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明归梦逐成迷"--高启笔下的诗梦意象及生发原因

诗人高启在其入明后的诗作中,写下了大量“梦”诗,这些诗“梦”意象寄托着诗人的自我情感与心志,成为诗人抒发性情的依凭之物。明初的社会政治环境、当时诗人自身的处境及其美学追求,是其梦诗生发的主要因素。     

哲学与诗学的冲突和融合——董仲舒诗学观探微

诗三百在董仲舒阐述春秋大义的过程中主要发挥“达意”、“正言”的作用。基于此,董仲舒提出“以诗为天下法”的诗学观点,但在“知天”的问题上拒斥了诗和诗人,主张“知天,诗人之所难也”。同时,《诗》、《春秋》在董仲舒阐释哲学的过程中面临着共同的困境,由此提出“诗无达诂”、“春秋无达辞”等理论命题。在现实政治的情境中,“知天”的问题非但是诗人所难,董仲舒本人也是难以把握的。     

论哲理诗的理性精神和诗性品质

哲理诗之“理”莫不出于诗人“自得之趣”,其中蕴含的是诗人的个性气质、学养风度及其对外部世界的感悟与艺术把握。哲理诗偏于理,可以不失浪漫;哲理诗是诗,可以有理性的思辨。诗人与自然的亲和,自我人格的表现,确立了其理性精神的人性化。而诗歌在艺术化的过程中,其哲理有时是依附于象征意象,而寓意深刻则以语言精炼为表现形式,这使哲理诗终不失诗性品质。     

剑胆诗肠国士魂——以天下为己任的“诗侠”屈翁山

<正> 一“半生游侠”——屈翁山的自我写照在名家辈出、异彩纷呈的中国待坛上,涌现过好些具有鲜明特色,因而被戴上各种桂冠或荆冠的诗人,如“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鬼”李贺、“诗佛”贾岛……还有“诗贤”、“诗哲”、“诗霸”、“诗魔”等等,而仗剑远游、以身许国的岭南诗人屈大均(翁山)(一六三○～一六九六),则可以称之为“诗侠”。他的同窗好友、生死之交、并同以“岭南三大家”著称的陈恭尹写下的三首《游侠词》,便正是屈氏(以及和他一样的志士们)慷慨义烈、万难不屈、以救国拯民为己任的英雄形象的写照:     

论诗、作诗与译诗之知行合一——试析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特色

作为诗人,郭沫若不但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而且在中外诗论的影响下结合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的见解。作为诗歌翻译家,他就诗歌翻译进行了大胆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在理论上提出了“风韵译”、“创作论”、“共鸣说”和“以诗译诗”等诗歌翻译理论;在实践上有感而译,作译并举,译诗形式丰富多彩,译诗的音乐性特别强。因此,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具有诗人译诗、知行合一的鲜明特色。     

“诗界革命”的起点、发展及其评价

“诗界革命”是近代资产阶级文学革新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诗歌迈向近代化的开端。早在“诗界革命”这一口号未正式提出前,近代诗坛已呈现出变革的趋势。“诗界革命’的起点是“新学诗”,中间经过了“新派诗”、“潮音集”和“新体诗”几个阶段。“诗界革命”作为近代诗坛上的一次革新思潮,不能仅仅局限于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范围内,也应包括“南社”中的部分诗人和资产阶级革命诗人秋瑾等。     

国土抗争之歌：艾青与韩国现代诗人李陸史抗日诗之比较

在战火纷飞、救亡图存的抗日战争年代,中韩两国出现了大量以抗战为主题的诗歌,其中以艾青和李陸史的诗作为代表。艾青与李陸史的抗日诗在意象描述、情感基调、语言风格等方面有着很多相同或相似之处。首先,两位诗人的抗日诗中都出现了“雪”“土地”“冬天”“北方”等意象群;其次,两位诗人形成了“忧郁-绝望-希望”的情感基调的同步;最后,他们诗文的语言风格因宣传政治目的和政治环境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并各具特色,艾青的抗日诗追求直白的朴素美,而李陸史的抗日诗追求隐晦的含蓄美。     

诗人的“角色”与诗的个性

诗人创造了诗,诗人是整个创作过程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诗人的体验和感受无论通过什么形式在诗歌作品中呈现,都必然以明显的情感特征反映出诗人主体精神的影象.从这个基点上看问题,诗人在创造的同时,他也必然体现为一种“角色”.所谓诗人的“角色”就是诗歌作品中表现出的由诗人主体精神形成的艺术“人”化形态,是诗意创造及传达的通道.诗人的“角色”是诗人个性的物化显现,对于诗的表现具有决定意义.认真地研究这个问题,对于强化创作和阅读中的“角色”意识、理解诗的个性特征都是很有益处的.     

