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实施田赋征实制度原因探析

抗战时期,促使国民政府实施田赋征实的主因有二:一是财政危机;二是严重的粮食问题,尤其是后者,实为政府最终实施田赋征实制度的决定性因素.它是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特殊环境下的必然选择,与其说是国民政府自身调整政策的结果,还不如说是战争逼迫下的产物.     

土地陈报与赋税征收——试论民国时期江宁实验县的土地陈报

20世纪30年代,为了整理田赋以提高政府财政收入,新成立的江宁实验县在其境内举办了一次土地陈报。经过统计,土地陈报之后的江宁额征田亩与前相比大为增加。田亩增加的同时,政府的税收也获得了很大的增长。这同时也就为江宁此后的进一步变革打下了良好的铺垫,为今后的各种建设工作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前提。因此,此次土地陈报具有十分明显的＂建设＂意义。然而,江宁县更多的将土地陈报与田赋征收连接起来,因而在强调建设的同时也带有浓厚的控制意味。     

浅析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教育的作用

国民政府为挽救因日本入侵造成的教育危机而采取的战时教育政策和措施，对延续与发展中国教育和推动抗战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1930年代安徽省土地整理工作述论

1930年代,安徽省开展了一系列土地整理工作,但是,由于官方治理能力低下,这项工作遇到了许多阻碍;不仅没有为政府提供全面、确切的土地信息,也未能对国民政府平均地权的政治理想做出实质性的贡献。客观地看,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广大农村地区在很大程度上游离于官方的有效治理之外,这样的状况直到建国后才得到根本性改变。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中央银行体制的确立

1927年南京政府统治确立后,即开始与西方先进国家金融体制接轨,但在抗战前未能完成这一转型。抗战期间,为使国家银行“统一意志,集中力量”,国民政府遂成立改组了四联总处,代行中央银行职能,扶植中央银行逐步成为“国家的银行,银行的银行,发行的银行”,确立了近代中央银行体制。金融体制的近代化,是中国近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环节,对于抗战的胜利和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进步作用。     

“以邮就军”：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军邮述论

军邮是军事邮递的简称。中国近代军邮在扬弃传统邮驿、借鉴西方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抗战实际进行筹设,逐步完善。以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军邮为考察范围,通过分析发现,国民政府军邮的创办具有因军而兴的特点;在管理结构设置与网络建构方面带有以军筹设的特征;在业务开展方面体现出为军服务的特性。同时,军邮在协助作战、鼓舞士气、安定民心、军地沟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军邮具有以邮就军的属性。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消费合作政策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建立三民主义及中国本位合作理论体系,希望给战时经济以极大推动。为维持城镇公教系统的正常运转,国民政府相继制定物价政策、统制政策、专卖政策、优惠政策等鼓励消费合作社发展,这些举措的目的是政府依靠行政力量调控物资、平抑物价进而满足城镇公教人员与普通居民最基本的生活需要。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缉私制度

走私贸易是抗战时期中国的一个重要经济现象,它或多或少地影响到抗战时期敌我双方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因此,国民政府相当重视缉私问题,国民政府应对日寇走私策略演变的统一缉私制度尚能适应形势的需要,但略显迟滞,消极应战的政策和措施居多,不过国民政府的缉私制度在抗战中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民众疾病的医药救济——以四川省为中心的考察

从政府政策定位和收费情况来看,抗战时期公立卫生机构开展的疾病治疗是一种政府补贴性质的福利医疗,与私立诊所和医院营利性质的医疗活动有本质的区别。在公共卫生事业初创时期,疾病治疗具有让民众尽快认识、信仰卫生工作的独特作用。尽管战时四川公共卫生机构在民众疾病治疗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受制于多种客观历史条件和抗战这一大的政治环境的制约,战时民众疾病治疗还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和民众的需要。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日宣传组织机构和队伍建设

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七七事变以后国民政府不断完善对日宣传组织机构。本文试图探讨国民政府在1937年到1945年对日本的宣传组织机构和队伍建设。为了应对抗战的特殊局面,国民政府设置了针对日本的专门的宣传机构,这些机构在抗战期间不断地发展和完善,为抗战做出了贡献。     

