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先生在云南的岁月(下)

从1938年4月到1945年7月,闻一多先生在云南度过了整整8年岁月。8年间,尽管环境艰苦异常、生活困顿不堪,但无论是作为学者,还是作为斗士,闻一多先生的人生都是多姿多彩、成就卓著、光芒四射的。在1943年以前,作为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闻一多的精力和时间主要放在古典文学的教学和研究上。闻一多给中文系学生讲授“易经”、“诗经”、“楚辞”、“乐府诗”、“庄子”、“尔雅”、“唐诗”、“上古文学史’:等古典文学方面的课程,同时还讲授全校各院系学生必修课“国文”。由于讲解精深新颖,闻一多的课程深受学生欢迎。在教学外,闻一多继续专注于自己的古典文学研究工作,撰著了《楚辞校补》、《庄子内篇校释》、《乐府诗笺》、《伏羲考》、《神话与诗》等著作,其中《楚辞校补》1943年获教育部学术论著二等奖。闻一多的古典文学研究方法新颖、功底深厚、见解卓绝、成就杰出。对此,闻一多的学生、著名历史学家何炳棣先生这样评论说:“从纯学术的观点看,大多数的文史学人都公认闻一多是用西方方法和多学科工具,配合传统训诂音韵考据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最富创意最有成果的典范。”(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版,第183-184页)1943年后,闻一多的生活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方面,由于通货膨胀、百物奇缺,全家的生活陷入困顿之中,闻一多不得不为全家的日常生活而劳苦奔波;另一方面,随着时局的变化和个人思想的转变,闻一多转而把更多的时间精力投入到昆明地区的民主运动中。从物质生活来说,在抗战后期,由于供应短缺和通货膨胀,昆明地区的教授和其他劳动阶层一样,生活上陷入清苦贫穷的状态之中,而闻一多家由于家口较多(全家共有8口人),其生计更为艰难。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闻一多靠挂牌治印和到中学兼课来解决全家的生活困难。关于当时的生活困难情况,闻一多曾在一封家书中作这样的记述:“弟之经济状况,更不堪问。两年前时在断炊之威胁中度日,乃开始在中学兼课,犹复不敷,经友人怂恿,乃挂牌刻图章以资弥补。最近三分之二收入,端赖此道。”关于闻一多到昆华中学兼课的来龙去脉,何炳棣作了这样的回忆:1944年春,何炳棣在联大新校舍遇见闻一多,言谈中何炳棣说起自己在昆华中学兼课事,说学校为自己提供了一间住房,条件较好;闻一多说自己住到乡下本为躲避日机轰炸,进城往返20多里很不方便,如果昆华中学能供给两间房子,他可以考虑去兼课。何炳棣将闻一多的意愿告诉了昆华中学教务主任李埏(著名经济史学家、云南大学教授,时任云南大学文史系讲师兼昆华中学教务主任),李埏和校长徐天祥十分欣喜,将昆华中学原作医务室的小楼房屋全部提供给闻一多全家(在西仓坡联大宿舍建好后,闻家搬至西仓坡教师宿舍居住),并给予专任教师的待遇,报酬是每月1石(100斤)平价米和20块云南银币“半开”(两个“半开”合一个银元)。何炳棣回忆说:“这20块‘半开’是我们一般兼课的人所没有的,银元在当时是非常‘顶事’的,更何况闻先生已开始以篆刻收入补家用,所以那时闻先生全家的生活并不是像一般回忆文章所说的那么困难。”(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183页)关于闻一多挂牌治印事,1946年联大学生自治会编印的《联大八年·闻一多事略》这样说:“自湘桂战争失利后,昆明生活程度,一日千里,高于全国。先生薪给有限,家庭负担甚重,乃不得不日以继夜代人治印以博升斗,但闻先生操守极严,有所不为的,好些以贪污或杀人起家的权贵重金请他治印,都为他严词拒绝。”在这一时期,闻一多所刻印章达数百方。从民主活动来说,闻一多是抗战胜利前后一段时期大后方著名的民主斗士。闻一多的民主斗士历程始于’(下转封三)     

闻一多先生论《楚辞》(上)

本刊一九七九年第四期、第五期曾连续发表了郑临川先生记述的《闻一多先生说唐诗》,反映甚佳。现再将郑先生记述的《闻一多先生论<楚辞>》发表于此,以飨读者。郑先生在附记中说: “这是一多师1940—1941年关于《楚辞》专书选读课程课堂讲演的一部分。当时讲的内容很丰富、精彩,有的经过先生自己整理成学术论文发表在报刊上,有的已收入出版的专著《楚辞校补》一书里,还有的曾写成若干篇通俗杂文在旧社会流传着,它们都被收进了旧本《闻一多全集》。这里记述的八个片段,是经过选择整理出来的,带有拾遗补阙的性质。尽管里面好些论点还可以讨论,有的只由先生首次提出而来不及作深入的探索,有的在后期先生的看法已有所改变,但从这吉光片羽中仍可看出先生治学的不走老路,独辟蹊径的首创精神。这正是我们今天所需要而应加以继承发扬的。”     

名士风流刘文典先生的居滇岁月(上)

曾任西南联大教授和云南大学中文系教授的刘文典先生是我国近代著名学者、杰出的文史大家.从1938年入滇到1958年去世,刘文典先生在云南度过了其生命中的最后20年.     

