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三界革命”与现代汉语语境文学观念的发生

中国传统文论之“文”与西方现代诗学之“文学”是两个异质的谱系。然而，从晚清至“五四”，粱启超却以“三界革命”为中心，在借鉴西方现代诗学中“文学”的观念并摆脱中国传统文论中“文”的意识后，从功利主义一维初步确立了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观念。     

论儒家的“仁”、“信”观念及其现代意义

随着我国社会转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完善,在多元文化价值体系的纷争中,人文素养显得尤为重要。本文拟从儒家的“仁”、“信”观念入手,针对目前社会上日益突显的信任危机问题进行探讨,意在指出传统儒家的“仁”、“信”观念对于今天个体道德品格的塑造,乃至社会价值系统的重建,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审美观照之“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中国“出入”说、“虚静、物化”说与西方“移情”、“距离”说之比较

东西方的美学理论,有相同的共性,但其文化的差异,使得它们在具有共同规律的同时,又具有明显的差异。文章试图将中国传统的“虚静、物化”、“出入”说理论与西方具有可比性的“移情”、“距离”说进行比较分析。“出入”说虽然由来已久,但真正从审美观照角度来谈“出入”法的是王国维,而“虚静、物化”理论则从老庄就开始了。西方的“移情”、“距离”说是近代西方美学具有巨大影响的理论,它们产生的时间和观念虽与中国传统的美学理论有着不谋而合的某种契合,但与中国的美学观念还是有本质的差异的。文章以中国的“出入说”、“虚静、物化”理论为主轴,以“移情”、“距离”做比照,分析其同异。     

帛简《五行》篇与原始"五行"说

帛简《五行》中的“五行”观念 ,代表了思孟学派“性善论”的早期理论形态 ;但帛简《五行》中的“五行”观念是否源于原始的“五行”学说 ,学术界很少论及。本文记述了作者对帛简《五行》篇与原始“五行”学说之间联系的一些思考     

基于东方经验的民族、国家观念——传统“中国观念”的现代阐释

与西方民族国家观念不同,传统“中国观念”是基于文化、历史、地理三者一体的整体国家观念。对大一统国家的认同是传统“中国观念”的核心。在大一统国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族际间冲突与融合,形成中国传统的民族观念,大一统国家观念与中国传统民族观念共同作用,构成完整的“中国观念”。     

“中”的文化审美意义生成

“立象以尽意”是商、周先民传情达意的基本途径,不仅语言采取立象尽意的言说方式,文字也呈现为由象形而象意的特征。古老汉字的“象意”符号印证了中国早期文化的“象-意”思想延伸路径,汉字元初符号无异于中国文化的“元象”符号。“中”的元象与“立中”政治实践活动密切关联标志着“中”位观念的形成,“中”位观为周代“中正”政治理念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成为周代“中正”教化的思想核心,并凝聚为孔子“中庸”思想的主干。正是在“中”的元象召唤下,在“中正”精神传统的激励下,“中和”化成中国文化阶层的精神动力,中正勇武、温柔敦厚的品质铸就了中华民族的灵魂。     

“合班”授课形式下的“两课”教学改革初探

“合班”授课是目前高校在公共课教学中普遍采取的一种形式。“合班”授课给“两课”教学增加了一定的难度,同时也影响到了“两课”教学的实际效果。必须在坚持“以人为本”和实事求是的原则下,进行“合班”授课形式下的“两课”教学的改革,实现“两课”教学观念的根本性转变,通过考核的方式方法的改革,引导教学的方式和方法改革,提高“合班”教学的实效性。     

郭沫若前期文艺观历史流变考论

郭沫若于20世纪20年代初期阐发关于文艺作品“无目的性”与“功利性”问题的辨析,一直到20年代中期,这个问题都以文艺作品的“无目的性”和“社会使命”观念交替转换的形式表现出来。郭沫若当时在这一观念阐发上的不断“自我相违”与“左右摇摆”,并非仅源于其思想观念或者心态的复杂性,而是与其在不同环境中身份的转变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1925年以后,因无产阶级运动的蓬勃发展和个人思想的明确坚定,郭沫若便彻底“摇”到文学要承担“社会使命”的一端,再也没“摆”回文学的“无目的性”那一端。但在全面抗战历史阶段,郭沫若对文艺的“功利性”又赋予了不同的内涵。总的来看,郭沫若前期文艺现折射出他在不同历史境遇中“诗人”与“政治家”身份的“变奏”。     

“五四”知识分子“原罪”意识批判——从诗歌中“人力车夫”形象谈起

“原罪”意识是深藏“五四”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恶性基因。上世纪初期,“原罪”之端倪已在“人力车夫”文学中得到具象显现。它与劳工神圣观念紧密结合,吞噬着知识分子的启蒙意识、独立人格、精英立场,最终促成了“文革”中知识分子的集体缺席。     

