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工业”与“消费主义”

20世纪初,资本与科技联姻,催生出一种以工业生产方式和复制技术制造文化产品的行业--"文化工业",文化开始了它的自我异化进程.20世纪后半叶,科学技术、特别是电子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这一进程大大加快,文化最终被资本所控制,成为其获取利润的重要工具.20世纪50-60年代以后,世界进入了"消费时代",消费成了社会的最高利益和最终目的,人成了商品消费和无限膨胀的物欲追求的奴隶.事实上,每一种文明都包含两种基本组成部分,即物质性生产和精神性创造,"文化"便是超越物质性的思想性、精神性、艺术性的创造.当一种文明仅重视物质增长而忽视精神创造,甚至容忍精神性资源被物质欲望和需要所侵蚀,那么,这种文明将变得越来越粗俗,它的前途和命运也就值得忧虑了.     

论克尔凯郭尔对现代性社会的文化批判

克氏的文化异化思想蕴含着抨击现代性的后现代思想,他批判大众传媒建构虚假的生活方式与社会活动。克尔凯郭尔的异化思想在社会文化领域主要体现为四个方面:时代的异化、主体的异化、社会活动的异化以及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克氏救赎的手段是通过宗教个体的精神飞跃,具有浓厚神学色彩和乌托邦特质。克氏的异化思想不无偏激之处,但无疑指出了现代性社会弊端以及大众媒介的消极作用,有助于当代人反思消费时代的生存境域,改变异化的生存状态,实现理想人性和完满自我,重构和谐健康的社会文化。     

风俗速写、浪荡子和女子时装——从波德莱尔看现代性的时代意识

在启蒙运动和先锋派艺术的主体性原则中,现代性已经获得了日益明确的时代意识,伴随着这种自我理解的迅速膨胀,现代性对自我确证的需要也日益迫切起来。波德莱尔是审美现代性的源头之一,他从基础性的现代审美经验中提炼出了“现代性”及“现代性的美”的概念,明确表达出了强烈的时代意识和确证“现代性”之意图。然而,这种确证被历史证明是无效的,因为,现代性的时代意识和自我理解中始终深藏着难以克服的矛盾和危机,现代性的那张光明、荣耀和自信的面庞背后始终掩映着厌倦、异化和分裂的阴影,波德莱尔所热情赞颂的一切也只是沦为了现代性的自我欺骗和美丽的枷锁。     

《尤利西斯》都市空间的现代性表征

《尤利西斯》是詹姆斯·乔伊斯的现代主义巨著。书中对都柏林的都市空间予以细致入微的描绘,在对都市居民的生活百态、内心体验和精神困境的书写中,彰显了都柏林的"现代性"特征:偶然性、碎片化、流动性。街道、酒吧、电车等场所的空间结构与社会功能"生产"了城市中的偶遇和偶然事件;城市布局、行人在街道上的行走和文化空间对立导致了都市空间及人们空间体验的碎片化;游荡者和交通工具展现出都市空间的流动性和变动不居。乔伊斯建构了一个既具有资产阶级"殖民现代性"特征又承载着作者对时代、民族、存在等问题思考及批判精神的都柏林。     

论台湾“新世代”作家的抗日小说

20世纪50、60年代出生的台湾"新世代"作家创作的抗日小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相较于老一辈本土作家,"新世代"作家的抗日小说不再局限于"日据"台湾题材,而涉猎到大陆的抗日战争和南太平洋战争。而与大陆去台作家相比,"新世代"作家的抗日小说已基本不带反共色彩,更能够经受得住历史的检验和赢得两岸读者的认同。受西方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新世代"作家的抗日小说在艺术风格上呈现出现代派灵活多变乃至诡异的色彩。     

“日常生活美学”批判与“超越性美学”重建

当代中国美学发生了日常生活美学与超越性美学的对立。日常生活美学肯定大众文化,主张审美回归日常生活,建立以感性快乐为本质的新的美学原则;而超越性美学则主张审美超越日常生活,应该对大众文化进行审美批判。现代性分裂为世俗现代性和反思现代性,世俗现代性沦为感性异化,而审美属于反思现代性,是对世俗现代性的批判。因此,要吸收后现代主义的合理因素,重建超越性美学。对大众文化,应持一种辩证的态度:一方面,肯定其合理性,承认日常生活审美化丰富、美化了人们生活;另一方面,警惕感性异化,坚持审美的超越性,开展对日常生活的审美批判,建设精英文化。     

都市文化与中国现代诗歌的语体建构

现代诗人通过抒写都市及都市人的生存意识,拓展了诗歌的象征系统和精神空间;同时,诗人对都市空间、运动和变化的反映,也为新诗语体的生成与建构起到了"塑形"的作用。在都市文明的影响下,一部分新诗人率先建立起和现代都市风貌、速度、节奏相对应的语体结构,成为新诗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质。     

