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企业委托代理关系研究——山西票号与中世纪意大利家族企业的分析与比较

家族企业委托代理问题越来越成为阻碍企业发展的因素.山西票号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彻底分离给了代理人足够的信任和决策空间,以身股平等参与分红为特征的激励机制和以集体主义惩戒为特征的约束机制,既有效地激励了代理人,又以较小的成本约束了代理人.通过选取在治理结构与委托代理制度上与山西票号存在较大相似性的中世纪意大利家族企业进行比较,可以看出两者在委托代理制度上的一些特点,以及在激励约束机制上的具体做法和制度进步.     

东方独特的理财文化－山西票号的组织制度探讨

山西票号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其百余年的发展中,开创了联号制、人身项股等制度,是东方所特有的;同时,在资本的组织、用人制度及利润的分配等方面形成了一系列的制度.但由于与清政府的特殊关系,注定了其灭亡的历史命运.     

清代商业资本的股分制

<正> 清中叶以来,我国商界,特别是山西商人中,盛行着一种商业资本股分制。它与近代工商业的股分资本一样有着集资的作用,但又有着自己的特点。清代的股分又称股俸,或称股本。股分有正本、副本之分和银股、身股之别。正本即财东的合约投资,每股几千银两到一万银两不等,但没有股息;副本又称护本,是财东除正本外又存放商号或票号的资本,也有财东、经理由红利中提留存入商号或票号的资本,只得利息,不分红,但不能随意抽取。银股即财东投     

山西票号人力资源管理

山西票号是主营异地汇兑的金融机构,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有三条经验可资借鉴:东伙间的信义关系为其一;经营权与所有权相分离的模式为其二;实行股俸制为其三。正是靠着这三条经验,最终成就了票号业的辉煌。     

晋商票号的人身股与现代职工持股制度的比较

晋商票号的人身股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一种资本构成制度,职工持股制度是一种对所有职工进行股份化的制度。这两种制度都能起到激励员工,降低管理成本,增加企业资本的作用。但二者产生的经济基础、参与的范围、取得的条件、是否有等级、能否吸引和稳定人才、对人力资本激励的程度等方面又存在不同。晋商票号的人身股,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永久的魅力,是今天乃至将来的企业家值得珍视的遗产。     

论山西票号的习惯法体系

采用法律社会学的方法对山西票号习惯法进行体系化和整体化的研究,有利于山西票号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在晋商习惯的基础上,山西票号形成了自己的习惯法以及习惯法体系。这一体系包括票号的行业习惯法和行会习惯法。但是,这一体系是不完整的。票号习惯法体系的不完整性阻碍了票号更大规模的联合——组建银行。而票号未能组建银行,是山西票号衰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山西票号:中国最早专门从事异地汇兑的民间金融机构

唐代的“飞钱”、宋代的“便换”,都是中国早期的异地汇兑现象,但它们不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且均由政府经营,所以存在的时间都不长;清初的“会票”,流通范围也非常有限。山西票号是我国最早产生的专门从事异地汇兑的民间金融组织,它不仅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而且突破了地域的局限,经营范围遍及全国各地乃至海外。受传统文化、地域文化的影响,在其近百年的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从机构本身来说,首先,它开创了异地汇兑的先河,使我国的货币清算制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即从运送现银为主的结算方式逐渐过渡到以汇兑为主的结算方式。其次,它创立了人身顶股制和联号制,其中,联号制是山西票号存在的基础,是其最重要的特色,而人身顶股制合理调节劳资关系,也是我国利益分配制度上的一大进步。第三,它将汇兑与存放款相结合,形成了存汇结合和放汇结合的特有形式,有利于资金的高效运用。从机构的外部来说,山西票号是旧式金融机构中与清政府关系最为密切的民间金融组织。由于清末帝国主义银行、新式银行、钱庄等金融机构夺走了山西票号的大半业务及其票号本身存在的封建性、保守性等缺点,因而在辛亥革命以后,山西票号走上了衰亡之路。     

晋商票号身股分红探微

所谓＂身股＂,也称为＂人力股＂,它是指晋商的掌柜和资深的伙计不需要出资金,而以他们的才能和贡献入股,并且在账期分红时与出资者共同分享利润的一种制度安排。身股与银股的分红大致可为银、身股按股平等分红、按比例分红以及分红数目大致固定这三种主要方式。身股的分红具有数量大、范围广、层次多的特点。     

山西票号业务总量之估计

票号亦称票庄、汇票庄或汇兑庄,因其主要由山西商人创办、经营,因此也称山西票号。近十余年来,关于山西票号的研究日益增多,但现有成果主要局限于微观、个案层面,对于整个票号业的经营业务量、资本与利润总量、总资力,以及票号在当时金融业中的地位与影响等宏观问题则较少涉及。该文立足于票号的总分号数量及所能收集到的有关数据,对其发行的汇票总量、存款与放款总量进行了估算,并简单梳理了兑换券的发行情况,进而从一个新的角度探讨了票号衰落之原因。     

