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合理性基本原则

合理性原则是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之一,主要西方国家行政法中合理性原则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一个过程,对我国行政法合理性原则产生过重要影响.在当代语境意义上这一原则所包含的可接受性、相对唯一性、妥当性、必要性、比例性和平衡性六项丰富内容.     

行政法之比例原则初论

比例原则是许多国家行政法中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学界通说认为,比例原则包含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和狭义比例原则三个子原则.行政法中比例原则是指行政权力的行使除了有法律依据这一前提外,行政主体还必须选择对人民侵害最小的方式进行.比例原则对我国行政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初探

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主要包括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和狭义比例原则三个方面。在德国、法国、美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等行政法治较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比例原则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运用,但我国大陆地区对比例原则的运用还局限于自由裁量权领域。     

比例原则在行政裁量行为司法审查中的适用

我国现行法律条款对行政裁量行为的司法审查存在难以把握、不易操作的缺陷。行政法基本原则是行政法的精髓所在,是行政法规范的核心、灵魂,作为行政法基本原则之一的比例原则,在行政审判中可以直接作为判案依据。运用比例原则中的适当性、必要性、比例性三个子原则来对行政裁量行为进行司法审查较为直观、可行。     

设立比例原则约束我国政府权力

法治国家的建设内含着节制政府权力的要求,由于制度设置不完善等原因,滥用权力等情况仍大量存在,不同程度地危害人民利益。目前对于约束政府权力的比例原则的研究与运用已为多数国家所重视,并在宪法、行政法等领域有明确规定。虽然我国目前的学界对比例原则有所研究,但并未受到国家的重视,仅在行政法的合理性原则之下有几句话的解释,忽略了比例原则的存在意义,降低了其应发挥的作用。本文通过对权力滥用原因的探讨,认为可以设立比例原则,约束政府权力。     

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简论

比例原则在德国、葡萄牙、西班牙及我国台湾地区的行政法中已得到程度不等的运用,因而也成为其行政法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但在我国大陆行政法及行政法学中,比例原则还远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对传统行政法中比例原则的内涵作了深刻的剖析,并进一步认为,现代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应充实新的内容,以适应现代行政法发展的需要.     

论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发展与变化

我国的行政法基本原则经历了从行政管理型原则向行政法治型原则逐渐转变的过程。在这一背景之下,不同的历史阶段,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内容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中国正处在经济全球化和社会急剧转型的重要阶段,迫切需要推行有限政府、服务政府,建设实质意义上的法治国家。因此,新时期的行政法基本原则应当把正当程序原则、比例原则、信赖保护原则作为其核心内容,遵循从形式法治向实质法治转变的发展路径。     

比例原则与权力之治

在学者的研究当中,多将比例原则作为行政法的一个原则,或者是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事实上,鉴于资源的有限性、国家权力运作的效率以及对公民权利的保护,比例原则不仅仅是行政法上的一个原则,而且也是宪法层面上的一个重要原则,宪法的许多条文的规定都蕴涵和体现了这一原则。它不仅约束公民,要求公民自身不得滥用宪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更制约国家权力,要求国家权力也不得滥用,否则,有违国家产生的目的。     

政府诚信与公民权益——行政信赖保护原则研究

信赖保护原则的建立是为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在有关国家和地区的行政法中已经得到明确的确认.其行政法学时信赖保护原则的研究也较为深入.但信赖保护原则在我国行政法中的运用和行政法学中的研究还相对落后,因此,在我国建立完整的行政信赖保护原则体系十分必要.     

试论比例原则及其在我国行政诉讼中的适用

比例原则是德国首创的行政法原则,有不少国家予以运用。它包括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和相称性原则。该原则的价值在于从权利的基本性质和法治国的实质精神出发,对行政权进行有效控制,体现出法的正义。在我国行政诉讼中将其作为司法审查的标准,可以缩小法官自由裁量的空间,提高审判的可操作性和司法权威性,有助于我国行政法治的发展。     

行政权概念冲突与重新认识和确定

行政权是行政学和行政法学的共同研究对象,它是全部行政法理论的基点和中心范畴。对行政权的控制成为行政法治的关键,然而,由于传统行政权理论的单方性、强制性、执行性的局限,行政权概念内涵与现实行政实践的冲突已屡见不鲜,有时用传统行政权理论解释行政合同、行政指导等行政现象显得力不从心或者大相径庭。因此,本文正是在此基础上,对行政权内涵进行重新认识,分析矛盾表现,并在借鉴国外行政权理论的基础上,展开对现代中国行政权的认识,力求对行政权进行全方位把握,并确立符合现代行政实际特点的行政权概念。     

论行政程序瑕疵的补正

行政程序具有瑕疵并不必然导致行政行为无效或撤销,如果这种程序瑕疵比较轻微而且具有治愈的可能,那么补正就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制度。从理论上而言,补正是程序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和行政效率冲突和协调的结果。鉴于此,各国对补正制度的适用规定了严格的限制条件。尽管我国立法界与理论界对该制度存在一定的分歧,然而补正在实际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因此,在今后制定的行政程序法中确立该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社会管理创新的行政法治之维