“文明冲突论”的现代二元论思维——社会人类学视野中的政治秩序与批判

文明冲突论是文化范式现代性的一种表达,它根源于笛卡尔主客体二元分裂的世界观,在社会人类学上其主要表现为对人类文明"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划分。不论是西方的自我中心主义还是非西方的"他者的视野",都没有挣脱现代文化范式的羁绊,因而也就未能超越文明冲突论。马克思以世界历史眼光对现代文化范式给予批判。在马克思理论视野中,未来世界的文化范式应该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世界历史"。     

马克思主义的空间转向与都市空间美学

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历史"观念是一种时间美学的建构,时间美学因为忽视了"时间"与"生产"之间的深层逻辑关联而导致了政治上的迷误。"生产"神话的终结引导马克思主义进入到都市空间时代。在都市空间中,发生着从时间美学向都市空间美学的嬗变,都市空间美学以同时包含主动—被动内涵的个体为审美主体,与"他者"共在游戏,同时包含着政治否定和个性解放两个方面的审美意蕴,是对康德美学在都市时代的继承与发展。     

台湾文学研究中的殖民现代性幽灵

"殖民现代性"概念已经深刻地影响了台湾知识界对台湾尤其是对近代台湾的阐释,在文学艺术领域,"殖民现代性"问题则牵涉到感性领域的现代性规训与反规训的命题."殖民现代性"范畴的引入,对于当代台湾文艺理论与批评的确意义深远,它打开了当代文论阐释日据台湾文学更开阔的空间,打开了后殖民论述"在地化"的阐释空间,也为台湾身份认同的复杂性提供了一种更为细腻的解释.重新认识现代性问题的复杂性,重新反思"殖民现代性"的矛盾与暧昧,并发展出一种真正具有批判性的、多元的和开放的现代性观念,迄今仍然是摆在台湾后殖民知识分子或批判的知识分子议事日程上一项重要的思想课题.     

20世纪30年代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及其空间表征

20世纪30年代文学受制于当时中国的京海社会结构和时代动荡,一方面以五四时期启蒙主义、反现代性的浪漫主义和革命意识形态等视角,绘写同一时空中国乡村世界的不同政治与文化、文学与审美的地理空间,塑造了不同的乡村和中国形象;另一方面,对北京与上海代表的都市中国,从政治、革命、性别和文化视域,揭示和形塑都市中国的文化地理空间及其色调,使摩登的上海与古都北京既呈现出现代与传统的不同内涵,又使不同政治与审美立场的作家笔下的同一都市,具有复杂多态的空间意义及其表征符号。文学叙事中的20世纪30年代中国其实呈现和蕴含非同一性的多个中国的形象及价值空间特征。     

“黄金狂时代”台湾和殖民地近代的全景(panorama)——从王童电影《无言的山丘》切入

殖民地近代性指的是在殖民地状况之下接受的近代性,即假如谈论其近代性,一定要考虑到殖民主义的历史脉络。台湾曾为日本殖民地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塑造了台湾现代性的品格。台湾电影导演王童的《无言的山丘》展现日据下台湾"黄金狂时代"的历史画卷——"黄金狂时代"既是日本殖民者巩固殖民统治与掠夺殖民地财富的重要表征,也是殖民地的台湾转型进入"近代"的历史意象——这部作品表达了在殖民者的歧视与剥削下"台湾自我"的压抑与反抗,从而呈现了台湾殖民地近代的历史脉络以及内在的复杂性和两面性。     

异化劳动与现代性的“病理学”

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一部反思和批判现代性的哲学经典。马克思在《手稿》中首先把“劳动”确立为现代性的现实原则;其次,通过异化劳动的矛盾分析,对现代性的分裂做出根本性的诊断;在此基础上,针对异化劳动的矛盾特征构想出对现代性分裂的根本治疗即“共产主义”;最后,在“人-劳动-历史辩证法”的宏观视域中把握现代性的历史命运。总而言之,马克思在黑格尔精神-历史辩证法的基础上,以劳动-历史辩证法为根本法则,创立了一门结构完整的现代性诊疗病理学。     

现代审美主义救赎刍议

现代工具理性文明对个体精神的物化作用催生了审美现代性,其思想的核心是,艺术对现实的否定与反抗作用能使个体产生一种内驱力,去质疑现代异化文明,寻得精神救赎并重新确立自我。然而,审美现代性把启蒙现代性置于绝对对立的位置,缺乏合理性;发轫于现代性中的审美主义却要消解现代性,否定了自身的存在;审美主义变成“精英”空谈,陷入固步自封、“自恋”的怪圈,丧失了对大众的救赎功能;艺术的泛生活化和货币化颠覆了审美主义艺术救赎的主旨。这就注定了审美主义无法实现救赎,现代人在寻求精神自由时无奈地陷入了绝望的境地。     

