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都起义成功原因探析

在"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队中,为什么会出现像宁都起义这样大规模的起义并获得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起义部队官兵在大革命时期曾受我党影响;二是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和消除异己的险恶用心;三是中共第二十六路军特别支部出色的兵运工作;四是红军宣传瓦解工作和宽待俘虏政策的感召;五是中共领导对起义的重视和周密的安排.     

论十九路军的重建及影响

福建事变后，蒋介石对十九路军进行整编。十九路军番号被取消，部队被编遣，已有研究视其为十九路军的终结。然而，蔡廷锴、蒋光鼐等将领一直没有放弃重建十九路军的愿望，两广事变为十九路军重建创造了机遇，并一度付诸实现。虽然不久再次被取消番号，但此次重建对宣传抗日、两广事件和平解决以及壮大抗日军事力量都有重要影响。同时使我们认识到“抗日”与“反蒋”旗号下南京政府、十九路军、两广政权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薄弱军事联盟基础上的不稳定性与多变性以及反蒋与抗日的无力与失败。     

四川地下党在红军长征中的作用

红军长征时期,蒋介石为了控制四川,加强法西斯统治,除派重兵围追堵截红军外,还疯狂镇压四川地下党,致使四川地下党组织除个别地区外均遭破坏。面对国民党蒋介石的白色恐怖,尚存的四川地下党组织和隐蔽下来的党员,仍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勇气和智慧,迎接红军入川并帮助红军在四川度过一系列危机。四川地下党在红军长征中的作用,说明了四川地下党在白色恐怖下的生存和应变能力的强大,同时也说明了四川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后党组织的涣散和党员干部的严重缺乏。     

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在广州起义中的作用

诺伊曼在广州起义中的作用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广州起义前，作为共产国际的主要负责人，诺伊曼对起义的态度是坚决的，他既没有不赞成起义，更没有与粤军张发奎、黄琪翔谈判妥协，对起义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起义前，诺伊曼提出一套极“左”的指导方针，后因起义时间提前，这套错误计划破产了。起义时，诺伊曼又主张坚守广州，提出“进攻进攻再进攻”，给起义带来了重大损失。     

论刘复基在武昌起义中的领导地位

从某种意义上说,彪炳史册的辛亥革命是以清末辛亥年一举成功的武昌起义命名的,因为后者为辛亥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但由于这场起义不是孙中山和同盟会直接领导的,而是在所谓“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引爆并取得胜利的,所以长期以来,无论是视武昌起义为“总理第十四次起义”的国民党史家,还是新中国的一代史学工作者,人们除了对被誉为“打响首义第一枪”的湖北新军工程营代表熊秉坤谈论得较多外,对发动和组织湖北新军革命士兵的有关领导者的研究显得很不重视。     

思忆莅桂国际友人

我第一次到桂林是在1938年底,那时正值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在强敌压境、民族矛盾上升之时,桂系同蒋介石之间是存在着一定的矛盾的。我们党利用这一矛盾,在桂系中开展了统战工作。1938年11月,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成立了,许多要求抗日的民主党派与文化界的著名人士,云集桂林,桂林顿成西南大后方的政治、军事、文化的重镇。这时我们五路军学生军集中在桂林学习。学生军是得到“八办”和地下党广西省委支持的一个抗日团体。与“八办”保持密切联系的刘仲容先生,首任学生军团政治副主任。由于有这种特殊的关系,我们在学习期间,每周都聘请莅桂的国内外著名人士来作专题演讲。如我们二团就先后请了八路军总谋参长叶剑英和范长江、夏衍、洪深、陆诒等同志,以及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朝鲜     

李自成平均主义评价质疑

在中国封建时代,起义农民的平均主义包含哪些内容,以及如何正确评价它的作用,是近几年来国内学术界所注意探讨的问题。不少论者曾以李自成提出的“割富济贫”、“贵贱均田”为例,来阐述自己的论点,但其结论,却有很大的不同。有的认为:“平均主义在经济上是根本行不通的,要么只是作为一种口号提出,并不打算实行;要么在实行中到处碰壁”。在评价它的作用时,认为它在起义准备、爆发阶段,起过很大动员组织作用,当革命进入高潮,“它就比封建主义为害更甚”。并且明确指出:李自成所以失败,是和他“犯了平均主义错误”分不开的。这些论证,是值得研究的。     

