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民权”与“国权”之争论及变奏解析

民权与国权是中国近代政治思想中的重要观念,在不同历史阶段及不同语境中,民权与国权的内涵不同,民权与国权之争论及变奏贯穿于中国近代政治思想的发展演变过程。清末民初,围绕政体设计,由民权与国权孰为优先的争论到国权至上、以民权提振国权的国家主义狂飙,再到民国初期民权派与国权派的激烈交锋,展现了民权与国权之间的复杂关系,彰显出后发国家民主转型与国家发展的内在深刻矛盾。对清末民初民权与国权争论的三个重要阶段的思想内容进行系统梳理阐释,有利于深入理解这些争论的思想实质及近代政治转型面临的特殊困难,也为推进现代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一些历史借鉴和思想启示。     

“自由”的定义、事实、态度──评张佛泉笔下的三大“自由派”

1．近代三大“自由派”学说探讨自由问题,先要把握“自由”的词义（定义）,才有效地陈述自由的事实;把握到一些重要事实,才可适当地对自由表态、评价。简单说,陈述事实预设对词义的了解,评价应建基于重要的事实。张佛泉认为“自由”的词义在过去一直都很混乱,引起许多大争辩。他说,近代对自由的看法之不同,大体可分为三大派：肤浅派、人权派、取消派;前者认“自由”为“能随意而为”;中者认它为“人权”;后者认它为“必然”。（在本文中,所有张的摘引均参看①）怎么分道理呢？我们认为,张笔下的三派如果把“定义、事实、态度…     

历史主义对普遍主义的拒斥——马克思对“人权理想国”的解构

人权普遍主义的神话源于近代自然法理论的理性主义,具有唯理论和反历史的特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解构了近代启蒙思想家所建构的"人权理想国",指出资产阶级人权最终将被扬弃,取而代之的是克服了个人与社会的分裂、劳动与资本的对立的个体的自由全面发展和集体发展的有机统一.     

论蔡锷的国权观

关于国权的含义,蔡锷是在国家对外的独立自主权和对内的统一治理权的意义上使用权范畴的;关于国权与人权的关系,蔡锷认为国权是人权的保障,中国人民要享有个人的人权,首先须有国家的国权;关于怎样才能巩固和发展国权,蔡锷认为须建立一强有力之政府。蔡锷的国权理论是在辛亥革命后民国初年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既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又有其历史的局限性。     

邓小平人权思想刍论

邓小平同志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深邃的智慧,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明确地回答了包括人权在内的一系列新问题,从而正确地指导了中国的外交工作和人权建设。1国权高于人权,人权从属于主权的思想。西方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攻击中国“把国权看得高于一切,要求人权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服从国权,实际上是在维护国权的名义下,维护中共的统治权力。”扬言“国际社会有权进入一国境内去保护人权和解决灾难。”人权与国权的关系之争,是当代国际人权领域斗争的一个焦点。针对西方某些国家利用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特别是     

表达自由的法律地位

现代许多民主国家的宪法,都将言论自由作为一项重要的公民权利予以保护。在一些国际和地区人权条约中,也制定了细密的表达自由之人权标准。这些规定既是对一种普世价值的认同,也为制度建设,尤其是法律制度建设指明了方向。本文依据中国现行宪法和其他法律与表达自由有关的规定,阐明了表达自由在中国现有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在人权入宪且中国政府已经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情况下,文章还介绍了表达自由的人权标准。     

“抽象自由”与“具体自由”:值得深入反思的“两种自由观”

在马克思和黑格尔对近代自由观的反思和批判中,实际上提出了两种不同的自由观,一种是他们所指称的近代哲学所代表的抽象自由观,另一种是他们扬弃前者而确立的具体自由观。马克思和黑格尔所提出的这两种自由观在自由问题的理解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意义不亚于伯林所提出的“两种自由观”。它所蕴含的一系列重大的理论课题,以及它所产生的深远的思想与实践意义,值得人们予以高度重视并进行深度反思。     

康德道德哲学中的自由精神

理性和自由是近代西方社会理论与时代的精神精华,康德作为一代哲人构筑了自己庞大的批判哲学体系,用理性的力量为人类的自由找到了根基.本文将着重从康德的道德哲学角度分析他对理性与自由的阐发,揭示他的时代意义.     

走向自由与权威的和谐——论自由主义政治理论之特点

自由(Liberty or freedom)与权威(authority)的关系问题是人类组织和安排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问题,因而也是政治理论所讨论的焦点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似乎历来存在着两种极端性的选择:崇尚自由而排斥权威和崇拜权威而蔑视自由.自由主义(Liberalism)可以说是自由与权威关系上的第三种选择,它视自由为首选价值,视权威为社会秩序的保障,划分了“私人领域”(Private sphere)和“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界限,而后又将自由(即公民自由)和权威(公共权力的权威)有机地统一起来.自由主义传入中国已有近百年的历史,然而,长期以来,中国人对自由主义却多有误解,或者拾取一两个概念而加以形式主义的张扬,或者简单地给它帖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标签而大加挞伐,对自由主义的精神实质却很少加以客观公正的研究和分析.事实上,自由主义作为一种专门探讨个人、社会与政府三者关系,也即自由与权威之关系的政治理论,是对社会政治发展道路的一种较为成功的设计.今天,当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将自由主义的研究课题重新展现出来,要求从理论上反思和解答市民社会与国家、市民社会与政府、自由与权威的关系等问题时,消除对自由主义的种种误解,阐明它的精神实质和理论特点就更有必要了.     

