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中国共产党对共产国际解散事件之应对

共产国际解散对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突发政治事件。国民党借共产国际解散的机会,趁势从政治、舆论、军事等方面发动对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攻势。面对危机,中国共产党应对的策略是:统一思想,加强内部整合;组织舆论反击;进行积极的军事防御。通过这些措施,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化解了由突发政治事件引发的危机。     

浅析共产国际远东局对中山舰事件的认识

共产国际远东局对中山舰事件性质的认识是有关中山舰事件研究以及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研究中较少为人注意的方面。实际上,事发半年后,远东局通过深入考察广州的社会和政治状况,明确指出中山舰事件源于中国大资产阶级同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的利益冲突,是“反共”、“反动”的事件,事件后广州政府政策整个右转,以蒋介石为首的中派窃取了广州政府的权力和国民党的领导权。远东局与联共（布）一样反对北伐,但理由与其不同,这促使中国共产党对北伐的态度发生转变。远东局还认为应加强国民党中的工农成分以影响国民党,最终保证无产阶级政党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     

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和共产国际

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内出现的第二次王明路线即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与共产国际、斯大林有直接关系。一方面王明右倾投降主义来源于共产国际、斯大林,是共产国际、斯大林所推行的右倾方针和带有民族利己主义倾向的对华政策的产物。毛泽东曾指出: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①这时他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最右的方针。②另一方面,共产国际、斯大林又为纠正这一错误发挥了其特有的积极作用,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本文试从这两个方面对共产国际、斯大林与第二次王明路线的关系作些具体的分析。     

共产国际和中国大革命的失败

中国大革命的失败,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我国史学界一直认为:对于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就其主观原因而言,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者应负主要责任。但笔者觉得,如果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党,那么陈独秀等应负主要责任。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实行绝对集中的领导。因此,要正确回答谁对大革命的失败负主要责任,必须联系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来考虑,必须对共产国际的观点和政策及其给予中国党的影响进行全面的客观分析。     

关于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问题

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问题是历史科学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研究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历史上在清算党内错误路线时,不能涉及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问题事实上不能进行研究。到了六十年代,上述问题本已不再存在,应当加强研究,可是林彪、“四人帮”在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设置禁区,其中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又成了一个大的禁区,这一问题几乎成了社会科学领域中的空白。     

共产国际和“党内合作”

本文对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形式提出了新观点：认为党内合作的提出、建立和维持，是共产国际根据苏联的利益和政策而提出来的，并强迫中国共产党接受。因此，它并不是“中国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虽然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革命的发展，但是，最终却导致了统一战线的破裂和革命的失败。文章对共产国际关于党内合作的政策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提出了批评，并对党内合作形式作出了基本否定的评价。     

列宁的设想和共产国际的建立

在国际共运史的国内学术研究中,对共产国际建立的条件是否成熟的问题,意见不一,颇有分歧。本文欲就此问题陈述拙见,以求教于前辈及同仁们。一一次大战的爆发,把多年来隐蔽的社会沙文主义赤稞稞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第二国际破产了。从这时起,列宁就设想要建立一个新的无产阶级国际组织。早在一次大战爆发后的第二个月,列宁就在《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一文中指出:“无产阶级的国际没有灭亡,也不会灭亡,工人群众定将冲破一切障碍,建立新的国际,目前的机会主义的胜利是维持不     

共产国际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开始,以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而告终。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是以国共合作为标志的。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客观要求,是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同时也是共产国际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积极帮助的结果。     

浅谈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陈独秀和共产国际

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陈独秀曾连任一至五届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他亲自参加党的创建工作,是为我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是他亲自参加并领导我党同国民党建立了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高潮;也是他在这次革命中推行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导致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成为遗     

