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性和幸福的伴随物:论亚里士多德的快乐观

快乐是西方伦理学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快乐主义主张快乐是至善,反快乐主义者提出快乐是恶,折中主义者认为即使快乐不是恶,也不会是至善。亚里士多德深入地讨论了快乐,提出了"快乐是自然品质的现实活动"的快乐观。他以德性活动来观快乐,把快乐发展为德性现实活动的天生伴随物。以此为理论基石,从快乐与幸福,德性与幸福的关系上,就可以自然得出快乐也是幸福的伴随物的结论。     

亚里士多德的友爱观及其当代启示

友爱伦理涉及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和行为。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是在人自身与他人的关系中展现出来的。作为最完满的幸福,是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要以外在的善为补充。朋友如何能够成为"另一自我":从自爱到友爱,友爱从自身的德性达到了对他人的德性;"与他人同生者",在现实共同生活中友爱使幸福更完满。亚里士多德的友爱观对当代的社会生活有重要的启示。     

亚里士多德的德性幸福观启示

亚里士多德认为,最高的善就是幸福,幸福就是灵魂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德性即中道,思辨活动是至上的幸福.他的幸福观启发我们在追求幸福时应当处理好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个体幸福与集体幸福的关系.     

亚里士多德与康德的德福统一及其现代启示

对于道德与幸福的关系,亚里士多德将德福完全统一起来,认为幸福至善,是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康德认为德性的目的在于配享幸福,至善在于德福统一。两种德福统一存有较大区别,在统一路径上,亚里士多德从始至终将德性与幸福结合起来,达到德福统一,康德则是先将德性与幸福分离开来,然后引入三大公设,通过至善的方式将德福统一起来;在对幸福实现途径的思考上,源于经验层面的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论是指日常生活中实现的幸福,而康德的幸福理论充满宗教色彩,致使今生实现难度加大。     

论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

亚里士多德认为至善即是幸福,并提出“沉思的生活是最高的幸福”;同时他还指出了人的现实的幸福是通过学习和努力可以得到的,但需要外在的善作辅佐,他强调中道原则在幸福实现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重视个体幸福与集体幸福的一致性。他的“幸福观”对于我们建构当代幸福观具有借鉴价值。     

剖析亚里士多德“幸福”思想的新理路

亚里士多德没有完全接受前时代哲学家关于幸福的种种观点和看法,他创新性地研究了＂幸福的内涵＂、＂幸福的实现路径＂两个命题：幸福是至善、是完满的,并且是自足的,同时思辨是最大的幸福;幸福必须在灵魂的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中,在城邦中才能获得。通过对这两个命题的阐述,亚里士多德确立了自己的幸福观,实现了对前时代幸福观的继承和超越。     

浅谈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

幸福是历史上一个永恒的伦理话题,伦理学家们对幸福概念有不尽相同或完全不同的理解。亚里士多德在继承和综合前人探索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更为全面的完善幸福观。他指出幸福是一种最高的善,一种合于德性的现实活动,同时也指出了中道原则在幸福实现过程中的重要性,以及思辨活动是人的最高幸福。其中很多观点在今天仍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亚里士多德幸福思想中的“善”与“德”——以《尼各马科伦理学》为例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幸福与"善"、"德性"、"城邦生活"紧密联系;是一种合乎德性的善(好)的生存状态。他一方面强调作为优秀品质的德性对于幸福的前提性意义,另一方面更崇尚人的"德性的实践"作为幸福的有效途径。     

论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至善”

从伦理学的角度来解读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最高目的应该是至善,至善即最高的善,所指的是幸福。为了达到至善这个伦理目标,亚里士多德对作为他政治学的研究主体的公民和城邦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公民应该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过着有德性的生活;城邦要建立公正的秩序,按照中道原则选择实施法治和多数人统治的政体。在他看来,公民和城邦只有达到这样的要求,政治学的最高目的才能实现。     

权力制衡 幸福至善——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要义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以人的行为和经验为基础,归属于实践哲学。这一学说认为,建立城邦(国家)的目的是为了人们生活幸福,追求至善;真正的幸福以德性为基础,德性是灵魂的善、内在的善,德性是现实活动,是思想(思辨)与行为(实践)的统一。城邦政体就是政治权力的分配和归属,各类政体应以正义和平等为建政原则,未能兑现这一原则是政体发生变革的一般原因,而政治力量的均衡或不均衡是城邦政体发生变革的关键。最好的城邦政体应是中间阶层执政,它合乎中道和适度原则,即合乎德性生活原则;议事机构、行政机构和司法审判机构是政体的三大要素,各有不同的职能;中等阶层执政和政体三要素的理论,其实质就是以中道为准则的权力制衡论。     

外在善到底有多外在?——对《尼各马科伦理学》中的外在善的考察

亚里士多德认为与幸福相关的善包括灵魂的善,身体的善以及外在善。然而,外在善与其他善的分界却并不清晰;同时,如果我们深入追问外在善的根源和影响,我们将发现外在善并不是完全"外在的",其与灵魂的善的联系是更为"内在的"。     

论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观及其德育启示

<正>在亚里士多德关于德性的观念中,德性始终跟幸福与至善是相追随的。人生的最终目的就是获得幸福——在人的一生中合乎那种最好、最完善的德性的实现活动。因此,做合乎德性的行为,成为一个有德性的人,不断的完善     