中苏文化协会与重庆抗战文学刍议

中苏文化协会是抗战前后一个颇具官方色彩的民间文化团体。长期以来,被视为中共中央南方局在战时首都重庆的重要据点。其宣传与活动,就内容而言,不仅限于一般性的中苏文化交流,且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各方面,并与当时国际国内的局势紧密相联。中苏文化协会与第三厅、文协等文化机构和团体,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共同开展抗战文化活动。通过设立中苏文艺研究会、开展系列活动和译介,中苏文化协会与重庆抗战文学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关联。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教育及其启示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结合抗战需要和陕甘宁边区实际,颁布和实施了一系列社会教育的政策和措施,从而推动了边区经济发展,改善了边区的基本面貌,支援了抗日战争。在社会教育过程中,展现出社会教育与抗战、生产紧密联系,依靠群众办教育等特点,这些做法和思想对当代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乏启示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难民移垦政策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的难民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国民政府以“寓救济于生产”为目的,于1938年至1939年,先后颁布《难民垦殖实施办法大纲》、《非常时期难民移垦规则》和《非常时期难民移垦条例》,制定了难民移垦政策,力图通过建立垦区、垦社,将难民移送到后方开垦荒地的方式来实现救济,增加生产。总体看来,抗日战争时期的难民移垦政策是国民政府救济制度的一大改进,体现了社会救济主体的转变和国民政府救难重心的转移,也为战时西部地区的生产建设作了贡献。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粮食仓储管理

抗战时期,面对严重的粮食问题,国民政府实行田赋征实,将粮食问题纳入战时统制经济轨道。在田赋征实过程中,国民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解决粮食的仓储问题,包括仓库建造、粮食运输、粮食入仓以及入仓后的管理等,取得了较好成效,为保障粮食的分配和供应奠定了基础,对支持抗战起了一定作用。     

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土地所有权

南京国民政府＂六法全书＂的颁布,标志着现代法律体系移植的完备。就成文法体系而言,一方面民国民法典和民国土地法确立了完善的土地所有权体系;另一方面民国立法者以个人所有权取代家产制,以民法公同共有和永佃权的法理对祭田、＂一田二主＂习惯进行改造。从司法层面来看,法官们应在充分尊重固有地权交易习惯基础上,以西方民事法理去充分说理。     

抗战时期重庆的中外文化交流

抗战时期重庆的中外文化交流是有组织的全国规模的交流,是相互影响的双向互动的交流,是全方位的交流。抗战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过程实质是中国的抗战文化融入世界反法西斯文化的过程。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移对抗战局势的影响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各部门陆续西迁,重庆成为中华民国的战时首都。国民政府迁移作为救亡图存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的抗战局势产生了重大影响:它带动了大批人口的西迁,为后方国统区积聚起必要的人力资源,形成了新的抗战中心;有力地推动了后方国统区经济的开发,为抗战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物质支持;同时还极大地促进了民众民族和国家意识的觉醒,增强了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挽救祖国、民族命运的历史责任感。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粮食运输制度之研究

抗战时期,为了解决粮食运输问题,国民政府从上至下设置了相关的粮食运输机构,并对粮食运输施以必要的管理。针对粮食运输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国民政府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力图改善,然因财力、人力、交通等诸多因素制约,效果并不显著。在特殊之战时,对国民政府的粮食运输制度不应苛求,它基本上完成了自身的使命。     

生存困境中的坚守与幽默——论老舍抗战时期系列散文《多鼠斋杂谈》

抗战后期,老舍在重庆北碚以幽默的笔调创作的系列散文《多鼠斋杂谈》,既是作家的战争体验与战时生存状态的真实记录,又是与抗战有关的、真实流畅的优秀抗战文学作品。它艺术地体现了老舍作为一位正直而爱国的作家、＂文协＂的领导人在艰难抗战岁月里达观坚韧的人生态度与高尚的精神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