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积极自由到消极自由——张佛泉自由观念之转变

张佛泉的自由观念经历了一个从积极自由观到消极自由观的转变.1930年代,身处民族危亡的时代背景中,张佛泉批评古典自由主义所持的消极自由观即个人自由是“免于他人干涉的领域”,会加深个人与国家之间的鸿沟,因而他援引新自由主义的积极自由观,力图调和二者的关系.但他很快就注意到积极自由观可能导致的“以自由之名行奴役之实”的危险,转而主张消极自由观,并与新儒家发生了激烈论争.     

自由主义之表达自由观——兼谈"中国到自由之路"

自由主义思想是表达自由的深厚理论渊源,任何探讨表达自由的言说都应首先回归自由主义的本来面目。自由主义之表达自由观充分肯定表达自由、寻求真理、捍卫自由、维护宪政民主的价值和功能,并作为人类共同的政治文明成果被各国所接受。我国“尊重和保障人权”也必然要求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表达自由理论与实践,引领“中国到自由之路”。     

自由何以可能?——从“生活儒学”到“自由儒学”

解决传统儒学与现代自由之间的冲突是"打通传统与现代"的关键所在,而解决这一问题势必需要儒家从学理上回应现代自由问题,也即建构一种儒家的自由理论。"自由儒学"正是基于这一需求而提出的理论构想。这一构想得益于黄玉顺先生"生活儒学"的启发。"生活儒学"提出了"生活即是自由"的命题,并且展开为生活的本源结构——"在生活并且去生活":"在生活"意味着生活(存在)给出主体,此即本源自由(自由的本源);"去生活"意味着主体改变生活,此即主体自由(形上自由、形下自由)。这对儒家自由理论的建构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自由儒学"作为在此启示下的一种理论尝试,就是以当下生活为自由之渊源(本源自由),重建儒家的形上自由(良知自由)和形下自由(政治自由)。     

消极的自由与积极的自由——关于自由主义的理解

本文概述了自由主义的历史渊源,并在此基础上从自由主义演化的角度,对当代自由主义的分野——积极自由主义和消极自由主义及其两个基本概念“消极的自由”与“积极的自由”作了比较充分的挖掘和探讨,从自由主义的实践意义到其学理特征,得出全文的基本观点:消极自由是自由主义的基本前提,积极自由是自由主义的终级目标,消极自由主义以个人自由权利为基本价值取向,积极自由主义则以消极自由主义的普适性的核心价值观为前提,谨慎地、理性地、渐进地追求积极自由。     

瞿秋白关于文艺“自由”问题论述的历史理解

20世纪30年代初的中国左翼文艺思潮高涨中,以瞿秋白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阵线与它的对立面,就文艺与文艺家的"自由"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争。这场论争不仅对当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而且对新兴的无产阶级大众文艺运动的实践都产生了巨大的推进作用。对这场论争的意识形态建构,特别是文艺"自由"观念内涵的演化及其核心范畴的学理逻辑作深细的历史梳理就变得非常必要。     

“自由”的两个误区

密尔在《论自由》的开头就开宗明义地说:“这篇论文的主题不是所谓意志自由,不是这个与那被误称为哲学必然性的教义不幸相反的东西。这里所要讨论的乃是公民自由或称社会自由,也就是要探讨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     

从消极自由到积极自由——货币哲学视域下我国主体性的出路

在货币哲学视域中,货币具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形而上魔力。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主体性日益走进消极自由的囹圄。为了争取积极自由,建构一种驾驭货币的主体性,我们要肯定和反思西方近现代建立起来的主体性,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培育具有先验性和经验性品格的主体自主性,同时坚定主体性扬弃货币和资本的理想信念。     

自由的历险——从“德国观念论”到《资本论》

作为马克思思想直接理论来源的德国古典哲学和英国古典经济学,它们共同的理论取向就是追求人之为人的"理性自由"。但古典哲学受其"观念论"影响,看重的是"精神自由",其自由仍然是"虚化"的;古典经济学受其"经验论"影响,看重的是"经济自由",其自由仍然是"物化"的。在二者之间自由还存在一个需要弥合和超越的"张力"。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既超越了自由的"虚化",又超越了自由的"物化",进而建构了每个人全面发展的"自由王国",最终走向了自由的"现实化"。     

“自由”观念与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中西会通

自由观念是中西思想关注的主题。20世纪,关于中国传统思想是否有自由观念以及传统自由观念有何特点的讨论不绝如缕。通过反复辩论,人们逐渐认识到,中国传统思想有关于自由的丰富论述,但传统思想中的自由主要是道德自由,它对于自由与个人权利、政治制度以及物质生产生活方式的关系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传统思想中关于自由必须建基于个体的内在自由,自由具有历史与文化属性,自由是一个不断实现的过程的论断,在今天依然有其现实意义。     