马克思现代性批判对中国式现代化之启示——以“论犹太人问题”为视点

通过马克思对现代性深度批判,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原则及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必然性,是本文的写作目的。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的发轫、发展始终走在对资本主义彻底批判的道路上。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已触及现代性批判的核心：作为“现实的人”的犹太人及其生活是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理论前提;以犹太人为代表和映射的资产阶级社会现代性及其所造成的个体异化和分裂状况,是马克思展开现代性批判的思想底座和核心内容;现代性批判的现实方案在于从政治解放深入到经济解放,并直接上升到“人类解放”;对以犹太人所代表的“现代性”进行彻底的批判,提出走出“犹太精神”的可能性。这些思想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深刻的启示：只有解构西方现代性的先验主体、逻辑教条和文明独断性,并对其物质内容和精神诉求进行彻底批判,才可能塑造符合中国现实及未来需求的现代化,走出一条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致力于物质解放和精神解放的人民性的现代化,真正超越西方现代性的文明局限,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     

台湾新世代本土诗人想象的中国物质空间二重性

台湾新世代本土诗人想象的中国物质空间具有较为突出的二重性。首先,是由传统与现代的户内空间建构的自然要素的差异生成的。其次,是由传统与现代的户外街道空间建构的差异生成的。通过这种种对比,杨泽、渡也、零雨、候吉谅等台湾新世代本土诗人不无伤感地展现了传统的物质空间所指代的传统文化精神在现代的物质空间所指代的现代文明与消费文化的冲击中日趋衰落的图景,表现了诗人们浓厚的文化怀旧与文化忧郁情调。     

都市空间与消费文化专题研究

正主持人语: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文化研究"思潮的扩散和渗透,空间尤其都市空间研究广受西方学界关注,在跨学科领域形成了所谓的"空间转向"。这一研究自一开始就带有浓重的马克思主义基调和批判理论的特色,本雅明、列斐伏尔和福柯为其贡献了基本的理论框架,全球化、现代性/后现代性进程和消费主义则为其框定了基本的问题语境,其所涉猎的议题,从空间再现到空间生产,从空间与身体规训到空间与社会治理,从商品和景观拜物教的空间部署到阶级、种族和性别     

全球性境遇中的“东”与“西”——论中国文化现代性的四种空间类型

中国的文化现代性关涉到中国现代人对时间和空间的感知方式的改变。从分析罗念生的诗《东与西》出发 ,尝试以中国现代人的“空间感知”为主导因素来划分中国文化现代性的四种空间类型 :东方本位类型、西方本位类型、中央类型和多重移位类型。作为超越于前三种中国文化现代性空间类型的多重移位类型 ,是以自我 (东方 )和他者 (西方 )的多重移位的方式来对待文化建设的。这就使它避免了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的陷阱 ,并使文化建设真正服务于现实的需要。这是 2 0世纪 30年代兴起的以李长之和梁宗岱为代表的一种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 ,并努力融合中西方文化以建设中国新文化的文化思潮 ,其意图是在西方文化的参照下重塑中国文化 ,并寻求中国文化独特的文化精神 ,以一种宏阔的文化思路 ,为中国新文化建设找到了一条既是本土的又是现代的文化建设思路。     

“人的文学”的融合发展——论林语堂对现代文化人格的建构

"人的文学"成为"五四"的时代主题,在20世纪30年代的文化转型中,这个主题深化为更加符合中国文化传统又兼具现代性的文化人格的塑造。林语堂认为,中国现代文学体现出来的文化人格,应该融汇中西文化,既有西方文艺复兴以来人的自由独立,又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平和优雅,是由中国自身成长起来的理想的现代文化人格。中国现代化转型中文学所思考的人的问题,必然包含了中外文明冲撞下文化人格的现代性构建。林语堂所做的文学批评是对"人的文学"在人格健全和文学现代化这两个维度上的延展掘进。     

《紫罗兰》栏目设置的现代性意义

“空间建设”是“现代性”概念中最重要的内容,以栏目为架构的叙事空间建设更是时尚期刊的现代性的表征。《紫罗兰》空间经营最明显的特点,在于运用充满张力的栏目设置将花样迭出的时尚专号、不断演进的新文学作品进行巧妙组合,构成了时尚叙事空间。在这一叙事空间中,多元时代各种不同形式的文化内容自然地融为一体,并借助于读者对叙事空间的日常阅读,一方面,理所当然地发挥了编辑内容在现代性价值观念上的意识形态作用,另一方面,作为一份流行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都市时尚期刊佼佼者,杂志还通过这一空间,叙述并展示了以现代性为特征的上海主体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