闻一多先生论《楚辞》(下)

五、论《天问》《诗经》与《楚辞》为两个时代的产物,两者截然不同。《诗经》为封建时代(按封建时代为中国历史旧有的概念,与现在所说的概念不同)的产物,而《楚辞》则是封建制破坏后的作品。《诗经》产生于春秋时代,而《楚辞》则产生于战国时代。中国历史最大的一次转变,就是由春秋转为战国,这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时代,故《诗经》与《楚辞》时代虽然看来接近、却不可同日而语。《楚辞》以下的各种诗赋,倒是和它有着直接的血统关系。如果问历史家春秋是如何变成战国的,则众说纷纭,难于定论,因为那时变动太     

刘文典先生的居滇岁月(下)

抗战时期的刘文典先生,既是一个享有盛名的学术大家和狷介名士,同时也是一个与亿万民众一起,同赴国难、共渡时艰的普通知识分子。在抗战时期艰难困苦的环境条件下,刘文典的个人生活同样充满着许多不幸和痛苦。在1943年写给西南联大常委梅贻琦的一封信中,刘文典对抗战以来个人和     

闻一多先生书信

重民先生有道: 大示敬悉。拙撰跋文,妄逞臆说,鶗鶆一条,尤为疏谬。过承奖饰,惶愧无地。副刊所披,颇为手民之误,顷已遵命缮写一通,径寄刘先生矣。补记一则,仍另纸录呈尊览,倘蒙附入,尤为荣幸,敦煌遗物,价值之大,固不待言,更得硕学如先生者整理之,真不朽之盛事也。大著单行,盼能早日出版,俾得先睹为快。余不一一,敬颂     

闻一多先生说唐诗(上)——纪念一多师诞生八十周年

一九四七年我在上海《国文月刊》上发表过一篇《忆一多师》的纪念文章,文中提到这样一件往事:那是一九四一年夏天,西南联大中文系请老舍先生到昆明讲学,第一天由一多师主持开会。当介绍主讲人的文学成就时,先生以热情的语调赞扬说:“老舍先生是以活的语言创造了活的文学”,接着就拿旧诗作反衬,针对当时重庆写旧诗成风的现象提出了严厉而尖锐的批评,说:“旧诗就是死的文学,对当前求生存的抗战不但无益,而且有害。‘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争战几人回;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你能说这不是好诗?但它能鼓舞士气,赶跑日本人     

闻一多先生回忆片断

闻一多先生学问渊博如海。由北大清华南开联合而成的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的教授中,开课最多的要数闻先生了。仅就我在西南联大当学生和助教的几年中,听过闻先生所讲的课程,就有唐诗、乐府诗、诗经、楚辞、尔雅、易经等等。闻先生治学态度谨严。而所讲的课,都富有创见。只须翻翻《闻一多全集》,对此便可以了如指掌了。他曾经说:“念书要求懂就要先求不懂。”意即在似乎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先要看出问题,才能解决问题。其用意是勉     

闻一多先生论屈原

屈原忠君爱国的说法,大约起于南宋的朱子(熹).六朝人的观点,则可以王孝伯的“痛饮酒,熟读《离骚》,方为名士”数语为代表,这又是另一种解释.汉人评论屈原,可分为两派:扬雄、班固是一派,他们的考语,就是听谓“露才扬己”:淮南王刘安则推重屈原为廉士.这两派都没有包含忠君爱国的思想成分,而淮南王的说法最为可靠。《楚辞·渔父》篇中曾有过“众醉独醒”的清浊之论,这同淮南王的说法正相吻合,而在《卜居》篇里不也写过“谁知吾之廉贞”这样的话么?从这些材料来看,可知两汉的学者尚未用个人的理想和观点曲解屈原.如梁竦《悼骚赋》:     

闻一多先生论古代文学

本刊曾于1979年和1981年先后发表过郑先生所述的《闻一多先生说唐诗》、《闻一多先生论楚辞》,颇受好评。这里所刊载的为其续篇。文中资料丰富,文论精深,不仅对古典文学的教学和研究有示范作用,而且也为后学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治学方法。因文字较长,这里先发其中第一部分,余者待下期刊完。     

