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明我会与明末中西交往

多明我会是明末入华传教的主要欧洲天主教修会,在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多明我会的早期入华历程,不仅与西班牙、葡萄牙等西欧殖民势力在亚洲的扩张活动纠葛一处,而且直接影响到明末天主教在华格局的演变以及著名的中国礼仪之争事件的发展。1632年,该会传教士从台湾渡海进入中国东南大陆传教,打破了此前半个世纪耶稣会独享中国传教区的局面。其后,多明我会传教士第一次在福建传教区针对现实中的礼仪问题展开系统调查,并将调查结果提交罗马教廷,终使礼仪问题演变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牵动东西方、延续数世纪的大事件。     

明末崇祯朝“许誉卿事件”考论

崇祯八年,围绕工科都给事中许誉卿如何迁转的问题,吏部尚书谢陞、内阁首辅温体仁与内阁阁臣文震孟、何吾驺之间发生激烈冲突。对此,史籍多有记载却又内容互异。经梳理考证,在前后相续的连锁事件中,工科都给事中许誉卿的仕途命运出现逆转。原本应迁转为太常寺少卿的许誉卿,虽有阁臣文震孟、何吾驺的支持,但最后反遭弹劾而被削籍为民,两位阁臣也被罢职。作为斗争的对立方,内阁首辅温体仁及吏部尚书谢陞,则由最初被动遭弹劾,到最后将反对者一并驱逐。许誉卿迁转事件非常典型地展现出明末言官群体的政治态势,文震孟、何吾驺对许誉卿的一力支持,与谢陞、温体仁对许誉卿的倾力打击,既反映出以许誉卿为代表的明末言官对朝政的影响力,也揭示出这种影响力的边界及其制约力量。     

折中与融合：重审明末诗学论争与学风特色

论及明代学风,学人多有党同伐异的印象,然相关论断不免失之于苛,尤其是对明末以来学风层面的诸多转变未曾究心。具体说来有三点应当引起重视：一则,“吾党”之中本就同中有异;其次“吾党”中人对“异”有明确意识,并已然暗含了消解“异”的因素;其三,因观念分歧而引发争论之事虽然不免,其同人也会积极介入,主动调停。职是之故,明末学风一改偏狭、霸道,呈现出折中、平和的的新貌。     

明清之际岭南的“教堂文化”及其影响

天主教教堂作为宗教意识的物化形态 ,其中蕴涵着西方文化多种形态的要素。本文通过明清之际教堂建筑在“东方梵蒂冈”澳门的登陆、教堂文化中的洋乐和洋画、教堂文化中的钟和酒制作技术等的分析 ,揭示了岭南作为中国最早接触西方文化的要津 ,最先在那里登陆的教堂不仅仅只是一个举行宗教活动的场所 ,同时也是展示西方知识的最直观的一个窗口。教堂文化不仅给岭南人带来了西方的艺术和民俗景观 ,而且也成了明清之际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岭南成功引进的教堂文化 ,后来随着西洋传教士的北上 ,而沿着交通线推向了政治与文化中心的京城 ;把包括其中的音乐和绘画艺术等在北京扎下了根 ,为清代艺术发展史写下了灿烂的篇章。     

重思王夫之对天主教的理解与评价

明清之际儒者王夫之对天主教的评论,虽然比较少,但值得重视.《船山全书》中存有王夫之对天主教的评价,他与天主教的接触也值得考察.王夫之对天主教的理解,虽没有现代人理解得深入和准确,但他仍然敏锐地意识到了儒家文明与天主教的根本差别,并就此展开辨析.在明清之际,儒学的一个发展方向是加强经典中"天""帝"的人格化解释,以会通或应对天主教.但王夫之却进一步发展理学,基于理学的立场,来应对天主教义的挑战.由此,他以"理一分殊"来解读张载的《乾称篇》,熔程朱张载为一炉,对于儒家的宗教向度和伦理特色,都有深刻的揭示.     

明末复社兴起因素考论

复社的形成缘于晚明特有的社会文化背景,主要为以下三方面的因素:天启、崇祯年间的政治局势与当时士人复杂多变的心态,经世思潮的兴起;面对日渐卑下的世风与士风,士人阶层的反应;文人结社的传统及八股取士对结社的需求.     