清代陕甘回民起义中的“求抚”问题及领袖人物的评价

在清代陕甘回民起义的研究中,有一个与起义性质相联系的重要问题长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就是如何看待起义中的屡次出现的“求抚”问题。因为“求抚”总是由出身于民族宗教上层的领袖人物出面进行的,而且往往与斗争的成败相关联,所以“求抚”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地与领袖人物的评价联系起来了。许多人对“求抚”问题的看法上存在着简单化、公式化的倾向,因而对求过抚的出身子民族宗教上层的领袖人物持否定意见,这是我们所不敢苟同的。下面,仅以同治年间的陕甘回民起义为例提出自己的几点看法。     

俄罗斯曾经的激情与道德想象力：关于启蒙者罗亭

一八四八年六月二十六日炎热的中午，在巴黎，“国立工场”的起义几乎被镇压下去的时候．在圣安东尼区的一条狭窄的胡同里。正规军的一个营正在攻占一座街垒。几发炮弹已经把街垒摧毁；一些幸存的街垒保卫者正在纷纷撤退，他们一心只想着逃命。     

宁都会议探源

1932年中共苏区中央局召开的宁都会议是党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根据现在所能见到的文献资料,对这个问题作些初步探讨,请同志们指正。一、宁都会议是何时召开的?关于宁都会议召开的时间,曾有两种说法。一是朱德在1933年5月28日写的《黄陂、东陂两次战役伟大胜利的经过与教训》一文中,说这次会议是在1932年10月召开的。一是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这次会议是在1932年8月召开的。后来,某单位在编辑中央文件时,收录了《苏区中局宁都会议简报》,原件本无印发时间,编者判定为1932年8月21日,这就等于说宁都会议是在8月21日以前召开的。究竟以何说为准?不仅关系到澄清一件史事,而且还关系到评价毛泽东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的作用问题。     

如何理解白朗起义

辛亥革命之后的白朗起义,是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唯一的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这是史学界所公认的。但在辛亥革命的巨大影响下,白朗起义的性质也有一个由农民革命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转化过程,诚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白朗起义未能走完“转化”的全程,但是“转化”本身却是客观存在的,也正是值得我们注意和加以研究的。     

借鉴历史 维护稳定——浅谈“法轮功”与黄巾起义的背景、特点和结局

“法轮功”组织与东汉末年的黄巾大起义有许多惊人的相似 ,他们都有目的、有计划、有纲领、有组织、有准备。两者之间又有不同的背景和结果 :黄巾大起义代表了当时的民意 ,猛烈地冲击了东汉政府的统治基础 ,导致东汉政权名存实亡 ;而“法轮功”组织为地道的邪教 ,并不代表民意 ,面对的是人民的政府 ,党和政府当然不会坐视“法轮功”的泛滥及危害。依法取缔“法轮功”避免了它对社会和政府的潜在威胁 ,是社会安定的需要 ,符合历史的要求。历史的教训值得吸取和借鉴 ,稳定压倒一切 ,取缔“法轮功”组织势在必行     

福建事变前后陈铭枢等人与共产党的交往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组织通过工会、学生会等群众组织积极支援19路军抗战。但是处在王明“左”倾错误统治之下的临时中央以及共产国际对蔡廷锴、蒋光鼐等人持批判、否定态度。另一方面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组织与陈铭枢有秘密来往。1933年5月陈铭枢从欧洲回国后,为使十九路军摆脱困境,派人到上海与中共联络。9月李济深、陈铭枢起草了19路军司令部给中共的建议,并为自己的谈判代表开出了全权证书。中共上海中央局收到建议书后马上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作了报告。与苏联有密切关系的共产国际在对待19路军和福建事变的问题上总体上说是错误的。时任中共中央负责人的博古秉承共产国际的旨意,没有给19路军和福建人民政府以应有的支持和帮助,结果自己也失去了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历史机遇,被迫走上了漫漫长征路。     