闻一多先生的佚诗

没有什么!父母们都不要号咷! 兄弟们,姊妹们也都用不着悲恸! 这青春的赤血再宝贵没有了, 盛着他固然是好,泼掉了更有用。     

闻一多先生与《楚辞》

闻一多先生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革命知识分子,他生长在祖国和人民灾难深重的年月里,在旧新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残酷统治下,他顽强地以威武不能屈的反抗精神,生活战斗下去。他经历了“上下而求索”的过程,终于走上了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为革命而献出自己的宝贵的生命。他是知识分子的楷模,先生一片丹心照汗青,这是我很     

闻一多先生说唐诗(下)——纪念一多师诞生八十周年

四、盛唐诗盛唐的年限可划为自玄宗先天元年(722年),迄天宝十四载(755年)止,前后共四十二年,约为半个世纪。先天元年即杜甫生、宋之问死的一年。这一年,孟浩然二十四岁,李颀二十三岁,王之涣十八岁,王昌龄十五岁,王维、李白十二岁,高适十一岁,崔颢九岁,岑参未生。天宝十四载是安禄山反叛的那一年,孟浩然、李颀已死,王之涣不可考,王昌龄五十八岁,王维、李白五十五岁,高适五十四岁,崔颢已死,岑参四十岁,杜甫四十四岁。这时期独立的理由除上述原因(玄宗在位年间)外,还与唐人选当     

闻一多先生说唐诗(续)——纪念一多师诞生八十周年

八、王绩王绩的诗,可说是渊源于陶渊明的。陶渊明何以在文学史上有如此大的势力,值得仔细研究。凡是大作家必然有他特殊的风格,这风格正如杨炯所说“不须目击,亦不谬也。”文学风格的形成,在于反映时代和作家个人的生活态度。大家的风格,看似独创,其实是表现了前人未有的生活态度,这并不是创新,而是从遗产中选择合于个性的接受过来,再加入个人的生活经验,便形成所谓特殊风格。陶渊明是门阀中衰时代的诗人,所以他把诗的题材内容由歌舞声色改换为自然景色的歌咏。当时门阀贵族并未全倒,他们的生活态度和艺术趣味还支配着那个时代,因之陶诗便不被时人所看重,他走的路跳     

谈闻一多的新诗及其思想——纪念闻一多先生逝世四十周年

<正> 闻一多先生是诗人、学者、民主斗士,这三者在闻先生思想发展的过程中是有机的联系在一起的。诗人时期的闻一多先生,面对祖国危殆,国土日蹙的现实,接受了“五四”科学民主精神的洗礼,怀着振兴五千年文明古国的宏愿,探索人生真谛的理想,写下了《红烛》和《死水》等诗集。这是诗人丰富的想象,炽热的诗情,宏伟的愿望凝聚的结晶,至今仍有深刻的现实     

吴晗先生在云南

吴晗,字辰伯,原名吴春晗,1909年出生于浙江省义乌市苦竹塘一户较富裕的农民之家。中学时代吴晗就曾靠节约下的零花钱买书读完了《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表现出对历史学的情有独钟。1930年夏,在上海的中国公学大学部求学的吴晗完成了学年论文《西汉的经济状况》,颇受好评。稍后,担任中国公学校长职务的著名学者胡适辞职到北平后,吴晗亦随之离开上海来到北平。在北平燕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期间,吴晗撰写出《胡应麟年谱》,这一考证成果有力地支持了胡适的观点,也奠定了吴晗的明史基础。1931年,吴晗先后报考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最后以文史、英文各100分,数学0分的成绩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1934年5月吴晗发起组织“史学研究会”,在史学界逐渐崭露头角。毕业后,吴晗留清华任教,胡适先生“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小说些废话,多读些好书”的教导,对其一生治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冯至先生在云南

冯至（1905-1993年）,原名冯承植,字君培,河北省涿州市人。192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德文系,1930～1935年留学德国,获博士学位。归国后任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教授,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系主任,1955年6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1964年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语文学研究所所长。     

沈从文先生在云南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北平的沈从文先生被迫南下，顺便回了一次家乡，在他大哥沈云麓沅陵的新家“芸庐”住了几个月，一直到1938年4月，沈先生才搭乘汽车离开湖南沅陵，向西途经贵州玉屏、贵阳，经过20多天的长途跋涉到达昆明。同年11月，沈先生的夫人张兆和取道香港，经越南河内，沿滇越铁路到达昆明。他们初到昆明时居住在青云街6号，不久搬到北门街蔡锷旧居，与杨振声教授等组成一个临时大家庭。据张兆和的妹妹回忆：“杨振声俨然家长，吃饭时一大桌，杨面南而坐。刘(康甫)左沈右，无人指定，却自然有序。”(张充和：《三姐夫沈二哥》)…     

冯友兰先生在云南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爆发了震惊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为应付时局,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三所大学被迫南迁,先在湖南成立长沙临时大学,后日军再度进犯,联合大学不得不西迁云南,长沙临时大学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西南联大在战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