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国与田园：郑梦周与陶渊明的归隐意识

陶渊明的回归＂田园＂是从政治和俗世社会向自然和自我本性的回归,体现着作家本身潇洒自适的本性;而郑梦周笔下的＂故国＂不乏对时局的担忧,是回归与归隐意向的混合物,尽管有归隐的一面,但更多的则是对家国忧心忡忡的留恋与关爱。     

陶渊明与中国古典文学之菊花意象的文化建构

陶渊明之前的中国古典文学中,＂菊花＂仅仅是一个一般的文学意象。到了陶渊明这里,＂菊＂成了一个特立的审美意象。之后,＂菊花＂逐步形成了习用的文学意象。在中国古典文学之＂菊花＂意象的建构过程中,陶渊明至少在如下几个方面起了重大作用：一是＂菊＂的南方诗学意象建构;二是＂菊＂的田园旨趣美学建构;三是＂菊＂的隐逸象征系统建构;四是＂菊＂的重阳话语建构。陶渊明与菊意象形成了一种符号化和被符号化的关系。     

《陶渊明集》中的玄学语词个例评释

陶渊明时代地受到魏晋玄学的影响,一些玄学语词如＂道＂、＂真＂、＂自然＂等反复出现在《陶渊明集》中。这些语词虽然也经常出现在其他诗人的玄言诗中,但意义表现却不同。通过释读这些语词,可以更好地认识和把握陶渊明的玄学观。陶渊明对玄理的体认表现出平淡化、生活化的特征,并且通过劳动最终构建成其玄学观,因此,陶渊明玄学观的独特性之根本在于彻底的实践性。     

论蔡松年对陶渊明的接受——以“酒”意象为角度

陶渊明诗文与酒关系密切,史籍里记载了大量陶渊明和酒的故事。陶渊明也是第一个写作饮酒诗题材的诗人,从而进一步拉近了诗人和酒的关系。蔡松年将陶渊明作为异代知音,对陶渊明诗歌的意象做了全面接受,其中＂酒＂在蔡松年诗词中共出现了70次,足见其对＂酒＂意象的喜爱。在蔡松年看来,酒能助豪情,酒能浇忧愁,酒能寄闲情,酒与酬唱宴饮紧密相连。     

心中的桃花源

【文题展示】4.心中的桃花源【命题分析】说到"桃花源",自然会想到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这篇优秀的古代散文。文章主要通过对桃花源中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恬静淳朴的理想社会的虚拟性描述,来表达作者及民众对和平安宁生活的向往,对黑暗现实的抗议和憎恨。"桃花源"在国人的话语环     

《"快乐"的陶渊明》前言

一、酒仙诗人　　　　本书运用幽默手法就中国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家陶渊明的作品，发表一些个人见解。可以说，这个方面在以前陶渊明文学的读解、研究中并未得到重视。　　　　陶渊明的创作是在公元四世纪至五世纪这一时期，当时，日本还没有实现国家统一。但大家不要认为陶渊明的文学始终是落后于时代的旧物。如果仔细品味的话，即使是在现代，我们也能体会到作品所表达出来的亲切感。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现在在日本对汉诗感兴趣的人已为数不多。在有限的汉诗爱好者中，他们对陶渊明的印象一般是：“嗜酒的田园诗人”和逍遥自在的人…     

论陶渊明生命意识的三种跨越

陶渊明是魏晋时代"人的觉醒"的杰出代表,其生命意识以理性精神为统摄,以生活实践为引领,以诗性体验作表达,经历了三种跨越:一是由向往功业到躬耕守节、立善遗爱的跨越;二是由向往长生的焦虑到坦然面对人生短暂顺化的跨越;三是由体验他人死亡到体验自身"死亡"的跨越。这三种跨越分别从价值人生、自然人生和终极人生的逻辑和历史之维展现了陶渊明生命意识的丰富内涵和动态发展历程,并将魏晋时期的生命思想推向新的高峰。诗与哲学是近邻,故就人生哲学而言,陈寅恪誉陶渊明为"中古时代之大思想家"并非虚言。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态度的变迁

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传入中国,引起了中国思想界的广泛兴趣,也产生了众多的争议。从20世纪20年代到现在,中国思想界对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进行了三次大的讨论。如以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态度经历了从＂回避＂到＂回归＂的变迁。无论是前期的＂回避＂还是后期的＂回归＂,可以说都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陶渊明年寿问题辨证