余栋臣起义和“顺清灭洋”口号

大足余栋臣起义提出的“顺清灭洋”的政治口号,在当时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是义和团提出“扶清灭洋”口号的发端。如何评价这一口号,在史学界曾进行过热烈的讨论。有的同志认为,这个口号“集中地反映了”起义队伍中封建士大夫的要求,并不代表整个起义队伍的政治目标。笔者认为,任何一个政治口号的提出,总是同当时的社会环境和阶级关系分不开。同样,“顺清灭洋”这一口号,首先是时代的产物,同时具有一定的策略意义,在当时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当然也有消极作用)。如果简单地归之于“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反映”,就可能忽略了口号的时代特征及与整个起义队伍的政治联系。本文拟就“顺清灭洋”     

三肇烽火

一、地下党人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为进一步巩固侵华后方基地，不断向东北调兵遣将加强对抗日游击区的控制和讨伐。此间，进驻在北安省东部山岳无人地带的北满省委和抗联第三路军根据当时斗争形势变化．为摆脱敌人疯狂聚歼的困境，准备把党组织和军队活动中心从下江转移到“三肇”平原。同年9月．便派地下交通员刘海深入这一带调查日伪军驻防、土匪活动和当地民情。1938年初又派王殿元（王胖子）来肇州。两人从调查中了解到“三肇”地区临近松花江，两岩有密林和苇塘，自然植物丰盛，夏季开展游击战，遇到敌人讨伐可利用沿岸池塘地形地物…     

充分发挥《水浒》的反面教材作用

毛主席最近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我们必须根据毛主席的教导,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充分开展对《水浒》这部书的批判,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水浒》的要害是投降。它宣扬了一条投降主义路线,塑造了宋江这个投降派的典型。宋江,是一个地主阶级分子。他混进梁山农民起义队伍后不久,就以阴谋手段架空了梁山起义军领袖晁盖,继而篡夺了领导权,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修正晁盖坚持的革命路     

读史使人明智——我的史学观

<正> 我学习和研究历史——确切地说,主要是中国近代史,迄今已逾40年.这种抉择不是偶然的.大约与家庭文化氛围有关,我从少年时代便颇喜爱文史;而在更大程度上起了促成作用的,则是对数理化课程的荒疏.我的中学时代正值共和国诞生的前夜,生活中充满着激情与战斗.1948年春天在燕京大学附属中学参加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民青”后,便成为一名“职业学生”.同年冬天,我于初中毕业后不久即经天津进入     

关于宁都会议的几个问题

宁都会议是继赣南会议之后,苏区中央局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指导,控制下召开的一次具有严重错误的会议。这次会议开展了所谓“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斗争”,排挤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正确领导,使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进一步贯彻执行,给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本文仅对会议召开的起因、时间以及“宁都会议夺军权”之说作一探讨和考证。     

略论西汉成帝时的“刑徒”起义

研究我国农民战争史的同志,对秦末的陈胜、吴广起义,西汉末的绿林、赤眉起义以及东汉末的黄巾起义等,几乎无不格外重视,以致论述这些起义的专文与专著颇为不少。但是,相形之下,对西汉成帝时期的“刑徒”起义,却很少为人们所注意,既不见有论述它的专文,,在一般通史著作中也多一笔带过。然而,西汉成帝时的“刑徒”起义,却有它本身的鲜明特点,也有引起这些“刑徒”起义的特殊原因,通过它还显示出当时的劳动者进行反抗斗争的性质,甚至还可以看出它与绿林、赤眉起义的某些联系。一言以蔽之,对西汉成帝时的“刑徒”起义,是应当给以应有的重视的。本文试图提出这个问题,简略地谈点个人的肤浅认识。至于深入探讨,则有俟于贤者！     

广州起义新探

学术界在研究广州起义的过程中 ,往往偏重于对其历史意义的分析论述 ,而对其目的、政权性质的研究则略显不足。对广州起义计划、实施的全过程进行考察后 ,可以认为广州起义的目的是双重的而不是单一的 ,即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屠杀的积极的退兵之役。其目的最初是重振“国民革命” ,其后是“开创苏维埃革命”。广州起义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不能仅看作是民主政权 ,它已经具有明显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对广州起义的功过评价也应该实事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