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生态环境与十七年文学历史评价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我校召开

2006年4月21日至22日,由浙江大学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所和《文学评论》编辑部联合举办的“文化生态环境与十七年文学历史评价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大学召开。来自全国各高等院校、学术研究机构的近百名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副主编楼含松副教授及相关编辑也参加了会议。与会代表们从不同角度对“十七年”文学的文学文本和思想文本、“十七年”文学的发生史及叙述史、“十七年”文学的文学—政治环境、“十七年”文学体制的建立、“十七年”文学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地位、“十七年”文学的思想特征与审美…     

系统阅读:十七年文学研究之我见

新中国出版社的兴起,文学期刊的创办,文学副刊和文学栏目的开辟,为十七年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比较宽阔的平台。文学研究对十七年丰富而庞杂的文学史料应该进行系统的文本解读。进行系统的文本解读,能够挖掘文学史写作的有益史料,能够发现有价值的文本,有利于寻找到十七年文学与其它不同时期文学的内在联系。     

“十七年文学”的城市想象

对城市想象的言说，在“十七年文学”中由最初的欲说还休到几度变形登场，最后都不约而同地把描写的重点转向了城市日常生活的想象上。本文选取“十七年文学”中三部有代表性的作品，去领略“十七年文学”中城市文学这一静水深流，触摸城市文学在当代那微弱而又倔强的发展脉络。     

“十七年文学”研究的疑问及学术突围

如何看待"十七年文学"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以"现代性"理论衡量"十七年文学"已经是一个公认的命题,但从中也衍生出了难以调和的争论之声。一方面,各自观点的内部均存在无法解决的"漏洞",另一方面也限制了对"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多种可能性。因此本文在梳理现有的"十七年文学"研究成果的同时,也尽可能地发掘出新的学术增长空间。     

"十七年"女性文学的伦理学思考

文章试图从女性社会角色、家庭角色、两性关系、"母爱"情结四个方面探讨"十七年"女性文学伦理道德观念对传统伦理道德的解构,旨在从伦理道德表象入手,挖掘"十七年"女性文学有别于五四时期和新时期女性文学的重要特征.     

对传统和现代的双重背离——十七年《人民文学》小说中的爱情描写

透过十七年最为权威的文学刊物———《人民文学》,我们可以窥见十七年文学所具有的鲜明政治色彩,以及文学和政治之间的微妙关系。在背离传统伦理和现代理性的基础上,十七年文学建构了全新的革命伦理观念。它统摄了文学创作的全部过程,使文学失去了自由表达的权利,而这一时期《人民文学》小说中的爱情描写也越来越偏离“文学是人学”的轨道,成为政治祭坛的牺牲品。     

冷战期间美英对中国“十七年文学”内容的言说

冷战期间,美英汉学界对中国“十七年文学”作了特别的解读。1950-1960年代,他们将“十七年文学”视为瞭望新中国的窗口,文学内容解读成为搜集中国信息的话语活动。1970年代,美英不再如前20年那样置重所谓的“异端”作品,开始较为客观地剖析《创业史》、《红岩》、《山乡巨变》等主流性作品。1980-1990年代初,他们对“十七年文学”的解读大多散见于他类论著、文章里,一些论者尝试着立足中国语境解读新中国文学,以质疑西方新中国文学论的思维逻辑。     

十七年文学教学新探

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教学中,十七年文学显得相对薄弱,但它的价值却不容忽视。通过整体观照与历史还原相结合的方法,突破十七年文学教学原有单一的政治评判模式,把握其＂工农兵＂文艺建构与超越的特质,即文学思潮的交替演进、认同与焦虑的作家心态以及革命性叙事的建构与超越,认为十七年文学在受到政治意识形态规约的同时,又蕴涵了自身所特...     

劳动、性别、身体与文化政治——论"十七年"文学的"劳动"叙述及其情感与形式

"劳动"叙述是"十七年"文学尤其是"农村题材"叙事领域中最重要的一种话语类型.作为一种话语和价值现象."十七年"文学的"劳动"叙述隐含着社会主义时代的文化逻辑、文化政治以及道德和审美的观念.     

1950-1960年代美英的中国“十七年文学”解读者身份研究

1950-1960年代美英的中国“十七年文学”解读者,部分来自政治、历史研究领域,部分来自中国古典文学、文化研究领域,少有专业学者。“冷战思维”、“西方中心主义”观念等对其影响深刻,使他们的言说大多意识形态色彩浓厚,并倾向于采用西方艺术标准评价“十七年文学”。但族裔身份差异使西方本土解读者与华裔解读者两部分力量,深层次文化立场并不同,促使本时期美英对中国“十七年文学”的言说呈现出了复杂性特征。     

场域视角下的"十七年"少儿科幻文学

"十七年"时期的中国科幻文学多以少儿为潜在阅读对象,从布迪厄场域关系视角蠡探"十七年"期间政治、经济、科技等场域对科幻文学的建构,可以更好地重返历史现场,探索其少儿化及科普化的倾向成因.通过考察科幻文学场域行动者(报刊、编辑、作家、评论家等)的文化资本内涵,关注行动者为了控制场域的合法逻辑而形成的制衡关系,探析作家惯习的养成及其结构,爬梳场域中的诸种力量如何互动、竞争、合作,一步步为科幻文学的少儿化、科普化营造文化空间.可以从生成角度深入理解"十七年"少儿科幻文学.     

