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推进乡村文化治理的实然审视与应然图景

乡村文化治理是促进乡村文化振兴繁荣、构建文明和谐新乡村的现实诉求，是有效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从逻辑基础来看，乡村文化治理着眼乡村文化治理内涵范畴与核心要义透析的学理阐释，根植中国共产党推进乡村文化治理变迁脉络的历史演进，聚焦乡村文化发展价值塑造与秩序建构的现实指向。但在当前推进乡村文化治理的过程中，仍然面临着治理主体流失与缺位、治理空间萎缩与衰退、治理机制僵硬与缺失等问题。乡村文化治理本身蕴含着实现乡村文化繁荣振兴、提升乡村社会文明程度、促进乡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等价值目标。通过强化乡村文化治理多元主体的协同联动，优化乡村文化治理公共空间的建构延展，深化乡村文化治理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才能提升乡村文化的治理效能，实现乡村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和乡村治理的现代化。     

空间表征与象征秩序：桂西南壮族乡村治理中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重塑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基层工程。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重塑,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完善基层治理机制的内在需要。桂西南壮族地区传统文化与乡村治理的多维耦合空间,表征出“文化空间”“空间表征”“象征秩序”三个维度的空间生产特性。在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自治法治德治”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中,乡村治理中的个体实践能动性、内在价值动能性和社会互动礼俗性,诠释出了地方传统在乡村治理中的价值重塑效能。     

乡村文化生态的历史变迁及现代治理转型

乡村文化生态发生了由传统向现代的历史变迁,但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乡村文化却陷入了治理的错位,从而出现了外在的繁荣和内在的凋敝。为了实现稳健的现代化发展,必须以乡村为本位进行乡村文化生态的重塑,这就需要国家、集体与农民多方力量的全面参与,只有重塑国家介入与文化组织建设对接的文化发展新模式,以社区为治理单元的文化生态才能全面建立起来,乡村文化才有可能成功实现全方位的现代性转型。     

城乡互动导向下我国乡村空心化问题分析及解决路径探索 ——以安徽省金寨县小南京村为例

我国的乡村空心化问题实质上是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城乡关系非均衡发展状态的一种空间表现.在城乡经济互通导向下,空心村产业规划中应为来自城市的资金、技术、信息留有空间;而空心村也应借助科技和信息平台更直接的为城市经济服务.城乡空间互置使得在更便捷的城镇用地开拓乡村工业发展空间和将空心村综合开发形成市民游憩空间甚至生活空间成为可能.城乡文化互融有利于城市文化经营理念带动乡村文化复兴与产业化,也有利于城市文化因为传统乡村文化的融入而找到民族性的根基.城乡风貌互补倡导在保持洁净安全前提下,城市风貌和乡村风貌各自的特色塑造.以上方法已经应用于小南京村美好乡村综合示范区总体规划实践中.     

城市传统街巷的保护与更新——以镇江大龙王巷历史文化街区为例

传统街巷的保护和更新是城市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重要内容。镇江大龙王巷历史文化街区具有十分鲜明的地域特色,相当一部分街巷的空间尺度和空间界面还保存着较为完整的传统风貌,但目前仍存在街巷狭窄、交通不畅、沿街巷建筑风貌参差不齐、街巷空间景观单一、环境卫生质量差等问题。因此,需要从疏解街巷交通、完善街巷系统、保护街巷空间和延续街巷文化等四个方面来保护这些传统街巷,延续其传统风貌。     

文化振兴视角下西北民族地区村民自治的内在需求

民族地区文化建设是国家精神建构的一部分,也是处理汉族与少数民族“共性”和“个性”的关键因素。西北民族地区乡村文化长期以来受到乡村民俗与宗教文化的交互影响,其乡村社会更加复杂,社会治理更加难以协调,随着现代经济社会对乡村社会的解构,民族地区的传统文化也发生了流失与变异,给乡村自治带来了新的局面。研究民族地区乡村传统文化的变迁以及乡村政治的新态势,分析当前乡村文化对村民自治的各种影响,通过对乡村政治的内在需求研究乡村文化的重建,寻找二者的契合与互构。     