重思王夫之对天主教的理解与评价

明清之际儒者王夫之对天主教的评论,虽然比较少,但值得重视.《船山全书》中存有王夫之对天主教的评价,他与天主教的接触也值得考察.王夫之对天主教的理解,虽没有现代人理解得深入和准确,但他仍然敏锐地意识到了儒家文明与天主教的根本差别,并就此展开辨析.在明清之际,儒学的一个发展方向是加强经典中"天""帝"的人格化解释,以会通或应对天主教.但王夫之却进一步发展理学,基于理学的立场,来应对天主教义的挑战.由此,他以"理一分殊"来解读张载的《乾称篇》,熔程朱张载为一炉,对于儒家的宗教向度和伦理特色,都有深刻的揭示.     

试论明末基督教与儒学的接触

明末基督教传入中国后 ,耶稣会士与中国儒家学者从不同的立场出发 ,在基督教与儒学之间进行了深入的接触与对话 ,耶、儒之间既有会通 ,也有冲撞 ,体现了异质文化交流的特性。     

明末农民起义与梆子戏的传播

明末农民起义部队伴随战争流动而来的演剧活动,本身也是艺术共同体的大迁徙,一次地方戏曲声腔间的传播、更新与再融合.史料发掘表明,不仅明末农民起义部队中存在大量的戏曲演出活动,而且从其间的士兵籍贯构成、演出剧目内容等要素可以推知,明末农民起义部队中演出的正是产生于西北地区的梆子腔.他们的演剧活动,客观上带动了地方戏曲声腔的传播,为清代花部戏曲的繁荣作出了实质性的贡献,也给中华戏曲艺术的生态更新提供了良好的历史契机.     

晚明“山人”与晚明士风——以陈眉公为主线

晚明“山人”与传统“山人”已有了本质区别,其“山人习气”在晚明就颇受物议,故此明末清初的大多数文人都不愿直称负有清望的陈眉公为“山人”,但陈眉公的“山人”身份却是毋庸讳言的。不仅如此,他事实上还是晚明“山人”中的领袖人物,是晚明“山人”“竞述”的对象。但陈眉公毕竟又与普通“山人”有诸多不同之处:陈眉公的生活方式虽然亦游亦隐,但以“隐”为主,其“游”也非主动出游;陈眉公主动捐弃诸生而为“山人”,与一般诸生被迫放弃举业而成为“山人”略有不同;陈眉公的安贫乐道的处世态度、淡薄名利的价值观在晚明“山人”中也是颇有独特性的。作为个体的陈眉公与作为群体的晚明“山人”同而不同,“不同”是陈眉公在晚明享高名的根由,而“同”则使他在清乾隆朝以后备遭恶谥。     

从知识史的视角看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

对明清之际西学影响的评价 ,分歧的焦点在于 ,西方先进的科技知识是否真正传入了中国 ,它与19世纪中国的近代化过程有没有直接的关联。从知识史的角度进行考察 ,能给我们较大启发。 15至 18世纪 ,中西知识差距表现在天文学、地理学、数学等自然科学及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知识的巨大差距导致中西之间缺乏沟通的桥梁和对话的基础 ,加之传教士特殊的身份和使命 ,也决定了不可能指望他们传入系统的西方近代科学知识。因此 ,明清之际西学对中国的影响是有限的 ,与中国的近代化没有直接的关联。     

明清之际“西学中源”说考析

“西学中源”说是明清之际中国士人接触西方文化后产生的一种思潮。这一思潮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它滥觞于晚明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又经明末清初方以智、王锡阐、王夫之等发挥、引申,至梅文鼎集其大成,最后经康熙御笔在《四库全书总目》中“钦定”,从而成为学术界颇具官方权威的流行思潮。与这一过程相联系,“西学中源”说的基本内容也随时间推移由简至密,即由最初“学理相通”的推测,发展到“学脉相承”的辨析,进而深入到“历史事实”与“分支学科”层面进行具体而系统的考证。“西学中源”说对明清之际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它有助于减轻西学传播的阻力,舒缓汲纳西学的顾虑;引发对中国文化展开初步反省;推动中西文化的融合、“会通”,以及对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继承、发掘与整理。另一方面,它的流行,限制了国人汲纳西学的视野;不利于进一步吸收、消化西学中的优秀文化成果;不利于近代科学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的确立     

