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报》与“新时期文学批评”舆论空间建构——以“介入与建构（1978-1980）”为中心

《文艺报》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此种关联有助于我们梳理刊物本身与文学批评舆论建构的密切关系。在新时期文学批评舆论建构的初始阶段,《文艺报》以＂介入与建构＂彰显着主导文学评论刊物的媒介价值观与立场。这主要表现在总结态势与成绩＂,漫谈＂文风的＂回归＂与延续,刊物栏目的＂回归＂与＂新创＂,举办座谈会和编发会议报告、讲话及读者来稿＂,作品讨论＂的出现与坚守,以及舆论的＂视觉＂诉求等等。     

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观批判

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观经历了从进化论文学批评观下的多元化批评,到以现实主义模式独尊的阶级(政治)论文学批评观,再到以社会政治为主导的多元并存的文学批评观的曲折变化历程。这一具有开创性的理论化层次的文学批评道路,有着历史历程碑的重要意义。但这种严重倾斜到非文学的社会立场之上的文学批评观,在文学与社会的基本关系上是颠倒、错位的,导致了一系列批评观念的偏误,需进行严肃的辨析和批判。     

四十年代《讲话》精神在解放区的传播方式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解放区的传播方式有三种,即文件政令方式、媒体宣传方式及座谈会方式。《讲话》在其出世伊始就以文件政令的形式宣布了它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媒体传播中,延安文人尤其强调了《讲话》对知识分子的评价和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解说这两个方面,逐渐形成关于《讲话》的经典阐释。《讲话》通过不同方式的传播,其精神不断渗透到解放区以及解放区以外的各个地区,最终确立了它的权威地位。     

论王尔德《意图》中的创作型批评

王尔德在其文论集《意图》中,将批评视为一种纯主观的、以所批评的艺术作品为起点的、甚至要求摆脱"寄主"艺术或文学作品本身影响的新的创作,即创作型批评。其理论渊源来自阿诺德的文化批评和以佩特为代表的唯美主义的艺术自主(自足)性主张。在后现代语境中探索王尔德的创作型批评,重拾文学批评正在失去的美感与魅力,比仅仅证实它的预见性与当代相关性更重要。     

生态批评: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自然生态新纬度

生态批评就是探讨文学作品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的批评，是向自然生态延伸的文学批评的新视野。20世纪以来，以人本主义为基础的“非理性转向”使文学批评陷入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泥潭不能自拔；而以科学主义为基础的“语言论转向”却使文学批评因脱离实践而悬浮于现实空气稀薄的高空，失去了坚实的实践大地。它们虽然各有所长，但却存在着一个共同的批评盲区——自然生态世界。这使它们在对反映生态环境问题的文学作品进行解读面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力不从心。生态批评主动挑起了探讨文学作品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的重任。为当代西方文学批评提供了一个自然生态新纬度，成为当代文学批评新的源头活水。     

批评:从“判断”走向“想象”——兼评《批评想象的理论与实践》

我国当前的文学批评主要是判断式批评,这有悖于文学活动是一种想象力创造活动的特性,因此,我们要提倡想象批评的模式,让批评回归文学本身。李先国的《批评想象的理论与实践》则为我们提供了想象批评的理论与实践范本,但还需要在理论方面充实完善,在实践部分还需要通过不同范本提升想象批评的范畴、方法与步骤等。     

文化诗学的重划疆界与整体性研究

文化诗学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批评方法,不同于旧历史主义、形式主义和新批评,其根本区别在于它具有一系列新的特征。在对文学作品进行分析时,它将文本内部和外部结合起来研究。本文以《诗经》学为例,主要讨论文化诗学＂跨学科＂的整体性研究这一特征,＂跨学科＂究竟有没有可能,如果可能应该怎样去＂跨＂,怎样去实现学科间界线的打通,使其它学科也参与到这一批评方法中来,为文化诗学这一理论工程的建构所用。     

文学批评模式的新构

文学批评模式在文学活动中既具有稳定性,又具有活动性。批评模式应随着社会转型和经济转型而转变模式类型形式和方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为文学批评的发展和文学批评模式的变革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批评也从伦理、政治型批评模式向文化批评模式转化,从单狭窄的模式向多元化、多样化模式转化,这有利于文学和批评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氛围中健康发展。     

文学批评的主导方式与方式的开放

文学批评方式是实现批评的桥染与媒介。批评方式有：主客观统一、思维的共性与个性统一、主导方式与方式的多样性统一等属性。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方式的嬗变：政治批评——大批判牡评——新政治批评——历史审美批评。真实性、思想性和审美性是历史审美批评的标准。文学批评方式的开放要求在历史审美批评方式的统领下，有其它方式如发生学批评、形态批评、系统批评等多样化批评方式的参与。     

《文心雕龙》的意象批评论

意象批评不同于印象批评,《文心雕龙》的文学意象批评由低级的印象批评和高级的意象理论批评两大层次构成,是采用意象化的语言运用意象思维而进行的文学批评。刘勰的意象批评自上而下,由宏观到微观,密密层层,交织成为一个有机的理论体系。印象批评是意象批评的低级形态,属于再创造性的赏析式的文学批评,其用意象具有强烈的情感感染性,主观色彩浓厚;意象理论批评是意象批评的高级形态,使用的意象侧重于抽象理论的解说,不具或很少带情感感染性,理性色彩较强。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东北解放区文论——基于《文学战线》的阐释