陶学研究者对史书记载的陶渊明年寿提出了质疑并各创新说。除史书所言渊明63岁外,其余诸说多是从陶渊明诗文中找到证据,并推断渊明年岁。但诸说均忽略了渊明居处遇火对其诗文保存与写作的影响,并以其诗中不能确指的数字作为推论的原点。陶渊明年寿的可靠资料应是《宋书.隐逸传》、颜延之的《陶征士诔》和萧统的《陶渊明传》,而袁行霈先生的一些说法就很难成立。陶渊明年寿仍应以＂六十三＂岁为妥。     

陶渊明诗中的“愁”

东晋时代,门阀制度十分严苛,士族垄断朝政,有＂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严格等级之分。陶渊明出身于破落贵族家庭,他的曾祖父陶侃贵为东晋的大司马,祖父和父亲也做过太守,但是到了陶渊明生活的时候,家境败落。陶渊明曾胸怀壮志,希望能够企及先辈的功业,写了许多称颂先祖的诗,《命子》其一：＂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为虞宾,历世重光。＂其六：＂肃矣我祖,慎终如始。直方二台,惠和千里。于穆仁考,淡焉虚止。寄迹风云,冥兹愠喜。＂     

冈村繁之陶渊明及其相关现代性问题——兼评胡晓明《龙舟舵手与陶渊明》

在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史上,陶渊明向以高洁的人格、冲澹的诗风受到普遍推崇。但在日本汉学家冈村繁所著《陶渊明新论》一书里,陶之一生,无论出仕还是隐逸,均属率意任性的极端个人主义,明显缺乏社会协调性。对此论陶新说,国内学者多不以为然,指出其背后隐藏着的现代性叙事逻辑及日本现代公司伦理,有违古代陶渊明之真实。文章认为,重要的不是在孰是孰非之间遽下判断,而是在现代陶渊明研究中,引入现代性＂自反＂意识,检审所有立论特别是自身立论的前提,同时将对＂真实＂的理解由对古代事实的绝对还原的＂真＂向研究者共同体内相互切磋、形成共识的＂真＂转变。惟其如此,才能拓展陶渊明研究的新的可能性。     

陶渊明诗文的身心表达与魏晋风度

陶渊明意识到自我身心的受损,萌发了归向自然和居住田园的淡泊之志,以此来逃离仕途对自我身心的羁和拘,渴望达到身心合一的理想之境.回归田园后的陶渊明身心舒展,实现了他乐"真"的理想.陶渊明从"羁拘"到"乐居"再到"真趣"的一系列身心表达以及他在玄理基础上形成的艺术境界,丰富了魏晋风度的表现形式,拓展并深化了魏晋风度的内涵.     

论陶渊明田园诗之“大人”形象——以《归园田居（其三）》和《饮酒（其五）》为例

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从事田园诗创作的诗人。他以自己的农耕生活为内容,通过描写优美的田园景物、简朴的田园生活,向我们展现出其闲适恬淡的心境。因而在大部分读者看来,陶渊明田园诗中的主人公形象是＂静穆＂的。然而,通过运用四层面分析法对陶渊明的田园诗加以解读后,笔者认为其中的主人公是一位＂超以象外,得其环中＂的大人形象。     

休闲于自我超越中拥有——论陶渊明对宋词的思想影响

幼年便受儒家文化熏陶的陶渊明,早年有着自强不息的功业追求,所以,振兴家族、光耀门庭并实现个人的政治抱负就成了他前半生的人生追求。但陶渊明发现要想享受门第和家族带来的荣誉和利益,就必须付出“心为形役”的代价。视官场为樊笼密网的陶渊明不愿屈从外物扭曲自我,毅然地返回田园。陶渊明爱惜名利而又看破名利、不喜贫穷而又安贫守拙的人生历程深深吸引并感化着宋代的词人。宋代词人们在词作中表现了对归隐生活的向往和对功名利禄的厌倦,而且陶渊明安贫知足、守拙养真的思想使多数本不贫穷的词人抑制了物欲的膨胀,也使部分贫穷的词人因之而畅享贫苦平生。通过这些自我超越的诗词,我们不仅可以懂得他们何以拥有了让世人无限向往的诗意的休闲生活,而且还可以获得休闲的真谛。     

陶渊明的《饮酒二十首》作于何时?

