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落第士人心态探微

唐代科举取士的制度设计产生了大量的落第士人.落第的结局,犹如多棱镜,在这类日益庞大的士人群体中折射出多层心态,积极进取之意、感慨悲伤之情、失意怀羞之心、失望归隐之思等杂陈于内.关注落第士人的心态,可以审析唐代下层士子特有的文化心理,了解唐代社会文化生活之一角.     

唐代士人的社会心态与隐逸的嬗变

隐逸是一种具有深厚历史积淀的文化现象,它对中国社会文化特别是士人文化心理建构有着深远的影响。唐代隐逸风气兴盛,对其历史嬗变的研究,是深入了解唐代文人的行为心态、人格理想以及价值取向的不可或缺的内容,而且对其递嬗缘由的追问,也是深入剖析唐代社会政治和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层面。概而言之,初唐承继魏晋隐逸遗风,盛唐在隐逸中贯注入世因素,中唐淡化了士人的担当精神,晚唐以隐居避祸全身。     

唐代河朔幕府纳士与士人入幕心理

古代士人实现自身价值的唯一途径是进入仕途 ,科举考试是唐代士人入仕的途径。但是 ,科考特别是进士科考虽能擢第 ,得官却十分艰难 ,于是由先入幕而后登朝便成了唐代士人求得显达的另一途径。河朔本唐代环境恶劣地区 ,却仍有士人入幕。本文通过对河朔藩镇的纳士状况、河朔藩镇人员构成成分的考察 ,揭示失意士人入幕河朔的无奈的心理状态。     

从唐诗柳意象看唐代士人审美趣尚

唐代是中国古代审美文化的重要发展期,长期以来,人们对唐代审美文化的认识有笼统、片面的倾向,一提唐代,人们马上想到的便是盛唐的雄浑之音、壮丽气象,对雄浑刚健之壮美的崇尚及以胖为美的女性审美观,而忽略了有唐一代崇尚阴柔的风尚。透过唐诗柳意象人们可以窥探到唐代士人对阴柔美的崇尚、刚柔相济的美学追求以及纤柔清瘦的女性审美观。     

略论中唐诗人与乐人——兼析唐诗与音乐之关系

唐代诗人对乐人的广泛关注是在中唐,而不是在音乐处于鼎盛的盛唐,用音乐的繁荣来解释唐代诗坛这一现象显得过于笼统且不准确,其主要原因乃是中唐诗人从乐人身上挖掘出更多的文化元素,将之与国家兴衰、士人命运、生命感叹等诗歌传统主题联系起来。中唐诗人对乐人的关注不但使得唐代诗歌内容更为丰富,而且使诗歌与音乐结合更为紧密。     

唐代士人节令假心态初探

我国是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影响农业生产的最大因素是自然环境,因此便有了长期对天象、季候的观测。在这种经验的积累上,先民们制定了历法,历法是官方对于来自民间的长期农业生产经验的固化整合。而节令假则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主要考察了唐代节令假中士人的心态。唐代士人的节假日的心态大致如下:对节日普遍文化内涵的体认;迎合帝王,装点升平;士人的个体化情绪。     

论道家学说与先秦士人心态之关系

道家学说与儒学都是先秦士人心态的话语显现。由于特殊的文化历史语境,先秦士人心理上普遍存在着一种由恐惧、忧虑、危机感等情绪构成的“基本焦虑”,从某种意义上说,儒学与老庄之学都是这种基本焦虑的派生物,因而它们也是这种心理症侯截然相反的两种治疗方式。     

内直外方与人性旷达：唐代关中士人的精神特质1

唐代关中士人普遍具有的内直外方的性格特征,不仅是唐代关中士人的处世方式和人生态度,而且与忠奉社稷的爱国情怀密不可分;关中士人在时局险恶、仕途蹭蹬的际遇下,则移情临泉山野,隐匿寺观庭院,在归隐之中彰显生命的个性,张扬生命的旷达,以曲折的方式显现了唐代关中士人的内直外方的精神风貌。     

论西汉士人对屈原自沉意义的思考

屈原的自沉对西汉士人心理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文章以纵向为经,动态地描述屈原自杀对汉代士人文化心理塑造和嬗变过程;以横向为纬,结构性地描述特定时期特定的思想文化资源。为集中主题,我们选取贾谊、司马迁、扬雄这三位分别代表西汉初、中、后期的文化巨人为参照,多方位地表现西汉士人对屈原自沉意义的文化思考。     

唐代关中士人的分布与构成简

士人是指具有一定文化知识并见之于史乘的各种人士,士大夫是士人中分化出的一个特殊阶层,是官吏队伍中的知识分子。其融知识、身份、道义于一身,视人格完成、文化创造与社会责任为一体,官僚不过是士大夫的“二重角色之一”。唐代关中士人分布的空间结构及其成分结构有其鲜明的特征,精神风貌呈现多样化。唐代关中知识分子士的作为和精神面貌反映并影响着唐朝全国知识群体的众多方面,乃至反映和影响唐朝社会生活、精神、文化多方面的情态。     