对“自由”的误解与周作人的人生悲剧

周作人的思想本质上是自由至上主义。他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社会现实对个人自由的限制 ,对自由与正义的关系相应地存在着深刻的误解 ,这是周作人附敌从而造成人生悲剧的非常具体的原因。以极端自由主义思想为前提 ,对“节”的批判和对作为“节”的重要内涵的“爱国”的否定 ,是周作人附敌的思想根源     

国家权威和个人自由的双向博弈——试从“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思想史考察

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争论贯穿于自由主义的始终。从古典自由主义到现代自由主义其理论侧重点各有不同,而这一讨论折射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就是国家权威和个人自由的边界问题,从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角度解读两者的双向博弈局面。     

超越悲剧性困境——从“选择的贫困”到“选择的自由”

悲剧性困境呈现了一种特殊的道德难题,行为者无论作何选择都无法达成正确而道德的行为。然而,无论是存在主义的观点,还是“诉诸理性一致性”的观点,都没能回应悲剧性困境中行为者的选择难题。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试图借助康德的认识论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伦理改造,认为行为者的意志的合法性足以使其在悲剧性困境中做出正确的决断。但是,这种尝试仍然是失败的。悲剧性困境揭示的是“选择的贫困”,它掩饰了现实的社会条件对行为者选择的限制,夸大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行为者的意志自由,从而以道德的名义将悲剧结局归咎于偶然的厄运和行为者的糟糕选择。马克思为超越悲剧性困境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方案：通过改变限制选择的社会条件来保障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所追求的社会变革与人的解放,意味着“选择的自由”:尊重行为者选择的意志自由,更捍卫着意志自由得以实现的现实条件,即自由的选择空间。     

自由儒学与自由主义儒学——评《自由儒学的先声》

在主题化儒学浮上台面的当下,郭萍的《自由儒学的先声——张君劢自由观研究》凸显了一个新命题——“自由儒学”。郭著尝试为自由儒学提供一个完备解释,而不愿将之作为一种政治学说来处理,这在现代自由理论中是较为罕见的。从比较克制的意义上讲,其研究开启了儒学研究的一个新方向。但上述特点也造成了郭著的三个局限。首先,以主体性哲学来为自由奠基,只能导向一种完备哲学教条的建构;其次,郭著偏好性地引证了罗尔斯的“正义论”,而没有注意到其“政治自由主义”;最后,郭著的理论意欲盖过了实践冲动,其致思方向需要反思。     

从追寻自由到饱受自由之苦——存在主义哲学自由观视角下西方文学的“漂泊”母题之流变

"漂泊"作为西方文学最古老的母题之一,在各个时期的主题化书写中,传达着人类不同的欲求、困顿和诗意。存在主义哲学在反对主客二分的理论前提下建立起来的本体论自由观和强调行动基本立场,与文学中的"漂泊"叙事对人的关注和阐释方式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在存在主义自由观视角的审视下,西方文学史上"漂泊"母题大体呈现为"为了追寻自由的漂泊"和"饱受自由之苦的漂泊"两大样态,在这个主题化流变的过程中,漂泊叙事呈现出人类对"自由"处境从极力追寻到无从逃脱和对"家"的体认、思考及抉择的精神历程。     

马克思自由理论的解释与重构——评当代英美学界的几种马克思主义自由观

马克思的自由理论是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中的一个焦点.但是,以柏林、卡门卡、布伦克特、佩弗等为代表的英美学者所重建的马克思的自由理论从性质上讲却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它们只不过是以西方自由主义传统的母株嫁接马克思自由思想的结果.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观需要把握必然、对象化活动、生产实践、共同体这四个核心概念及其相互关系.     

“自由”与“孤独”——论弗洛姆“自由”概念的双重维度及其局限性

"自由"是弗洛姆社会心理学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借助"自由"概念,弗洛姆完成了社会批判理论与精神分析学说的结合,即马克思与弗洛伊德的结合。弗洛姆赋予"自由"概念的这种"纽带"功能,是该概念涵有社会理论与精神分析学的双重维度",自由"既是伦理学、政治学中人的本质和权利,又是精神分析学中人的心理"孤独"。在弗洛姆的理论中,"自由"概念的显性是心理学的,但同时又潜含着社会理论的价值蕴意,由于这两个维度的意涵之间缺乏明确的厘定和界说,而使得弗洛姆从"逃避自由"和自我"实现自由"有明显的理想性和局限性。     

对自由与权威关系的文化哲学解读——兼评自由主义的历史

自由与权威的关系问题是西方政治文化哲学讨论的永恒主题。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思想家就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自由和权威在文化哲学上的相互抵触性,酿生了二者在理念层面上的相互调和性。自由和权威的关系构成了一部自由主义的历史。文章论述了自由与权威的关系史,分析了密尔对自由主义的贡献,探寻了密尔自由主义思想的局限性和格林对密尔自由主义思想的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