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正当防卫的刑法价值选择

刑法价值选择是构筑刑法的基本理论,刑法实现其保障人权和保护社会的两大功能,所采用的手段是实施刑罚制裁犯罪。但刑罚制裁手段的不足与缺陷,是滞后性与消极性。出于对效率的选择,正当防卫弥补了刑罚适用的真空,反映了对功利价值的选择。但是单纯从功利出发的“无过当防卫”无法体现刑法价值公正与功利、事理与情理的统一,无法真正实现刑法机能。我国现代化发展中犯罪态势与刑法改革中的“重刑”与“强化防卫”仍是功利主义的选择;刑法的价值——尤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市民刑法价值未获充分体现,在刑法适用方面,如何防治犯罪,实现刑法价值仍当从长计议。     

立体犯罪构成下的被害人承诺理论——刑法效力视角的探讨

被害人承诺的刑法效力呈现为一个多位阶、立体式的模式.其发挥效力的前提在于其出罪机制的开放化以及其犯罪构成功能的多元化.犯罪构成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入罪,同样具有出罪的价值,平行、双重的评价体系势必造成逻辑的混乱.在现有的犯罪构成中构建一个递进的评价体系,其中事实评价--价值评价--责任评价是完成犯罪评价的整个过程.被害人从其法益承载者的身份出发,在犯罪评价的各个阶段发挥着不同的效法效果.     

论我国刑法中的无被害人犯罪

目前，将无被害人犯罪非犯罪化已经成为国际潮流与趋势，但是我国立法与刑事政策在无被害人犯罪这个问题上一直摇摆不定，其原因有实践中的问题，亦有理论上的困惑。这种状况将影响我国社会与法律之发展。文章从阐述无被害人犯罪理论出发，对我国刑法中的典型无被害人犯罪进行具体分析，并提出了我国刑法中无被害人犯罪非犯罪化的立法建议。     

中西无被害人犯罪立法的比较研究

国外对无被害人犯罪的立法沿革呈现非犯罪化的趋势，但刑法典中仍保留了许多无被害人犯罪罪名。而我国刑法对无被害人犯罪一直持以谨慎的态度，更多地是作为行政处罚的范畴和道德领域的事。对此，本文对中西无被害人犯罪刑事立法政策作了深入的比较研究，并从“犯罪分层”、宗教与伦理、国家权力观几个方面对导致中西政策差异的原因作了透析，从中找到借鉴的价值与可行性。     

试论被害人在打击、预防犯罪中作用的发挥

被害人在刑事犯罪过程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对被害人问题的研究，对于正确运用刑法、刑事诉讼法有效地预防犯罪、惩罚犯罪有着重要的意义。     

论被害人谅解

被害人谅解,是适格主体在法律规定的可支配权益范围内于适宜时间内所做出的真实意思表示,具有影响定罪量刑的刑法效果.在影响定罪方面,被害人谅解可在实体意义和程序意义上阻却犯罪成立;被害人谅解在不能阻却犯罪成立时,亦有可能成为对被告人作出从宽处罚的理由.被害人谅解契合刑法的不得已原则,有利于维护被害人权益和促进犯罪人重返社会,将其法定化是当下刑法学界刻不容缓的要务.     

谦抑性视阈下无被害人犯罪探析——兼论谦抑性的反思与重构

无被害人犯罪是指违反道德风化类的犯罪,虽然形式上具有妨害社会管理的风险,但实质上并不会对案外人权益造成实际侵害,因而不应当被认定为犯罪。从刑法谦抑性视阈出发,无被害人犯罪非罪化或轻罪化存在合理性和正当性,制定无被害人犯罪出罪空间与规制合乎比例的制裁方法亦为现行谦抑性理论的一场检讨战争。因此,撇清我国刑法关于无被害人犯罪的暧昧态度对谦抑性的反思与重构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刑法应正视无被害人犯罪体系,帮助其成长的同时亦给出空间,以适应风险社会行为高度入罪化的需要。我国应以法益危害性为中心,对违反风化类犯罪采用行政化或道德化处理模式,为我国轻罪化与非罪化立法提供启示。     

被害人责任及其法定化

长久以来,被害人都处在被刑法所忽视的地位,由此带来的弊端是易忽略被害人的责任,而让犯罪人承担犯罪的全部责任。随着被害人学的兴起,被害人责任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将被害人责任法定化意义重大,我国应参考外国立法例,将被害人责任列入刑法。     

事后行为的前序性展开

犯罪的完成是以刑法保护客体即刑法法益为考察基点,在法定意义上的价值评判,是立法者进行价值选择的结果,而不是从自然角度观察的行为过程的完成,因而犯罪已经既遂但行为尚未终了、或虽行为终了但行为人还要实施其他犯罪行为便成为通常的情况。此时,刑法规范当然得发挥其对法益的动态保护机能,使受侵害之法益尽早脱离行为人之掌控或避免它种法益受到侵害或威胁,由此便凸显运用刑法理论对纷繁复杂的事后行为给予恰当的刑法评价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犯罪与被害互动关系中被害人过错法定化研究