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议事协商制度的变迁与建构

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础任务是乡村治理制度、执行机制的建设和完善。乡村议事协商制度是乡村治理体系的重要构成,以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作为历史范畴观察,我国乡村议事协商经历了制度更替、渐进转型和适应再生三个重要的制度变迁阶段;伴随着乡村议事协商主体关系的变化出现了传统精英主导型协商、民主动员型协商、公社集权型协商、村民自治型协商和多方共治型协商不同制度类型。虽然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兴起带动了国内相关话语转变,但我国乡村议事协商制度有其内在的变迁主线。国家与农民共同构成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形式与结果变迁的行动主体,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则影响着我国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变迁的秩序基础,制度摩擦出现与制度自身模糊性凸显是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变迁的结构动因。进而,结合乡村振兴战略背景,可从加强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建设的体系性、提高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实践的适配性、明确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功能的边界性、坚持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创新的灵活性等方面,进一步思考新时代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建构。     

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景观与乡村认同的构建

乡村文化景观对乡村认同的建构有着直接影响作用。运用扎根理论、情境分析、访谈等实证研究方法,对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景观进行多维度分析和探究,可以厘清乡村认同的形成与少数民族传统民俗文化景观之间的关系,构建出乡村认同理论模型,来解释影响乡村认同的内在机制。研究表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景观空间包含两个维度,分别是文化氛围空间和人的行为互动空间。氛围空间是景观的背景表现,具有凝视的意义;行为互动空间注重实体人与景观空间互动体验行为的发生,代表着人与景观的具体互动。乡村认同的形成需要少数民族文化景观空间氛围与行为的互动进行同频共振,最终形成统一磁场,强化乡村认同。     

土家族饮食文化变迁的历史考察

饮食文化是土家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饮食文化史是土家族日常生活史的重要内容.土家族饮食文化的变迁与发展主要经历了改土归流前、改土归流后至中华民国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三个历史时期.在土家族饮食文化变迁的历史过程中,地域特征与民族特性非常明显.从变迁的原因来看,土家族饮食文化变迁是内在原因与外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农村题材电视剧中的女性形象类型及其文化意义

新时期以来的农村题材电视剧塑造了大量的乡村女性形象,不少作品更直接以乡村女性作为表现的主体.这些女性群像基本可以归入苦难女性、女强人、道德女性和落后女性这四类范畴.借助这些乡村女性形象在时代中的审美衍变,通过对她们的婚恋情感、人生命运及未来出路的展示和思考,农村题材电视剧对中国乡村传统、乡村现实和乡村文化进行了全面探索与考察,完整地勾勒出一幅中国乡村社会文化变迁的历史图景,拓宽了中国电视剧艺术的表现空间.     

农村生活形态的历史考察与展望

在对农村生活形态的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循着农村生活形态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轨迹,将农村生活形态的演变过程分为三个大的历史时期：传统社会的农村生活形态、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时期的农村生活形态、现代社会的农村生活形态,并分析了不同历史时期农村生活形态的具体特征。城乡融合是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中国特色的现代社会就是城乡统筹的社会,城乡统筹发展必然促进农村生活形态从同质性向和谐的异质性转变。     

村落保护的空间规划与文化价值重构

在当下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的大潮中,传统村落社会的乡土性特征渐趋式微,重建村落社会应秉承新的价值视角和行动取向。村落形态的空间变迁伴随文化价值的嬗变,经历了传统文化的伦理价值、民族/国家的符号价值、城市文明的现代价值三个阶段。传统村落的空间意义反映的是乡土文化中的风水和伦理价值,是家族伦理的空间投射,而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村落规划秉承的是以城市文明为基础的现代性架构,彰显的是功能、权力、财富和现代化等理念。面对“城市规划下乡”的村落重建规划,我们有必要基于传统村落空间形成的人文历史价值来规划村落的空间肌理,实现村落空间的意义再生产,从而达到重构村落乡土性的目标。     

走向文化治理:乡村治理的新转向

伴随着市场因素的渗入,现代性的社会图景突破了传统村落社区的边界,乡村地域的社会结构、文化观念、价值准则均发生了巨大转型,解构了原本传统的乡土文化,亦间接地削弱了村民对乡村社会的文化理解力和价值认同感,乡村文化治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由此凸显。在乡村社会的现代性转型进程中,村民个体与村落社区的社会关联发生了根本性变革:村民个体参与社会互动的公共空间萎缩,私人生活领域扩展,社会成员对村落公共事件的关注大大削减。正确把握乡土文化对村落地域变迁的意义,重新整合乡土公共精神,对进一步深化乡村治理尤其是文化治理研究极富重大意蕴。     