三国历史的诗意化——唐代咏三国诗与士人心态

唐代咏三国诗是中国咏史诗中的奇葩 ,也是三国题材演化史上的一环 ,其中寓含着丰厚的文化意蕴 ,从中可透视有唐一代士人群体的时代文化心态。士人们以三国英雄为楷模 ,将其人生理想寄寓其中 ,强烈地表达出他们对建功立业的渴望 ,对君臣遇合的企盼 ,对时势命运的叹惋等深层心理。唐代咏三国诗中所蕴涵的君臣观、贤才观、英雄观、历史观、人生价值观等文化观念 ,对后代士人的心态及三国题材的创作 ,有着不容忽视的深远影响     

学人与光复初期台湾教育事业的推进

通过探讨学人在台湾光复初期教育重建中的奠基性作用,分析他们在教育界开展的以"启蒙"为导向的文化建设,以及他们在去除日本殖民教育影响基础上大力推广国语等活动,可以看到学人们在台湾教育事业推进过程中发挥了历史性的重要作用.     

论《世说新语》中魏晋士人钟情山水的原因

<世说新语>频频记载魏晋士人钟情山水、雅好游览的生活.士人这种文化情结生成的主要原因是其生命意识觉醒的结果;隐逸遁世的需要又导致山水田园游风气的兴起;玄学的感召,也促成士人从自然山水中体味人生.     

论清初南北贰臣文人愧疚自赎心态的差异及成因

清初大多数贰臣文人无论是诗文中,还是政治活动、生活方式上都表现出愧疚自赎心态。南北贰臣文人的这种心态在呈现方式上或显或隐,有较大差异;主要由三个因素造成：与满洲地区的地理亲缘和李自成政权影响程度不同造成南北贰臣文人分布有差;清政府采取尊满抑汉的政策和党争中南北势力的消长;两者文人内在道德追求与外在社会舆论的差异。     

略论20世纪40年代中国赴美学者对美国汉学的影响

20世纪40年代,一批从事中国文史研究的华裔学者出于各种原因相继赴美。赴美华裔学者,到美后失去了在中国社会中的支援系统,但得到美国的研究环境,潜心于中国文史研究。20世纪40年代赴美的这一代华裔学者,可称之为协力培育和造就美国汉学的先驱者,他们对美国汉学有基础性贡献和推进作用,具体表现在：协力培育美国汉学的基础、矫正美国汉学发展中的流弊、引领美国汉学研究新方向。     

清初汉族士人政治处境及心态考略——以己未博学鸿儒科“新朝士人”为考察对象

康熙十七年(1678)诏开博学鸿儒科前,"新朝士人"虽已在政治上归附了清朝,但"旧巢覆破、新枝难栖"的处境让他们的内心充满了恐慌与失落,个体价值无所归依,人生理想无法实现,他们与朝廷处于一种淡淡的"疏离"态势之中。博学鸿儒科的诏举使"新朝士人"在文化上重新获得了归属感和认同感,政治态度由"疏离"彻底转向"归附"。汉族士人的"国家效忠"意识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超越了"民族认同"成为决定他们行为方式的重要因素。     

从《世说新语》看东晋琅邪王氏文人心态

作为东晋最显赫的士家大族,琅邪王氏培养出了大批多才多艺的文人,他们对名利"重"而不"嗜";在对生命的深刻体认中透出一种深沉的悲哀,进而求自全、自适,但是家族的文化传统又促使他们兼带"经世"精神;在审美情趣上,崇尚幽雅和率真,这些共同构成了他们复杂的内心世界.     

试论科举文化熏陶下的明代文人

明朝以朱注《四书》为科考内容,必然扭曲文人的心态:轻者因皓首穷经而变得思维狭窄、陈腐;重者吹牛拍马、"寅缘阿附",弄虚作假,徇私舞弊,丑态百出,人格丧尽.有独立思想的文人起而反思、质疑,走出一条与科举不同的道路:或沉迷学术,或放任自流,以激进的方式回应科举的得失与成败.     

全球化与社会主义的未来——西方左翼学者关于社会主义前景的新思考

冷战结束后,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左翼思想家对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现状和社会主义前途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人类生存的理想状态,在经济上的不平等、政治上的不民主,以及文化和道德危机等方面都暴露出资本主义的本质缺陷。根据新的历史条件,他们勾勒出各种关于未来社会的美好蓝图,如施韦卡特的“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彼得·德鲁克的“后资本主义社会”说,以及德因兹·迪德里齐的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的历史蓝图”。他们的观点和看法定能给人以启迪。     

超越平庸与亲近日常——论杰出文人的人生目标设置及生活态度

古代杰出文学家各自的具体生活方式和文本风格可能有很大不同 ,但他们的生活都展现出动人的光华则无异。寻绎不同时代不同性格的杰出文人的共同之处 ,可以发现他们预设的人生目标都是高远的 ,在人生价值取向和生活态度上都有超越平庸与面向日常矛盾统一的特点。揭示这一特点 ,有助于从宏观上把握杰出文人的整体特征 ,对现代人的人生价值思考也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