抗日战争胜利后,一大批延安文化人秉持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精神来到东北进行着前所未有的文论建构与实践,使昨天的沦陷时期文论语境瞬间消解,以政治立论的一元理论格局形成,东北文论家自觉地将自身创作事业与政治合为一体,政治文化成为文论确证自身价值的关键性标尺。这种现象同样表现在东北解放区的文艺批评领域。但东北文论家在诠释《讲话》过程中,又表现出某种独立的人格和尊重文学自身规律的品味。     

意义追寻中的价值生成与流变——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中国化历程的多重视角探析

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在中国的历史建构,形成了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美学-历史＂批评、＂文化诗学＂批评为代表的三种话语系统。这三种批评话语系统的建构,随着历史时代的发展变化而更替,显示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中国化在意义追寻中的价值生成及其流变过程。这一历程对我们今天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论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与借鉴。     

历代庾信批评述论

庾信批评开始于南北朝时期,此后代不乏出,形成了体系,此一体系又因着不同的时代背景或批评者大体体现为宇文逌的肇始、隋唐学者文人对庾信的毁与誉、两宋庾信批评的平静状态、金代的庾信批评、明代双向度的庾信批评、清代庾信批评的阶段性,以及现、当代庾信批评对古代的“重复”几个段落。历代庾信批评明显地展示出两条纵线平行前进的图案。即自宇文逌之后,对庾信批评基本是沿着隋唐开始的毁与誉两条线上平行推进。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如下:第一,是传统文化的政治伦理性人格标准及“文如其人”的文学批评模式所致;第二,与中国古代传统重实尚用的文学价值观有密切关系;第三,与中国古代传统以艺术直感体认为主的文学批评方法,以及因此导致的文学批评之笼统性、模糊性特征有密切联系。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和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之比较批评

本文对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和王国维《红楼梦》的批评历史、批评文本、批评主体进行了比较和重估。认为在近现代文学批评革命中 ,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是文学批评的第一篇革命宣言 ,在启蒙意义上 ,王国维较梁启超意义更大。     

大众媒介时代的文学批评

我们可以通过建构理念层次上的文学批评场域,对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实践的总体状况进行宏观把握。一个理想的文学批评场域应该基于非同一性基础上,以文学批评自主性作为共同遵守的信念。它由专业批评和业余批评所构成。前者包含美学趣味的批评家与学理趣味的批评家,他们处于批评场域的支配位置;后者主要体现为媒介批评,它们代表了他者的向度。这几方面批评构成了多重对话关系,并通过符号斗争即定义文学批评合法性标准的斗争推动场域的健康发展。但是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由于受到资本的逻辑的操控,导致自身自主性的缺失。因此,借助于上述规范形态的文学批评场域,我们可以对文学批评实践的失范进行批判性思考。     

新传媒环境下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嬗变

新传媒环境下,文学批评更加泛化,表现为:在文学批评形态方面,除了学院批评和媒体批评之外,产生了一种以传统媒体的受众为批评主体的受众批评;在批评对象方面,不再局限于对以往文学经典的再研究与再解读,被研究的文学文本是多样的存在,网络文学、畅销书、报纸专栏写作纷纷进入人们的批评视野;在批评形式方面出现了视频、网络投票、电视采访等多种形式。文学批评也发生了批评主体的大众化转向和批评标准的非艺术性转向。针对这种泛化和转向,文学批评应在不丧失理性批评精神、破坏批评原则标准、消解批评价值的前提下进行改变。比如学院批评可以在坚守批评操守的同时,利用新兴媒介,与活跃的媒体批评、受众批评相辅相成,积极倡导对话批评,更好地推动文学批评的发展与繁荣。     

古典批评文体的现代复活——以三位京派批评家为例

该文以三位京派批评家(李长之、沈从文和李健吾)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学批评实绩为例,探讨中国古代文论的批评文体能否以及如何"活"在现代,"活"在当下。李长之标举"传记体批评",沈从文选择"印象式批评",李健吾践行"随笔式批评",表面上是模拟式地学习现代西方的文学批评方法,实质上是创造性地承续古代中国的文学批评文体,他们的"西就"之路实为"东归"之途。三位批评家在中与西、古与今之间的游走,对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古代文论的出路和走向有着重要启示意义和典范价值。     

中国法制文学的评论和批评

中国法制文学批评是法制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制文学的批评标准仍然要坚持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标准，而政治第一指的是法制的精神、思想、原则与道德，而不是口号。艺术标准要体现法制文学特有的完整性、规范性与实践性。科学的批评与评论才能更好地繁荣法制文学创作，推动法制和法的进程。对文学界的法制文学创作更要通过批评，以促进发展。     

论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

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该标准是对恩格斯所提出的文艺批评的＂历史标准＂的发展与改造,同时也是对于中国传统儒家文艺思想中＂文以载道＂等命题的现代转化。从恩格斯的＂历史标准＂到毛泽东的＂政治标准＂,文艺作品的＂真实性＂被＂政治性＂所取代;从＂文以载道＂到＂政治标准＂,儒家之＂道＂亦被＂政治性＂所取代。＂政治标准＂的提出,及其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有利有弊。     

金圣叹文学批评的独立品格——以金批西厢为例

王实甫《西厢记》诸家批本,被人看重且影响最大的是金圣叹的批本。与探求、遵循作者原意为旨归的传统批评不同,金圣叹以高度张扬的主体性批评意识,遵循文情为主的阐释标准,对《西厢记》进行了晰毛辨发、穷幽极微的精彩点评和脱胎换骨的改造,使批评活动呈现出全新的面貌,具备了文学批评的独立品格,其中涉及的批评主体性、批评标准、文本开放性、阐释历史性等问题,无疑具有宝贵的理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