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足石刻与巴蜀文化”座谈会概述

10月9日,本刊编辑部在大足县与大足石刻博物馆部分同志举行了座谈。参加座谈的同志有大足石刻博物馆馆长郭相颖、副馆长陈明光等同志。副县长曾祥昆、县委宣传部长龚智等同志也参加了会议。会中宾主双方就“大足石刻与巴蜀文化”议题交换了各自的看法。会上提出了一些对大足石刻透视的新角度、新观点。通过交流,与会同志认为:大足石刻艺术是巴蜀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反映了古代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楚文化、以及外来的佛教文化有机地结合和创造性地再现。大足县石刻分部很广,但其精品集中在宝顶山、北山、南山、石纂山、石门等地。其中     

从意义层次关系看石刻用典形式的表义方式特点

从内容来看,石刻用典形式的意义是以来源意义为基础形成的;从形式来看,石刻用典形式基本来自典故中,除少量没有独立完整意义的形式外,石刻用典形式大都能体现、反映来源意义某一方面的内容:从石刻用典形式与其所表达的意义关系来看,能够直接表明意义的石刻用典形式很少,石刻用典形式与其所表达的意义之间倾向于不存在理据性.     

论石刻对宋代文学传播的作用与影响

宋代石刻与文学传播关系十分密切,对宋代文学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宋代石刻众多、分布广泛,激发了传播者(文人)对石刻作品的阅读与传播兴趣;石刻对所传播的文学作品的内容具有选择性,强化了宋代文学重理明道的文学基调;石刻还直接影响到作品的传播效果:石刻作品的词翰双美,提升了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与传播力.而作品的反复刻石,更强化了名篇的典范性与影响力.石刻还提供了一个互动对话的长效交流空间,增强了作品影响的持久性,进而促进文学创作.     

唐代石刻文献的左行书写

唐代石刻左行书写呈现以下特点：其一,具有较强的私人性和民间性,以官府名义刊立的石刻罕见采用这一格式;其二,具有较强的文本选择性,各种类型的题记、诗文题刻和墓志运用这一格式相对较多;其三,受石刻形制的影响,摩崖刻、洞壁题刻、附刻类石刻和墓志较为常见,而其他石刻形制罕见。唐代这一书写格式从宗教逐渐推广到世俗领域,地域上呈现出由北向南传播的轨迹。唐代石刻左行书写的推广运用与皇室、文人官僚有较大关系,正是他们的接受、使用和宦游迁徙的传播,起到了示范、带动效应,拓宽了这一书写格式的空间场域和文本使用范围。唐代石刻文献左行书写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梵文佛经书写格式的影响,展现了唐代中外文化交融互鉴的丰富图景。     

晚清时期的泰山石刻研究

晚清时期泰山石刻资料著录数量比清代前期有明显增加。学者们在泰山石刻的考释、辨伪与综论上,取得显著成就,提出秦泰山刻石很可能是后人仿制品等卓见。法国汉学家爱德华·沙畹等人对泰山石刻的纪录和解析均有重要参考价值。泰山石刻研究从这一时期走向系统化。     

海南古代摩崖石刻价值探析

海南中西部地区拥有宋元直至明清的古代摩崖石刻,这些石刻或描述山水形胜,或记述相关史实,属于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因而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目前对海南古代摩崖石刻所做的研究大多停留在石刻资料的整理汇编和知识的介绍上,而从学术角度对海南古代摩崖石刻进行研究的文章尚不多见,因此本文拟对这些古代摩崖石刻做一探讨,以期挖掘海南古代摩崖石刻所具有的文学、历史、文化、旅游价值,进而推进海南历史文化建设,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     

桂林石刻

“唐宋题名之渊薮,以桂林为甲.”这是人们对桂林石刻的赞誉。桂林石刻,分布在市内山岩名胜石壁上,多属摩崖。据不完全调查,桂林现存摩崖碑碣近两千件。从石刻时间来看,上起南朝,下至清代,以宋、清两代最多;从形式来看,有诗词、曲赋、对联、榜书、佛经、题名、题记等十多种;从内容来看,涉及到中国社会一千多年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     

《辽代石刻文续编》校注商榷

《辽代石刻文续编》(以下简称《续编》)是向南先生继《辽代石刻文编》之后推出的辽代石刻文献的又一巨著,该书主要收录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土的辽代汉文石刻。辽代石刻可从一个侧面来反映辽代社会的政治变革、人口迁徙、民族融合、典章制度、历史地理、语言习俗等情况,从而有助于加强历史学、文化学、民族史、边疆史     

格萨尔石刻文化的人类学解读——论康区宁玛派与格萨尔文化的渊源关系

石刻格萨尔同格萨尔羌姆、格萨尔唐卡、格萨尔塑像、格萨尔经幡和格萨尔祭祀活动一样,是格萨尔文化在藏区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众多格萨尔文化载体中,格萨尔石刻造型及其文化内涵,与其它格萨尔文化现象既相同又有差异。本文从康区格萨尔石刻造型艺术视角,分析和解读格萨尔石刻的宗教文化背景、表现形式和文化功能,阐述人类学视野中的格萨尔石刻文化所承载的多层意义。     

建国前妈祖信俗石刻档案解析

建国前妈祖信俗石刻是珍贵的实物档案,文章选取了有关的612件石刻,从形成时间、保存空间、石刻种类、关键词、题名以及信息的特殊性等方面进行了解析,认为妈祖信俗石刻的内容丰富,以颂扬妈祖圣迹、庙宇建设、庙务管理、地方治理等内容为主,具有较大的史料价值。     