周振甫先生的《谈陶渊明<饮酒二十首>》(载《中学语文教学》一九八四年十一期),认为《饮酒二十首》是陶渊明三十九岁时作。此说虽有旧说作依据,但从这组诗的内容、风格来考察,从对第十九首和第十六首的诗意来分析,我们认为此说不能成立。陶渊明从二十九岁到四十一岁是出仕时期。他在《归园田居》诗中说:“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在这十三年中,陶渊明虽然不是毫无间断地一直出仕,但是,在这十三年中,他基本上是在出仕,即使闲居在家时也存在着出仕的愿望。只有到了四十一     

陶渊明晚年痁疾与陶谱订误

历代陶谱渐次涉及陶渊明的晚年痁疾问题,但并未深究它的病理特质与始发时间,对相关病史资料的处理多陷入随意解读的误区。基于陶渊明病史资料的完整考释,不仅可以揭示其痁疾的基本病理特征,还能破解其痁疾的始发时间,进而梳理出其＂抱疾＂十一年的简要历程,廓清历代陶谱关于其享年的诸种歧误,并为其享年六十三岁的旧说提供了新的证据。     

《归去来兮辞》的真情分析

《〈归去来兮辞〉并序》是人教版语文教材必修五的第四课，欧阳修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可见此文成就颇高。《归去来兮辞》的创作不仅是陶渊明结束多年徘徊的决定，也是他回归田园的宣言。《归去来兮辞》由“序”和“辞”两部分组成，序文交代了本文写作时间背景以及自己辞去彭泽令的原因，正文将生动可感的生活情境与自己对社会生活的观察体验联系在一起，抒发了作者决定离开官场、回归田园后，所流露出的自然真实的情感。也正是这份自然真实、发自肺腑的情感让人深受感染。本文根据作者的情感脉络，从真情的内涵、真情的展现和真情的价值三个方面展开分析。     

陶渊明与道教的关系

晋代诗人陶渊明生活在佛教、道教炽盛的两晋时代,他的思想主流是抵制道教的,但是一个有着广泛影响的诗人不可能完全脱离所处的时代,他的思想以及他思想的产物-诗作,都不可避免地要打上时代的烙印。陶渊明对道教的看法是矛盾的:既向往又拒绝。他对道教长生久视、羽化登仙十分向往,但是他又非常清楚地看到道教长生久视说法的虚妄,这种矛盾性在其作品里非常清楚地表现出来。     

儒家山水自然观与魏晋山水诗的演进

儒家山水自然观偏重阐释人化自然的伦理道德意蕴,包含三个层次：一、将自然山水人格化、道德化,在观山临水过程中体味人生智慧与从政技巧;二、将自然山水作为儒家自我精神独立的象征,赋予其永恒不竭、奋发自强及遁世无闷的超功利的内涵;三、在对山水自然的文学化表现过程中,多将山水意象作为寄寓兴谕的媒介。这三方面均在魏晋诗坛得到不同程度的继承和发展,在理论认识上出现从阮籍、嵇康的＂旧自然说＂到陶渊明＂新自然说＂的嬗变,在诗歌创作方面则逐步弱化山水意象的兴谕功能,逐渐将其作为独立的审美客体来观照,为晋宋之际山水诗的成熟、定型奠定了基础。     

况味心白知：归去含凄凉，欢歌有余痛——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教后有感

《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的一篇脱离仕途回归田园的豪迈宣战书，他以诗心慧眼来透视生活，用生花妙笔来点化景物，通过无拘无束的乡间生活的再现和云淡风清、明净如洗的自然景物的描写，展示了诗人崇尚自然、追求自由的浪漫情怀，也反映出诗人厌恶官场、远离世俗的孤傲之态。人们谈论《归去来兮辞》习惯于称道陶渊明的田园之乐和隐逸之欢，而忽视了潜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悲凉。我在研读文本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在诗人抒写欢快喜乐的同时，总是有意无意地使用一些容易引发人们联想到他的酸心隐痛的词句，揣摩、品味这些词句的深层内涵，我觉得，《归去来兮辞》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篇吐露隐痛，舒展苦闷的心灵悲歌。下面结合文章内容对此稍作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