思想评述

甲午战争前的约三十年,清庭最有声色的活动就是推行标榜“自强”、“求实”的洋务新政。然而,一场甲午战争,又使中国面临着极大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崩溃。帝国主义的瓜分中国,沉重的赔款负担,使洋务新政吹上天的“富强”光环消失了。中国的大地上仍笼罩着贫弱的黑暗。朝野人士为此议论纷纷,维新志士更是群情激昂。于此之时,梁启超发表了《变法通论》的前十一篇及其他文章。对洋务新政的所谓富强之道进行了批评与检讨,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要求改弦易辙,从而显示出洋务派与维新派思想主张的分野,展现了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进程的一个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