也是女性文学,也有鲜明特色——“十七年”女性文学论

1 在女性文学研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十七年”似乎没有女性文学,至少从主体意识到创作实际都未能显示出鲜明的女性文学特征,作为女性文学创作队伍的女作家群也没有形成……。的确,“十七年”没有象“五四”以后和新时期那样形成女性文学的高潮。但     

建构与拆解:新中国“四十年”文学的历史叙述

新中国以来的四十年文学,自始至终都对历史叙述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此间各个时期的文学对历史的叙述都不是在纯粹审美修辞的维面上展开的,它们分别肩负了不同的意识形态启蒙使命。"十七年文学"为巩固现实政权的合理/合法性提供了形象上的依据。新时期文学接续"十七年文学"的传统,以笔为枪,控诉和反思刚过去不久的民族劫乱,探索国家发展的前途。质疑过去文学赋予历史话语的崇高意义,新历史小说以解构的立场与姿态,通过具体的艺术实践,颠覆了历史话语的神话。新历史小说以消解"十七年文学"权威历史叙述为初衷,然而后来的种种迹象表明,它正沦为一种新的历史叙述霸权。     

在“言说”与“沉默”之间——《诗刊》(1957-1964)“编者按”研究

《诗刊》(1957—1964)是十七年文学中的重要诗歌刊物之一。自1957年1月创刊至1964年12月休刊,共有44条"编者按"。这些"编者按"不仅显示出十七年诗歌与政治间的某些复杂关系,同时也揭示出这种关系背后的某些"历史细节"。但无论是"言说"还是"沉默",它们都显示出十七年诗歌及其内涵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折射出十七年诗坛是一个文学与政治的交锋台、一个多重声音并存的混杂之所。     

论柳青文学精神及其当代传承

柳青是十七年文学时期的一位重要作家,他的《创业史》以其宏大的艺术视野和真实的生活描写成为了十七年文学中的经典之作。柳青在文学之路上凝聚了一种精神人格,体现在他本人及其文学作品中,被人们称之为＂柳青文学精神＂,这种精神体现在他的历史意识、使命意识、献身精神、恋土情结等方面。柳青精神被新时期陕西作家传承并逐渐发扬光大,成就了新时期陕西文学的辉煌成就。同时,柳青精神对当下文学也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值得当代文学发扬传承。     

论“十七年”文学作品的女性意识

近些年不少研究当代文学的著作，几乎都是以对“十七年”文学的全面否定为前提的，研究当代文学中女性意识的论著尤其如此。本文则反其道而行之，以大量的“十七年”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为例．论述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和争取妇女解放的人间正道，从而起到了为“十七年”文学中女性意识正名的作用。     

论十七年文学的忧患意识

从中国远古神话产生起,中国文学中就流贯着一种深沉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在儒家学说中得以发扬光大并在现代文学中演变为“感时忧国”精神。十七年文学中忧患意识并没有断流而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继承和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十七年小说对古老中国民众所遭受的重重苦难继续作了一定程度的书写与表达;二是十七年作家在以文学作品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问题上表现出了高度的自觉性;三是十七年文学作品对现实生活仍保持某种关注与反思。     

语境·模式·规则——“十七年”文学中爱情叙事的话语分析

“十七年”文学中 ,作家们大都突出与强化了爱情这一私人生活空间与工作、革命、战争等公共社会政治空间的矛盾冲突。尽管如此 ,几乎绝大多数爱情叙事都没有逃脱被批判的宿命。从作家们的主观意图与实际接受效果的背反中 ,我们可以发现“十七年”文学的话语机制——即合法性论证、全民动员、形象设计这三项功能     

"十七年"情节观念的形成及其影响

将情节视为人物的事迹、历史和附属,这是"十七年"文学的基本观念。形成这种观念的主要原因有"五四"人文主义文学传统、高尔基的情节观、恩格斯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说和描写新的英雄人物的需要。这种情节观念影响了"十七年"文学的创作实践,也延伸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它发展到极端就是将人物内涵极力紧缩的"三突出"和将人物功能无限扩展的"主体性。"     

从守望民间到激扬政治?--论汪曾祺与从维熙的“鸡鸭”叙事

1940至1950年代,汪曾祺和从维熙以“鸡鸭”养护者为题材分别创作了短篇小说《鸡鸭名家》和《鸡鸭委员》。两位作者虽均围绕主人公的看鸡养鸭经历讲故事,但在塑造人物形象等方面仍表现出巨大差异：汪曾祺抒写二位“名家”散淡、风流与自在的人生情志,从维熙叙写“委员”翠枝儿在饲养鸡鸭时表现出的超乎年龄的政治觉悟和奉献精神;汪曾祺重视发掘底层人物的力与美,从维熙更多遵从“十七年”文学的政治规训,底层民间逐渐退出“十七年”文学的叙事范畴。这源于后“荷花淀派”文学与京派文学之间的差异,反映了“十七年”文学的政治主导和中国新文学的民间叙事之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