《龙城石刻》应是柳宗元手迹

《龙城石刻》又称“剑铭碑”,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其真伪争论不休。从石刻内容、书体风格、书家个性及其流传过程等方面进行考察辨析,《龙城石刻》都不是宋人伪作,而应是柳宗元手迹。     

中国冈察洛夫研究述评

中国冈察洛夫研究的历程大体可以分为早期介绍、20世纪上半期研究和20世纪下半期研究三个阶段。对冈察洛夫的了解和研究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20世纪30—40年代,冈察洛夫的文学作品先后被译成中文。20世纪80年代以来,译本不断完善,研究不断深入,主要侧重于小说的主题、人物形象、艺术特色、文学评论和游记等方面。推进冈察洛夫研究的新的突破点在于,要重视把思想与艺术创作结合起来,从人物思想演变、创作倾向等方面作出新的阐释;要放开视野,以俄罗斯文化传统为背景分析、评价冈察洛夫艺术创作。同时应该充分开展比较和综合研究。     

玉树地区石刻文献遗产整理研究述评

"4.14"地震,不仅使玉树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而且许多文化遗产亦香消玉殒。本文在对玉树地区石刻文献遗产的整理研究进行详尽梳理的基础上,划分摩崖石刻、嘛呢石刻、石碑文献遗产三大类型,就玉树石刻文献整理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做了归纳总结,旨在为灾后重建中文化遗产的整理保护提供参照系。     

桂林后刻概要

桂林石刻,是桂林文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桂林历史文化名城的标志之一。清代金石学家叶昌炽说:“唐宋题名之渊薮,似桂林为甲。”清陈元龙评价更高他说:“看山如观画,游山读史。桂州岩穴奇,石刻穷秘诡。岂惟考岁月,直可补载纪。”事实也是如此,桂林石刻的内容十分丰富。数量上据粗略统计,达到一千五百件以上;形式上,以诗歌、题名,题字为最多,约占三分之二;内容则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等。政治     

论《语石》在石刻研究中的意义

一、清代之石刻研究我国的石刻研究,肇始于汉,发达于宋,鼎盛于清。在近两千年的时间中,石刻研究始终与钟鼎彝器研究相合,成为颇具中国特色的传统学问——金石学。它是一门杂糅史学、经学、小学、艺术的综合性学问。考古学未传入中国时,它兼有考索古代遗物和遗迹的功能。宋郑樵曰:“三代而上,惟勒鼎彝,秦人始大其制而用石鼓,始皇欲详其文而用丰碑;自秦迄     

从中古石刻文献看大型辞书训释之不足——以涉佛词语为例

中古石刻文献是一笔宝贵的资源,对中古汉语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作为新材料,中古石刻文献往往能为词语语义研究提供传世文献所不能提供的例证,对大型辞书在各方面的修订意义值得重视,是中古汉语研究的宝贵资料。以"道牙"、"诞灵"、"胜侣"等涉佛词语为例,通过利用中国石刻文献对之进行考释,即可发现大型辞书在训释方面的不足。当然,中古石刻文献在纠正大型辞书训释不足方面的价值并不局限于涉佛词语,也包括其他词语,中古石刻文献对大型辞书的修订作用是多方面的。     

智者察同 愚者察异：对东西方科学的一种哲学解读

自然界的事物是千差万别丰富多彩的。西方科学的显著特点是区别事物 ,找寻这一事物区别于其它事物的本质规定性 ;中国科学的重要特色是求同 ,探寻自然事物共同具有的气阴阳规律。以察异为特点的科学是累积性的 ,并且是按指数规律发展的 ;以察同为特色的科学则是相对静止的。察同和察异都是人类认识自然的某种努力 ,它们从不同的方面探索自然界的规律 ,共同深化了对自然的认识     

泰山石刻的书法意义——兼谈袁明英先生的《泰山石刻》一书

山石刻是一座蔚为壮观的中国书法艺术的博物馆.一山的石书,既有千言大观,也有一字之惊;既有帝王御笔,也有布衣盈尺小碣;既有精雕细磨的龟碑,也有粗犷急就的凿石;大字如斗,小字如蝇;真草隶篆,代不绝书;琳琅满目,瑰丽多姿.其内容有封禅祭祀、御制诗文、修建记事、经刻、墓志造像、题景楹联…….纵横二千多年历史,煌煌六千多处石刻,构成了浩大的泰山人文奇观.     

雍正帝察吏之术探微——以《朱批谕旨》为考察中心

雍正借助引见制度考察臣僚,于一面之际考察官员的见识、才能、性情等等,但它难以准确反映官员的真实情况,误察、失察在所难免;他利用密折奏报监察百官的任职、品性、操守等等,洞微察隐,鉴察严明;但诈伪之辈往往＂挟保荐而放恣上司＂,官场舆论真伪莫辨,雍正也难免遭受欺隐蒙蔽。其统揽大权,穷一人之力无法明察天下百官,是其察吏之术的根本缺陷。     

辞书编写应注意对古籍的校勘校读

<正> 笔者在《汉语大辞典》编写工作中,遇到疑难问题常常把不同版本的书籍找来进行校勘,对多种相关的书籍进行校读,藉此解决了许多问题。实践证明,在辞书的编写中,对古籍的校勘校读是非常重要的。一、注意校勘校读可以弄懂一些难解的词语,提高辞书的释义质量。《三国志·吴志·孙休传》:“是岁,使察战到交址调孔爵(即孔雀)、大猪。”裴松之注:“察战,吴官名号,今扬都有察战巷。”清沈涛《铜熨斗斋随笔》卷五:“察战,当是人姓名,《元和姓纂》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