新农村文化与传统儒家文化关系的思考

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与重要保证。一方面．传统儒家文化植根于农耕文明，与中国农村社会紧密相连．新农村文化建设必须立足儒家文化承接现代文明。另一方面儒家文化由于历史文化原因不断流散．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传统道德沦丧和农村文化庸俗化。当前．引导农民树立正确的传统文化观．鼓劝农民积极参与传统文化活动．制定积极的文化政策繁荣农村文化，进而推动农村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当代大众文化心理发生机制的追溯与反思

中国当代大众文化心理的发生是由内外两方面因素决定的,内部因素是传统文化心理感性压抑的过度失衡结构必然导致的心理反弹;外部因素是指国外思潮文化的影响及国内经济转型带来的自由空间.由发生机制内在因素的先天影响决定了大众文化心理具有补偿(历史合理性)与补偿过度(历史局限性)的二向度特征.     

农村劳动力结构变迁对村落文化传承的影响

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不断流入城市,使得农村劳动力结构处于失衡状态并且对农村社会文化生活的正常运行带来巨大挑战。通过深入剖析陕西关中李村的个案,发现农村劳动力结构变迁已经对原有的村落文化传承机制产生了重要的冲击,致使村落文化传承面临难以为继的处境。基于此,建议强化村级组织在村落文化传承方面的组织、引导功能;鼓励成立留守妇女文化组织;重视村落的文化扶贫,重建村落文化空间。     

阜阳剪纸:乡村振兴视域下的活态传承与困境出路--基于“非遗”传承人葛庭友的访谈

自乡村振兴计划实施以来,乡村文化中的民间“非遗”项目被作为文化扶贫的重要抓手吸引了众多的目光,在与安徽省省级“非遗”——剪纸项目传承人葛庭友访谈中,发现阜阳剪纸面临着剪纸风格模糊、资金投入稀缺、传承人才流失、传承环境消失等突出问题。而在乡村振兴视域下解决阜阳剪纸传承发展过程中的困境,其关键路径在于以下三点:第一,以剪纸为中心,设置非遗产地核心区;第二,多方力量促进,完善非遗传承机制;第三,吸收传统文化,提升本土产品竞争力。     

中国传统貔貅造型的文化寓意解析

瑞兽貔貅是中国历史悠久的祥瑞文化造物发展历程中重要的造型形态,以其独特的民族风格和审美韵味历久弥新.貔貅作为传统祥瑞符号发展至今具备了完善的审美功能,其独特的"祥瑞神性"之美蕴含着丰厚的文化底蕴,源于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及传统文化造物观.文章着重对瑞兽貔貅的"祥瑞神性"之美产生的历史根源、造型特征与功能用途及其在历史变迁中形式与内容的文化寓意的衍变情况进行评判性探析.     

构建历史城镇保护的政府机制

历史城镇的保护与发展不仅具有历史文献作用,还体现着传统的城市文化价值。当前,虽然历史城镇保护在政府的主导下有众多参与者,但仍存在着历史风貌的破坏、过度商业化等问题。根据我国现实,历史城镇保护的当务之急是构建政府保护机制。它包括法律法规制定机制、宣传教育机制、保护规划机制、审批机制、监管机制、处罚机制等。历史城镇保护的政府机制是一个有机整体,它的良好运行必须伴之以民主机制。     

20世纪以来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演进的文化谱系：文献检视与反思

文章从三个阶段对我国20世纪以来"国家"和"乡村社会"这两大主体的关系演进所构织的农村文化谱系做了较为系统的梳理。研究认为,文化是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衍生的,共处于政治变革的世纪大背景中。在现代化的发轫期,当国家与乡村社会相对分离时,有组织的国家和有传统的乡村社会均产生了寻求变革的文化元素,这些文化元素的衔接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和重要。当国家高度动员和高度整合乡村社会时,国家文化显得强势而正义,原有的农村文化形似消解或者选择蛰伏。高度重合的国家与乡村社会必然产生巨大的张力,在国家回归公共文化引导者和公共文化服务者的角色,乡村社会成为孕育农村文化的主要主体之后,农村文化才可能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这既是国内外学者研究形成的基本共识,也是百余年来农村文化衍生的基本脉络。当下的农村文化建设,应当予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