由耿如杞的遭遇看明末中下级官吏的命运

耿如杞生活在明朝末年,历任户部主事、兵部职方郎中、陕西神木参议兵备、河南遵化兵备副使、太仆寺卿、巡抚山西、督察院右佥都御史等职。他为人正直有才干,却一生命运多舛,仕途上三起三落,两次被论斩,最终被杀,是明末官吏命运的典型写照。纵观其个人经历,颇能管窥明末政治环境及其走向灭亡的过程。     

论汤显祖的诗学观与晚明曲学批评

对于汤显祖传奇创作的界定、评价,晚明至清时期的戏曲界一直存在诸多争议,甚至多有指摘,"沈汤之争"引发的戏曲创作及研究的争辩热潮一直延续到清代。在晚明汹涌的曲学思潮演变的时代背景中,汤显祖锐意创新,在晚明曲坛独树一帜,更为明传奇乃至中国传统戏曲的整体发展开创了新的思路和途径。其《玉茗堂四梦》的创作,集中体现了汤显祖诗学思想的核心概念,即倡导"意趣神色"的诗学本质观,讲求"字句转声"的曲学声律观,和追寻"率性而已"的诗学实践观。     

明末战乱中河南社会权力结构的演变

明代后期,河南归德府文化发达、科举昌盛、缙绅望族势力在当地占据支配地位。明清鼎革之际,这一社会权力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明末战乱中,社会各阶层纷纷反抗以士绅与世家大族为主的支配体系,由此展开了一场情节极其复杂的动乱图景。明末战乱后,归德府的世家大族逐渐走向衰落,士绅阶层与世家大族的支配体系开始瓦解,地方社会处于新旧交替的转变过程。清代以来归德府的世家大族支配体系不断解体,但又未能形成类似于华南地区的地方自治机制,难以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最终导致了近代以来的各种社会动乱。     

明清之际澳门天主教的传入与发展

明清之际,天主教传入澳门并持续发展。这一时期,澳门主教区成立,天主教各大修会耶稣会、方济会、奥斯定会、多明我会等纷纷驻足澳门。澳门天主教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澳门成为各修会对中国及远东地区传教的基地,使远东地区天主教事业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     

缺乏理性主义精神是明清之际中国社会转换夭折的根本原因

明清之际中国社会已经呈现了近代化转换的种种表现 ,转换的夭折在于缺乏转换的充分条件 ,尤其是理性主义的缺位 ,使中国缺乏转换的文化支撑点 ,传入的西方科技文明被中国传统所同化 ,科技进步而造成的社会转化终于未能够在中国发生     

清入关前满洲民族联合过程与满洲对索伦部的政策

明清之际,满洲崛起于东北,以居住在辽宁东部的建州女真和吉林松花江沿岸至南部的海西女真为主体,联合东北其他少数民族形成满洲共同体。满洲的民族联合过程属于聚合过程,血缘、文化相近的民族或部落、部族汇聚为一个民族共同体。在满洲民族联合的过程中,索伦部一些人员加入满洲,成为新满洲,融入到满洲共同体中。对于满洲民族联合过程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满洲对于仍居住在黑龙江北的索伦部,实行朝贡赏赐、联姻、编旗设佐政策,淡化其民族认同,加强其对满洲的政治认同。     

作为审美范式的“小品”之建立

明代中后期,“小品”一词开始在各类文献中大量出现,而最先赋予“小品”以文学意义的,则是王纳谏编选的《苏长公小品》一书。自此,小品以选本的方式进入了文学史的视野。继之而来,晚明出现了一系列的小品选本,这些小品选本以“小”的四个审美标准,对前代各类作品予以三个向度的创造性“品”评,从而建立起小品的审美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