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神话理论

一象迪尔凯姆、马凌诺夫斯基和弗洛伊德等神话研究者那样,列维一斯特劳斯并不是一个专业的神话学家。他之所以研究神话现象,大致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他痛感作为宗教人类学的一个分支领域的神话学研究裹足不前,而已有的研究成果又颇不合他的意。“从理论角度来看,(神话学研究的)情况差不多同五十年前一样混乱。人们仍用相互矛盾的方式把神话笼统地解释为集体的梦,或是某种审美游戏的产物,或是宗教仪式的基础。神话人物被视为人格化的抽象观念、神话的英雄,或者是沦落的神。不论何种假设,不是把神话归为消遣,就是把它说成     

列维-斯特劳斯神话研究刍议

列维-斯特劳斯对神话的分析被认为是结构主义的经典之作。对其基本方法作了简要介绍及评析,认为他把神话研究引入科学的轨道,是把结构主义语言学思想运用于文学艺术领域的一个尝试。它在打破传统学术研究的历时性思维、拓宽人们的研究视野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方法论评介

从本世纪五十年代起,列维—斯特劳斯(1908——)就是法国一位最有影响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他从人类学和语言学的角度,第一次全面地提出并论证了结构主义的基本原则,因此成为法国结构主义哲学的最主要的代表。这一哲学六十年代在法国取代了存在主义的主导地位,轰动了欧洲各国。然而,斯特劳斯一再强调,他并不想以他所提出的基本原则,创立一种能够揭示世界本质的理论体系,而只是给人们提供一种收集、整理和分析材料的普遍有效的“科学方法”。他并且以此同以往只强调理论,而不注重方法的哲学相区别。斯特劳斯认为,他所创立的结构主义的精髓和基本部分,是由一系列“结构主义方法”构成的,也就是     

浅谈共产国际对孙中山的研究和评价

对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研究,历来成为学术界的重大课题,其中,与孙中山有过六年之交的共产国际,也或多或少对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实践进行一定的研究和评价。然而,共产国际的这一研究和评价,主要反映在那些方面,具有那些特点,我们怎样评价它,至今未见专论。为此,我们想就这些问题作一探讨。     

共产国际与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一次壮举,共产国际也起到一定的作用,探讨共产国际与南昌起义的关系,实事求是地评价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在南昌起义中的作用,对全面准确地了解南昌起义及总结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都有一定的意义。     

共产国际解散原因探析

共产国际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它的解散同样具有历史的必然性.首先,各国共产党不断成长,独立自主的要求越来越强烈,与不断被强化的高度集中的领导制度不相适应;其次,由共产国际来指导世界革命这种形式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同时共产国际一些政策的失误,其影响力也受到一定的削弱.但共产国际在1943年最终解散,原因绝不限于此,这只能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尤其是时机选择上的策略考虑.共产国际的解散原因尽管错综复杂,但其结果却是有利于国际共运的健康发展,得到了各国党的支持.     

共产国际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权建设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权的建立 ,在很大程度上受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影响 ,从某种角度看 ,没有共产国际的指示 ,就没有中国历史上的苏维埃政权建立。共产国际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权建设起着重要作用 ,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党政不分     

共产国际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的全民族抗战。作为各国共产党的国际组织的共产国际，对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共产国际关于实行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政策的制定及倡导和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影响和促进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制订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但共产国际的民族利己主义倾向，也给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     

共产国际的再评价

同全盘肯定与全盘否定的观点不同,我国共运史界的多数人对共产同际的评价,长期以来是坚持“两头比较好,中间比较差”的传统观点的。这比较接近实际,但是也还确实存在问题。主要表现在对各个时期的评价都显得偏高。通过对现有资料作进一步探讨之后,我们认为,共产国际的中期确实很差,两头也并非都比     

共产国际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本文以翔实的资料，论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和实施过程中，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指示所采取的科学分析的态度，既坚持了独立自主原则，没有盲目机械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又保持了同共产国际的团结，表明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制定政策的自觉性的增强。     

试论共产国际的集中制

共产国际是“由各国共产党联合组成的一个世界共产党”。根据章程的规定,它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但在实际上它是集中有余而民主不足。这种集中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过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研究这种集中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探讨其特点和经验教训,对于我们今天正确处理各国工人阶级政党相互间的关系,是很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