现代学人之诗的两种范式

借助西方哲学美学观念清除了传统诗学中过于浓郁的伦理政治气息,王国维不仅使近代学者诗人那种强烈的现实冲动在哲学分析中平静下来,同时他还在审美独立的基本原则之上为现代学人创造了一种新的情感表现方式。根据王氏旧体诗、词的二分现象,可将学人之诗细分出两种类型,其一即作者以学者身份书写的“学人之诗”,它的主要特点即建立在中国现代学术基础上的“学之别体”;其二即学者以诗人身份而写作的“诗人之诗”,其根本特征则是建立在现代美学基础上的“诗之新声”。这是王国维先生的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对学人之诗的最大之现代性贡献。     

严羽"气象"、"兴趣"说辨识

“气象”说和“兴趣”说在严羽的诗论中既是诗评概念 ,又是诗法概念。作为诗评概念 ,体现着严羽对汉魏盛唐诗的独特理解 ;作为诗法概念 ,体现着严羽的审美理想和艺术追求。严羽从盛唐诗人审美感情的发动与表现中领受到了无穷的感染力 ,名之曰“兴趣”,把作为盛唐诗人审美感情之底蕴的进取情怀误解作胸怀境界的开拓 ,名之曰“气象”。将二者立为“诗之法”,体现了严羽审美文化取向中自我提升和自我超越的意识     

浅谈郭沫若三步鲁迅诗韵

郭沫若是新时代的著名诗人,他对我国新诗的发展贡献卓著,但他在《沸羹集·序我的诗》中却说:“我不大高兴别人称我是‘诗人’,但我却是喜欢诗。”郭沫若确是“喜欢诗”的,除创作之外,他还写过不少关于诗的评述,尤其对鲁迅的诗,推崇备至。在《鲁迅诗稿》序中,他说:“鲁迅先生无心作诗人,偶有所作,每臻绝唱。”说来奇怪,鲁迅也不喜欢别人称赞他的诗。他说:     

中国现代叙事诗写作的史诗化与现代化追寻

中国诗歌“抒情独大”,致使叙事诗不发达;但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急切期盼与实际行动中,中国现代诗人创作新型中华民族史诗的热望和尝试从未停歇。先后出现了晚清客观写实性的“时事诗”和“杂事诗”之类的“诗史”式写作,20世纪20年代以历史和神话为题材的长诗史诗化写作,30年代无产阶级革命诗人和左翼诗人的呐喊型叙事诗写作、民族主义诗人的颓废型叙事诗写作和现代主义诗人的歌咏型叙事诗写作,以及40年代庄严的“民族革命的史诗”写作。其史诗化和现代化互为表里、彼此阐发,共同谱写出中国现代叙事诗多声部的华彩乐章,积淀了丰厚的中国现代叙事诗传统。     

胡风的诗歌美学思想概说

胡风的文艺论著中包含了不少诗论文字,其中《田间的诗》、《吹芦笛的诗人》、《略观抗战以来的诗》、《关于诗和田间的诗》、《四年读诗小记》、《关于风格》、《关于“诗的形象化”》、《关于人与诗,关于第二义的诗人》、《关于题材,关于“技巧”,关于接受遗产》、《给为人民而歌的歌手们》等都是很有影响的诗论篇章。它全面地涉及到诗的本质、诗的创作规律以及诗的形象、题材、技巧、风格等问题,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诗歌美学系统和诗歌评价系统,在中国诗歌美学史上,占有独特而光辉的地位。对诗的本质特征的认识,是胡风诗歌美学思想的逻辑起点。他说:诗是“具体的生活事象在诗人底感动里面所搅起的波纹,所凝成的晶体”;诗是“用真实的感觉,情绪的语言,通过具体     

唐代送别诗结尾模式综论

唐代送别诗的结尾往往是诗人着力用心雕琢的一笔,蕴含了诗人最真挚的情感,这种情感的表现是复杂的,可以分为“盼见问归”、“伫立怅望”、“长忆相思”、“想象追随”、“劝慰勉励”和“祝福规劝”等多种表现。唐人送别诗的结句大都如空谷余音,不绝于耳,令人赞叹心仪,影响了后世的文学及生活告别语,形成了送别诗独具特色的结尾艺术。     