论邓小平的人权思想

邓小平从三个方面论述了新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人权思想他肯定人民的人权,强调人权是大多数人的人权,强调中国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他强调人民的整体权利与个人权利的统一,但把人民整体的权利放在首位;他提出"国权"概念,批判了西方资本主义以人权为名的强权政治.     

人权的道德化及其根源、影响——析康有为《实理公法全书》

人权在近代中国更多被界定为一个道德范畴而非法学概念,依照道德方式建构人权是阻碍近代中国人权实践的重要原因.中国传统道德"真理化"的模式是道德化人权形成的文化根源.康有为<实理公法全书>是透视上述观点的典型个案文本,分析此书有益于理解近代中国人权观念特性并有助于推进当下中国人权文化建设事业.     

模式选择:清末新政期间教育革新再思考

清末新政期间的教育革新对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影响深远,张之洞等人选择日本模式为蓝本,使中国教育实现了由传统向近代的嬗变,而自由、民主、人权、科学等西方思想亦随之涌入中国.通过分析中日教育革新的一些内容和特点,可以洞悉这一选择的深层原因.     

论隐逸与自由要素

论隐逸与自由要素张立伟历代都有一批为自由而隐的人，他们涉及到自由的两个领域─—政治自由和伦理自由，由之幅射开来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太文略加论述。一、不合作确立为权利政治自由表现为人权的确立。人权的本义是指人的应有权利，即人作为人应当享有的权利。而某一...     

乡村建设思想的历史起点——20世纪之初“以农立国”论的孕生(1901—1920)

在近代中国思潮的起伏波动中,重商主义的倡导与中国传统重农思想的冲突在所难免,由此引发了一场持续数十年的"工商立国"与"农业立国"之争。自1901年初《自强说》发表至1911年,见诸报刊的讨论日渐增多,其观点大致可分为工商为本论、农工商并重论、农业为本论三大类。1920年《农业立国意见书》的发表,标志着"农业立国论"在未来的历史选择中开始拥有了独特的时代意义和价值。     

国家权威和个人自由的双向博弈——试从“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思想史考察

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争论贯穿于自由主义的始终。从古典自由主义到现代自由主义其理论侧重点各有不同,而这一讨论折射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就是国家权威和个人自由的边界问题,从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角度解读两者的双向博弈局面。     

关于“自由”词义的谬误析

关于“自由”词义的谬误析黄展骥西方不少权威学者认为，“自由”有两百多个词义，以致在历史上引起重大的争论与纷扰；而张佛泉教授也同意这些说法。本文认为，人们往往把（１）有关自由的事实、理论，或（２）对自由的种种态度、评价，或（３）备受重视的特殊自由，混淆...     

从“依法治国”到“法治中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法治解读

实现法治中国要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信仰;公平正义是法治中国的根本追求;法治中国应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改革行政执法体制,使执法更高效、更权威;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的罪名,体现司法文明;依法破解社会矛盾。     

从近代朴素国权论到邓小平的科学国权论

近代中国历史的帷幕是由于英国在1840年发动侵华的鸦片战争而拉开的，此后的一百余年，中华民族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整个国家处于对外没有独立、对内没有统～的状况。在内忧外患之时，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有“再造共和”之誉的蔡愕、近代维新派思想家梁启超都把“国权”作为重要问题提出，其中特别是蔡愕对“国权”问题的论述最为充分，从而形成了以近代爱国主义为思想基础的朴素国权理论观点。二十世纪末，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小平在中华民族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也力倡国权，并…     

马克思“交往与自由”思想视野下的网络交往自由探讨

人们以计算机网络为中介进行的交往活动构成一种新型的交往行为——网络交往.网络具有匿名性和开放性等特征,使人们在网络空间的交往比真实世界的交往更为自由.文章从马克思关于"交往与自由"的相关论述这一特定视角入手,分析网络交往自由,探讨网络交往自由的积极意蕴.     

从“仁政”到“人权”——中国近代“仁政”思想及其在清末修律中的实践

近代以来,中国"仁政"思想由传统走向近代已成为历史的必然。近代"仁政"思想的内涵既继承了中国传统"仁政"思想中符合近代中国发展需要的一些思想主张,又借鉴和吸收了西方近代政治法律思想中符合中国国情的一些进步思想主张。在清末修律中法理派的努力下,近代"仁政"思想在修律中得到了具体实践,法理派修订或制定的一些具体法律条文体现出了近代"仁政"思想的进步内涵,从法律制度上实现了对一些基本人权的法律保障,基本实现了从追求近代"仁政"到追求近代"人权"的过渡和转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