犯罪与被害关系中,素来存在着犯罪中心主义倾向。但被害人学、被害人过错研究的兴起以及起因于被害人过错的犯罪现象的大量存在,引发了从犯罪与被害互动角度重新审视两者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被害人过错传统意义上属于酌定量刑情节,本文采用刑法学意义上的被害人过错的含义,并且所关注的是被害人过错在量刑上的影响。基于互动关系,通过论述被害人过错刑法意义与国外(地区)立法现状,对我国被害人过错法定化现状以及问题作思考,并提出被害人过错法定化的可行之路:总则宏观规定与分则具体罪名规定相结合模式。     

犯罪“未得逞”新议

关于我国刑法典第23条第1款所规定的犯罪＂未得逞＂的含义,我国刑法学界有三种不同的观点,即犯罪结果说、犯罪目的说和犯罪构成要件说。这三种观点都有片面性,难以解释所有犯罪的未遂犯。应该用＂犯罪客体说＂阐释犯罪＂未得逞＂,犯罪＂未得逞＂是指行为人实施了刑法分则所规定的实行行为没有侵害到而只是威胁到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犯罪客体说＂能对我国刑法学界通说所概括的四种犯罪既遂形态类型作出合理的解释。     

不真正不作为犯的立法化思考

从理论与实践来看,处罚不真正不作为犯没有问题.然而,我国刑法立法从来没有处罚不真正不作为犯的明文规范,只有处罚真正不作为犯的规范,这就产生了对不真正不作为犯的处罚可能背离罪刑法定原则的疑问.借鉴日本刑法相关规范,在我国刑法中设立"保护责任者遗弃罪",以此为载体将不真正不作为犯纳入刑法规范,实现不真正不作为犯的立法化.这将是缓解处罚不真正不作为犯与罪刑法定原则冲突的比较妥当的方式.     

犯罪既遂与相关概念的关系

犯罪既遂是犯罪成立的具体形态之一,是在犯罪已经成立的前提下表明犯罪已经完成的一种结局状态。犯罪既遂条件属于犯罪构成要件。既遂罪的犯罪构成是基本的犯罪构成,是由刑法分则条文直接规定的;未完成形态犯罪的构成是修正的犯罪构成,是以刑法分则具体条文规定的基本的犯罪构成为基础,结合刑法总则的有关规定加以认定的。二者在犯罪构成方面存在"质"的不同,符合犯罪构成行为所成立的就不可能是既遂罪与未完成形态的犯罪,而是性质截然不同的犯罪,在这方面,转化犯是一适例,在转化犯的场合,之所以发生此罪向彼罪转化的现象,原因在于发生了根本不能为此罪的犯罪构成所包含的"质"的变化。     

打击报复证人罪相关问题研究

论述了打击证人罪的解释涉及宪法,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本文以此为基点对本罪的保护法益,犯罪行为侵害的对象及犯罪行为实施时间等问题进行分析论证。通过对本罪的相关问题的分析力求使对本罪的解释与其立法设定价值相合,同时倡导法律工作者在刑法解释中应当使刑法更加安全。     

绑架罪的既遂标准探究

绑架罪的核心问题不在于其较高的法定刑设置而在于既遂标准的界定。视绑架罪为目的犯,认为只要行为人具有索取财物等不法意图下的控制人质的行为就既遂的观点,必然导致绑架罪的法定刑过高,以及不能合理地解决绑架罪的未遂、中止等一系列问题,而《刑法修正案七》的修改也将是治标不治本。从法条的应有含义、绑架罪的历史沿革、绑架罪的法定刑设置,尤其从刑罚的根据可以得知,只有当行为人实施了绑架他人（或偷盗婴幼儿）,并向第三方提出不法要求（包括索取财物）时,绑架罪才既遂。     

论辩诉交易

辩诉交易作为一种刑事司法制度,依据当时北美大陆特殊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适时、应运而生于美国。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例如传统文化、社会认同、犯罪率急剧上升、刑事案件大量积压、高昂的诉讼成本以及辩诉交易的高效、民主、实用等,使其得以存在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现在已经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和感染力。在世界各国面临巨大的社会犯罪压力和司法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辩诉交易成为众多国家其中包括部分大陆法系国家垂青的对象,并且在实际工作中收到良好效果。在本世纪初,我国对此进行了一次伟大尝试,学术界和司法界展开了热烈的探讨。辩诉交易对世界刑事司法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罪刑法定原则视野下的刑事和解法律规制

罪刑法定原则与刑事和解存在思想基础、蕴含价值和适用法律规范上的冲突,但两者都因其内在价值而受到人们的广为推崇。我国适用刑事和解应遵循罪刑法定原则．明确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加强对刑事和解的动态监督,以最大限度发挥刑事和解的效能。     

罪刑系列立法方式之提倡——兼论贿赂犯罪的立法完善

"罪刑系列"是指一种罪法律规定一连串近似的犯罪构成以及与之相应的法定刑。这种立法方式被多国刑法典所采纳。罪刑系列立法是罪刑法定原则和法律解释对立统一的产物,顺应了现代刑法调控模式转变的要求。针对我国现有贿赂犯罪的规定提出了几条立法建议,以期严密法网,完善法典。     

我国建立辩诉协商制度可行性研究

加强司法民主与人权保障,简化诉讼程序和追求诉讼效率已是世界范围内刑事司法改革的主流。面对逐年上升的犯罪率、有限的司法资源和堆积如山的案件,实现案件的繁简分流,提高办案效率是我国司法改革的必然选择。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之际,在立足本土资源的基础上,借鉴美国辩诉交易制度及其他国家的刑事诉讼特别程序,设立我国的辩诉协商制度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