中华民族史前先民“美”“善”观念萌发的文化轨迹

文化是在人类活动的过程中历史地生成的生存方式与思维方式。中华民族史前先民“美”“善”观念，就蕴涵在“史前”原始文化之中。而中华民族史前文化独特的存在方式、体现形式就是图腾崇拜以及巫术礼仪与原始歌舞，这也就是中华民族史前先民的一种特定的生存方式与思维方式。因此，中华民族史前先民的“美”“善”观念正是从图腾崇拜以及巫术礼仪与原始歌舞中萌发出来的。     

就业压力下的人才培养策略

随着我国近几年高等教育的迅猛发展,大学生就业压力日趋严峻。学生就业困难,或不能吃苦、不能适应工作岗位,出现心理压力加大或心理疾病,主要原因是有些高校在人才培养指导思想和人才培养方案上,并不适应市场需求,人才培养观念落后、教育模式陈旧。就业压力下人才培养应从“才”、“情”、“养”、“品”四个方面入手。     

《边城》版本汇校述评

《边城》的主要版本（文本）共有初刊本、初版本、改订本、校正本、重校本和全集本6种。《边城》从初版本到改订本主要是艺术方面的修改和作者创作观念的明显化;从改订本到校正本主要是作者为适应新的语言和道德规范做出的调整,是对其文学观念的再坚持以及艺术方面的修改。版本（文本）变迁中贯穿始终的实际上只有两点：一是“文字试验”,二是作者对其以“生命”为核心的文学观念的坚持。综合看来,全集本可称为《边城》的一个“善本”。     

改革教学方法,提高"两课"教学效果

高校“两课”教育是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欲增强“两课”的教学效果 ,必须转变教师观念 ,在教学中巧妙地运用各种教学方法。     

“隔”与“不隔”——论梁实秋创作与翻译的文化心态

梁实秋的创作与翻译相得益彰,其代表作“雅舍”系列散文和汉译《莎士比亚全集》恪守“中庸”之道,体现了“隔”与“不隔”的文化心态。一方面,梁实秋的散文在闲适、幽默的氛围中描摹人性,匡救世风,他的莎剧译文注重文学的艺术性和“陌生化”效应,这种“隔”的文化心态有助于形成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多元化局面;另一方面,梁实秋的散文倡导儒家思想的人文精神和文学的道德价值,他的莎剧译文传递了“信”、“仁”、“中”、“和”等伦理观念,这种“不隔”的文化心态有助于弘扬中西传统文化中的某些优良特质,促进中外文学的互动。     

“法轮大法”的思想要害是扼杀理性

“法轮大法”的思想要害是扼杀理性。从“法轮大法”的奴役中解放出来，必须确立健康有效的理性观念。     

"革命""国民性"与七斤--《风波》研究视角辨析

细致分析鲁迅的小说《风波》中以七斤为代表的村民们的个体意识和思维结构的发达程度 ,可以认为七斤和他的伙伴们不可能有革命的意识和观念 ,批判其麻木、愚昧的“国民劣根性”也失于简单含混。只有摆脱理论框架的束缚 ,贴近小说人物 ,才能准确把握鲁迅关于“立人”的深刻思考。     

与其说“写什么”,不如说“怎么写”——关于哲学文体的改造

在西方哲学史中,“写什么”的问题是关于真理或观念的本体论问题,“怎么写”的问题,是词语本身的问题,或形式问题。20世纪欧洲哲学的倾向,是以“怎么写”代替“写什么”,从而使哲学理解方式本身发生了重大变化。     

文学“意识流”背后“魔力”之生成——从《心理学原理》到《释梦》

《心理学原理》、《时间与自由意志》和《释梦》是洞彻文学“意识流”背后理论意义“魔力”生成的必读文本。它们个中所关联到的“意识流”问题的重要观点反映出合理与悖缪交互错杂 ;但它们所透发出来的美学价值不仅在方法上而且在观念上均给予了文学“意识流”之孕育以诸多的启迪和裨益 ,使其通过本身所进行的审美融化 (当然 ,也辅以其他因素的从中掺和 ) ,以“另类”的面容在世界文苑中魅力四射 ,给文学叙事艺术格局带来空前的变革。     

“和”作为审美范畴的限度

“和”在先秦时期作为政治概念是最根本的。谈论“和”的主体主要是帝、王、公、侯,而他们谈论的主要目的就是如何通过“和”的手段“成其政也”。实现“和”的主要手段就是“乐”。“乐”并不诉诸于乐美,而是“乐正”。真正的“至乐”就是能使人静心、“纯德”。这种“乐正”之“和”其实质就是帝王治国之术。作为审美范畴的“和”是有其限度的,它只是康德所说的“审美的规范观念”,而不是“审美理想”。审美创造关涉多样统一、相反相成的“和”的问题,但这并非常态。审美创造恰恰是不断偏离“和”,不断破“格”,而呈现为独异的、光怪陆离之美。“中和”作为“僵硬的合规则性”本身就含有违反审美趣味的成分。     

提高“两课”教学实效性的几点思考

提高“两课”教学实效性是“两课”生命力所在。增强“两课”教学实效性的重点应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即：转变教学观念、提高教师素质、充实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和加强实践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