爱国主义的强音——读丘逢甲《岭云海日楼诗钞》

爱国诗人丘逢甲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著名的诗人之一。他的诗一直得到人们的推重。黄遵宪曾致书梁启超论丘诗云:“此君诗真天下健者。渠自复曰:‘二十世纪中,必有刻黄、丘合稿者。’又曰:‘十年之后,与君代兴。’论其才调,可达此境,应不诬也。”①而梁启超对丘诗也很为推崇,说:“吾尝推公度、穗卿、观云为近世诗家三杰,此言其理之深邃闳远也。若以诗人之诗论,则丘仓海(逢甲)其亦天下健者矣。……以民间流行最俗最不经之语入诗,而能雅驯温厚乃尔,得不谓诗界革命一巨子耶?”②梁氏虽然推评为“天下健者”,“诗界革命一巨子”,但他把丘诗看作“诗人之诗”,却只是抓到了一个方     

“伤悲的欢乐”之歌——荷尔德林的诗歌《还乡——致亲人》阐释

《还乡——致亲人》是德国浪漫主义诗人荷尔德林的著名诗歌。通过对此诗的解读,可以透视诗中“伤悲的欢乐”的神秘面纱,也可以体味到诗人哲学式的诗歌写作风格。诗人把返乡的原初地定在了“阿尔卑斯山”,体现了一种隐秘的宗教语境,隐含着西方宗教文化的神性／诗性话语;诗人此次“返乡”之举不仅仅是一次实地意义的返乡,而更应看做是一次精神（主要体现为神性或诗性）意义的返乡。     

从鸦片战争诗歌的新变看中国第一批近代诗人的心态变异

<正> 诗人是时代的产儿,诗歌是诗人心灵的羽化。150年前,伴随着中英鸦片战争在中国古老大地上的战幕拉开,中国近代诗坛涌动起第一个声势浩大的爱国主义诗歌创作高潮。然而,学术界对鸦片战争诗歌以及整个中国近代80年的诗歌创作的成就评价不高。究其原因,大概在于中国原本就就是一个“诗国”。不要说“诗二百”早已被奉为“经”,汉魏诗以“骨力”特健被千古以下奉为楷模,单单是那群星灿烂的唐代诗坛,几乎把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推向了极致,令多少后代的诗擘硕子发出“盛唐之下无好诗”的叹谓。其次,中国古代主宰     

陶渊明诗两首译注析

【写作时间】本诗写于晋孝武帝太元四年（379年）。陶渊明15岁。钟优民先生指出：“细味其诗,疑系渊明早年自况之作。”（见《陶渊明论集&#183;陶渊明的咏怀诗》）又,诗中称“年始三五间”,即15岁。诗人54岁所写的《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诗中有言“结发念善事”。“结发、总发,指15岁（逯钦立先生校注《陶渊明集》第50页）”。     

两当轩诗伤感情绪的悲剧性

章依萍在《黄仲则评传》的开篇说：“诗人的一生,其实只是一首诗;悲剧的诗人,他的一生只是一首悲剧的诗。”止水在《黄仲则诗选·前言》的开篇说：“他的一生,就像一篇用血和泪写成的长诗。”此喻甚为的当。黄仲则的一生就是一首诗,是一首充满了悲剧精神、饱含着悲剧意义的诗。诗组成了他的整个生命,代表了他的全部理想和终身事业,也可以说是他苦难人生的唯一寄托。他是一个那么纯粹的诗人,除了诗,他几乎一无所有。他一生贫病交加,早岁即已鬓若秋霜,并且始终都在困苦不堪的泥泞中绝望地挣扎,但他的心却永远在诗的广阔天空中翱翔…     

从“诗臣”到“诗人”的蜕变──论菅原道真的汉诗创作历程

营原道真一生的汉诗创作,经历了占尽“诗臣”风流的仕宦显达时期,初现“诗人”本色的谪守赞岐时期,游移手“诗臣”与“诗人”之间的重返台阁时期以及“诗人”角色最终定位的贬居大宰时期。他能够从众多的“诗臣”中脱颖而出,成为退拔干流俗的真正的“特人”,并进而成为日本平安朝诗坛的冠冕,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其丰富多彩而又曲折多变的生活历程和创作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