亚里士多德的“快乐”思想——基于《尼各马可伦理学》的文本解读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阐发了丰富的"快乐"思想。针对当时人们对"快乐"问题的不同看法,他在批判前人快乐观的基础上建立起了自己的快乐观,辩证地分析了快乐与善、快乐与德性、快乐与幸福的关系,进而提出了快乐是某种意义上的善、快乐是德性品质的表征、快乐是幸福的题中应有之义等观点。厘清他的快乐思想,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思想,对于建构当代人的快乐观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亚里士多德论友爱与幸福

亚里士多德的友爱与欲爱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差别,友爱是一种美德或包含着美德,它是一种使人秉持适度原则来处理人际关系的伦理品质。根据友爱产生的原因可将其分为美善的友爱、快乐的友爱和有用的友爱三种,美善的友爱优越于快乐的友爱和有用的友爱。幸福就是至善,是灵魂合于智慧的实现活动。幸福与沉思同在,越能够沉思的存在就越是幸福。好朋友对于幸福的意义就在于:好朋友及其实践是沉思活动的对象,持续的沉思活动离不开好朋友的陪伴,并且好朋友自然地值得我们欲求。正因如此,友爱被视为最大的外在美善。     

康德与朱熹"至善"概念之比较

“至善”是伦理学中的最高概念,康德与朱熹都对此概念进行过阐发。康德认为人既是感性的人,又是理性的人,理性的人要承担道德义务,而感性的人需要幸福,因而,道德虽是至上的善,但还不是圆满的善,道德与作为道德之结果的幸福结合在一起,才能够达到“至善”。朱熹认为,道德就是“至善”,“至善”与感性幸福无关而且截然对立,道德就是“至善”的一切。     

完满幸福与非完满幸福——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的双重含义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等著作中,亚里士多德从外部条件、内在标准、幸福的双重含义、幸福与外在的善四个维度探讨其幸福观。其中,幸福的双重含义:完满幸福和非完满幸福是他重点阐明的对象。他把灵魂分解为理性灵魂和非理性灵魂,德性分化为理智德性和伦理德性,基于此,推导出幸福可分为完满幸福和非完满幸福。假如从完满幸福和非完满幸福两个视角来考察,我们可以整体、逻辑、连贯地解读《尼各马可伦理学》,也可以消解"综合论"和"理智论"之间关于亚里士多德幸福内涵的理论分歧。     

道德善与非道德善

善的观念总是私人的,个体自由地追求自己认为恰当的生活方式。"善就是被实现了的自由。""至善"是人的道德成长的最高境界。人的善包括道德善和非道德善,道德善意味着"通过成为某种类型的性格或通过以某种确定的方式与某种性格联系起来而善的",道德善包括诸如美德、权利、正义、履行义务,以及拥有或培养那些在道德上值得嘉奖的品质特征。非道德善是属于主体的、自我的、个人的善,非道德善包括像快乐和幸福这样的东西,幸福在于自身之中,而不在他人的喜欢中。道德善与非道德善都是人所具有的,而至善就是人类社会的最高的善。     

政治哲学视域中的音乐问题——荀子与亚里士多德音乐思想比较研究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荀子与亚里士多德都注意到音乐与伦理、政治的关系问题。两位哲人一方面认为,音乐对人心具有规范、疏导作用,能够促进群体的安定有序;另一方面音乐对于个体在群体生活中被压抑的自爱诉求能够起到保护、净化与提升的作用,从而实现社会整体的"乐和同"。但是,荀子与亚里士多德依旧存在政治理念上的根本分歧,即基于现实的善治与基于理念的至善之争。     

道德价值奠基:人性论路径及其分判--以荀子和亚里士多德伦理思想为例

一般说来,哲学家们以人性论为道德价值奠基,人性论的路径决定着道德价值的发生和成型及其最高形态.荀子和亚里士多德分别采取价值论的人性论和结构论的人性论,并且这也是中国和西方的人性论的两条不同路径.由于持性恶论,荀子认为道德教化的任务就是积伪成善以化性,而且善的制度环境和价值系统来自人性外部--圣人的制作,因而特别重视"礼"的规范,教化的最高境界是"全"、"粹";由于持结构论的人性论,亚里士多德认为道德教化的任务是促使心灵的各成分把自己的功能发挥到优秀状态,让理性与情感、欲望相互涵容、化通起来而成伦理之德,并且认为这有助于整体生活之"好"--至善,从而获得道德价值,其最高境界则是理智自身功能的发挥(自己思考自己)--沉思,这是最自由的活动,是最高实践,也是一种至福.解析荀子和亚里士多德的道德理论这一个案,有着普遍性的价值哲学意义.     

快乐、幸福与政治哲学的主题——论《尼各马可伦理学》的政治哲学意蕴

人的善好生活乃由快乐与知识两种要素合成,这是柏拉图在《斐勒布》中论述的主题。亚里士多德既延续了这一论点,又作出了新的推进——在他看来,幸福乃由快乐、伦常德性、理智德性三者合成。文章便从此一论点出发,解释《尼克马可伦理学》所包含的哲学——政治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