从商事立法看山西票号的近代化转型

山西票号的衰亡有着各种历史原因,而近代中国的商事立法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山西票号的发展,成为山西票号衰亡的一个重要因素。文章在分析近代中国商事立法发展的基础上,通过研究近代中国的商事立法与山西票号衰亡之间的关系,最终说明近代中国商事立法对山西票号及其近代化转型进程的影响。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私人银行业务分析

随着个人财富的迅速积累,私人银行业务逐渐成为国内外银行竞相争夺的制高点。采用委托-代理模型对私人银行业务进行分析,设立激励机制诱使银行从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作出符合委托人目标的行为,最后针对模型结论并结合中国现实提出政策建议。     

高科技企业经理股票期权激励制的若干问题

经理股票期权激励制在高科技企业中被广泛地应用 ,高科技企业的特性决定了其操作模式与传统企业的差别。高科技企业不同发展阶段股票期权激励的适用性不同 ,应当以兼顾内部公平和外部公平的基本原则处理高科技企业上市过程中执行股票期权计划的若干难点问题     

以商业银行价值链转型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

从金融功能观理论出发,对商业银行中小企业融资价值链与业务空间进行分析,指出现阶段商业银行价值链的大客户偏好特征是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根本原因。在新的发展阶段,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价值进一步显现,商业银行必须重构中小企业融资价值链,转变服务理念、明确业务目标、加强风险管理、创新服务产品与业务流程,打造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价值网,才能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     

国有商业银行人才机制定位与改革路径取向

近年来,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在人力资本管理、绩效考核、薪酬管理、激励约束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但仍存在许多问题。如何进一步健全国有商业银行人才机制,对于促进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人力资源管理水平和人才国际竞争能力的提高,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中国上市公司内部人控制问题的成因及对策

我国上市公司形成“内部人控制”的原因是上市公司大多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 ,且国有股居于绝对或相对控股的地位。应从改善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规范公司治理结构、建立激励与约束机制、培养机构投资者、发挥银行等债权人的监督作用等方面来防止问题的发生     

论金融危机背景下管理层薪酬结构与风险承担、公司价值及经营绩效的关系——基于我国上市商业银行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利用我国16家上市商业银行2007—2014年的面板数据,引入金融危机和大型国有银行代理变量,实证研究了管理层薪酬结构与上市银行风险承担、公司价值及经营绩效的关系,以及金融危机对上述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与银行管理层激励性薪酬呈正相关关系,金融危机期间,激励性薪酬不会增加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五大国有银行的管理层激励薪酬并不会明显提高银行的风险承担。总体来说,公司价值与激励性薪酬呈正相关关系,公司业绩与激励性薪酬呈负相关关系,银行提高管理层激励性薪酬会增加公司价值但同时会降低公司业绩。     

涉农企业参股银行对企业主业业绩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8-2019年中国A股和新三板涉农企业数据,分析了涉农企业参股银行对企业主业业绩的影响,并对影响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同时剖析了区域普惠金融服务水平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第一,涉农企业参股银行有助于提升企业主业业绩;第二,涉农企业参股涉农类银行将提升企业主业业绩,参股非涉农类银行则不会对企业主业业绩产生影响。产生以上影响的机制在于,企业参股涉农类银行有助于优化农业供应链融资环境,培育更多中小客户,降低企业对大客户的依赖风险。进一步讨论发现,在普惠金融服务水平越低的区域,企业参股银行对企业主业业绩的提升作用越大。     

组织自我超越的机制研究

针对组织自我超越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障碍，探讨组织自我超越的机制构建，如激励机制、创新机制等。结果表明，组织自我超越最重要的是形成组织自我超越的自组织机制，使自我超越成为组织自觉的行为。     

国有商业银行重组中的财政成本控制

银行体系是政府最严重的或有隐性负债的来源。我国的国有商业银行历来是作为政府体系的一部分,因此,政府不可避免地要承担其全部的风险和重组的义务。但是由于道德风险的存在,使得财政在处理国有商业银行财务危机中发生的成本一再扩大。为了控制国有商业银行重组中的财政成本,必须要创造出一种有利于加强各方监督的激励机制,包括进行国有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改革、建立透明的“风险分享”机制、完善金融机构重组和注资的法律规范、强化公众和法律对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此外,还要规范财政注资的措施,使其显性化和透明化。     

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的改革及其实施

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的内在缺陷,决定了我国必须对其进行改革。国内外银行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实践证明,股份制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比较灵活有效的产权组织形式,是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改革的最优选择。在股份制改造的具体实施上,国有商业银行理想的产权形式是股份有限公司制,国家采取相对控股甚至不控股,并争取实现整体上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