建设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是加强与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而依法行政则是现代法治国家的政府奉行的一项基本准则。我国的依法行政原则从提出到实践时间虽然不久,但在建设法治国家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已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与此同时,依法行政在实践中仍然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对依法行政原则在行政立法与行政执法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分析,并从提高行政立法的公众参与程度、规范行政主体和行政执法人员的资格、促使行政权力公开运行以及加强行政监督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建议。     

行政判例存在与发展分析

在世界范围内,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许多大陆法系国家,都存在行政判例制度。我国法律不承认行政判例的约束力,但实践需要对行政判例的辅助法源地位予以肯定。行政判例具有其独特的生存和发展的合理性,并推动司法实践和行政法基本原则的不断丰富和发展。     

与国际行政法的产生有关的几个基本问题——基于全球化、全球治理的视角

全球治理的提出源于全球化的推动,而全球治理的提出及实践则使国际行政法的产生、形成成为可能。具体而言,全球公民社会的兴起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是国际行政法产生的两个现实驱动因素。国际行政法的产生路径可总结为"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路径。国际行政法具有区别于国内行政法的若干明显特征,国际层面相比国内层面的很多特殊性也使得国际行政法的体系化发展面临诸多挑战。这些问题虽然不能忽视,但它们也并非不可克服。虽然国际行政法不如国内行政法成熟,但是如能改进合法性,便能够将超国家机构的全球治理职能发挥得更好。全球治理语境下国际行政法体系的产生、形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     

论行政合同的法律适用

作为一种新型的行政管理手段,行政合同是行政权扩张和现代公共行政兴起的结果。行政合同在性质上表现为行政性与契约性、公法性与私法性、行政性与民事性的结合,在法律适用上则表现为行政实体法与程序法、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的混合适用与选择适用。解决好行政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既要遵循行政法、民法与合同法的一般原则,全面适用行政实体法与程序法,准确适用行政诉讼法,恰当援用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也要采用类推方法适用法律,进而使行政合同案件得到公平、公正、合理的解决。     

试论监管型政府的法治构造

基于矫正市场失灵等问题,监管制度应运而生,其价值优势是在与诉讼、国有化等方案的比较中得以体现的,这也是监管型国家(政府)崛起的重要原因。建立在法治、市场经济、民主宪政、市民社会等制度与社会因子前提下的监管型政府,越发成为现代国家治理的主要选择模式,法治则是监管制度的内在元素与基本要求。中国监管型政府的路径选择在方向上是逆向而为的,明显不同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行政法限权式的公法治理与经济法的积极授权式干预成为依靠法治构建监管型政府不可偏废的两个方面。     

依法行政实践中的难点及其对策

依法行政就是行政机关行使权力、管理公共事务必须由法律授权并依据法律规定行事。法律是行政机关据以活动和人们对该活动进行评判的标准。目前行政管理实践中 ,法律与政策越位的问题较为突出。一是政策代替法律 ,二是政策否定法律 ,三是政策解释法律。正确处理法律与政策的关系 ,必须正确区分法律与政策的功能 ,避免越位 ;对同一问题既有法律规定又有政策规定时 ,要贯彻法律优先的原则 ,维护法律的权威 ;要严格法律和政策的制定、修改程序。要贯彻事权与职权一致的原则 ,并解决行政执法软弱的问题 ;行政执法机构的设立及其职能的配置 ,要有利于行政执法的统一和效能 ;行政复议制度既要兼顾司法监督的要求 ,又要保证行政执法的权威 ;行政强制既要体现司法监督 ,更要体现行政权的强制力     

环境行政约谈的实践考察及制度完善

环境行政约谈作为一种新型的环境执法方式,具有独立的法律价值,且与当前环境治理模式从行政管制向行政服务转变的理念相契合.从制度设计功能的角度出发,通过对中国国内环境行政约谈制度立法和实践的考察以及国际行政执法方式转变分析,发现中国环境行政约谈制度还存在较多问题,如较高层级的法律规范框架缺位、约谈事由不科学、约谈结果偏离非强制性轨道、约谈程序缺乏等.基于环境治理理论得出,环境行政约谈本质上是一种行政指导行为,未来发展应重视激励性作用、预防效果,在明确环境行政约谈法律属性的基础上加强立法供给,规范实践运行,提高环境执法绩效.     

行政指导司法救济探析

目前我国尚未有专门的法律对行政指导进行规制。实践中,行政指导造成相对人权益受损的情形实际存在,然而行政诉讼法却受传统理论的影响而未将其纳入司法审查。行政指导虽然不产生直接法律效果,但往往对当事人产生事实上的强制效果,因而应肯定其可诉性。对行政指导的审查标准既有与一般行政行为共同之处,亦有其特殊性,因行政指导而权益受损的相对人应有权请求赔偿和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