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法理论中的三种功能主义范式

自文艺复兴以来,公法理论研究中出现了马基雅维里与霍布斯的功能主义公法范式.洛克在创建规范主义的公法中充分吸收了功能主义思想,形成了规范主义制导下的功能主义范式,并被近、现代公法所接受,但长期没有被公法理论系统阐释.直到20世纪初,功能主义范式才被系统阐释,并在二战后形成一股强劲的公法学思潮,主张对现实生活的有效性.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法具有显著的功能主义特质.因此,公法理论中的三种功能主义范式及其演变,对解释我国的法治道路具有不同程度的有效性,也能为我国的法治建设提供借鉴.     

重访法律制度主义：新旧之别与异同之辨

法律制度主义存在新旧之别,旧制度主义将作为制度的法律理解为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秩序和组织机构,新制度主义则基于制度性事实追求"规范主义的社会现实性发展",并在制度性事实的本体论、方法论多元主义以及实践理性及其局限方面取得基本共识。但其内部仍存在诸多差异:行动的形式目的理论与非正式言语行为理论;实践推理的逻辑理论与实践推理的合理性理论;制度的规范观念与制度的习惯观念;实证主义立场与和后实证主义立场。在法律制度主义百余年的学术理路、理论渊源和发展内涵上,规范主义与反规范主义得到有效调和,理论基础和内容得到发展和完善;理论自主性得到不断强化;以此为指引,当前国内的法律制度研究应更注重"经验研究的规范主义发展"。     

公法介入私域：平台中的个人信息保护

平台处理个人信息本是私法问题,公法介入保护需审慎,公法保护个人信息不能仅基于功能主义,还应基于规范主义考察。在场景构造上,个人信息可能关涉公共利益,平台也可能因履行公共职能而做出国家行为,公法只有基于公益维护和针对平台国家行为才可介入。保护路径方面,当基于公共利益保护个人信息时,行政主体可采用事前许可、事中监管与事后处置等方式保护个人信息,个人、检察机关也可提起行政诉讼督促行政主体履行保护职责。当针对平台国家行为保护个人信息时,可将公法以直接或间接方式适用于平台行为和损害救济。公法介入个人信息保护应确立合理限度。公法基于公共利益保护个人信息应以平台违反公法义务或违反私法义务达到一定规模为前提,公法针对平台国家行为保护个人信息时,应只对平台准行政行为渐进适用公法。     

文学的本质与审美意识形态——“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质疑

作为两个异质的、相互抵触的领域,审美和意识形态的组合、叠加并不能熔铸和衍生出一种客观的实存事物或精神现象统一在艺术的本性中;审美意识形态是一个有名无实、面目可疑的虚假概念。作为一种学科理论的知识建构,审美意识形态论为追求价值的中立性,抽离和摒弃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批评性锋芒;作为一种本质主义的话语建构,审美意识形态论未能跳出意识形态中心论的窠臼,摆脱本质主义的思维痼疾,一元独尊,背离了拒绝专断、尊重差异的唯物辩证法精神。因此,将其称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规范性的理论建构"是不科学的,将其作为"文艺学的第一原理"更是一种理论偏见。     

从科学事实"是"中推不出价值"应该"来--试修正"休谟法则"

休谟问题,即所谓从"是"能否推出"应该",是西方近代哲学史上一重要问题,也是许多哲学家仍在继续破解的理论难题.由于缺少相应价值学理论平台的支持,这些题解仍是无效的.本文以系统价值学为依托,探寻全新的切入路径,提出修正休谟法则的观点.它们是:从科学事实的"是"中,推不出价值规范的"应该"来;从价值事实的"是"中,推不出科学规律的"应然"来;从科学事实中,可以推出科学规律"应然"来;从既定价值事实中,可以推出既定价值规范"应该"来.     

阿尔都塞的“理论实践”思想及其特点

阿尔都塞认为人类的一切活动包括思想活动都属于“实践”,实践因此被划分为生产实践、政治实践和理论实践.生产实践、政治实践只能产生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主体主义和一元决定的,黑格尔主义和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都属于意识形态,而理论实践则是与意识形态决裂而产生科学的过程,它完全以自身为标准,完全在思维中进行,这个过程是与黑格尔主义和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决裂的过程,所产生的是无主体的、以多元决定为特点的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为了保卫马克思,引入了结构主义的思维方式,从而彻底颠覆马克思哲学的“实践”概念.     

社会中心论、国家中心论与制度中心论——当代西方政治科学的视角转换

一、社会中心论及其困境历史制度主义者豪尔和泰勒都认为 ,历史制度主义的兴起和发展是对行为主义 ,尤其是对六七十年代盛行的集团理论和结构功能主义的一种继承和超越 ① 。斯科克波尔则认为 ,国家或政治制度重新受到重视与多元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的内在困境有着莫大的关系。表面看来 ,豪尔和泰勒所说的集团理论与斯科克波尔所谈的多元主义似乎有着莫大的区别。事实上 ,政治科学的集团理论从 2 0世纪 5 0年代开始 ,就已经发展成了一种多元主义的利益集团理论。这种理论认为 ,在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社会分工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下 ,在西方的社会中…     

公法、私法的界分与私权保护——以权利为中心

作为大陆法系法律体系的建构基础,公法、私法的划分颇具实益.其理论基础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结构理论,其区分标准是"主体说"等.与公法、私法的划分相应的是公权与私权的界分.宪法、民法分别作为公法、私法属性的规范,它们关系密切,对于私权保护作用重大.公私法的分野是大陆法系的现实,虽备受争议,有斟酌的必要,但其对正确判断权利性质和争议事实的法律关系性质,决定调整方法、范围及国家介入的深度和广度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中的意识形态功能主义批判

马克思意识形态思想是当代意识形态争论的源头,也是意识形态研究的有力武器。马克思将意识形态功能置放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中,从历史和政治维度来辩证理解意识形态功能,认为意识形态的内容-结构与形式-功能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而对意识形态理解的"功能主义",只关注意识形态外在功能的发挥以及如何发挥,发挥效果,而不关注意识形态的内容和深层根据。由于失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功能主义"对意识形态功能的效果论、夸大论和割裂论均陷入了认识误区。深刻领会马克思对意识形态功能的辩证理解,对于加深意识形态功能的学术研究,而且对加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功能的提升,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构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念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科学理论,任何偏离主流意识形态科学性的主张都只会导致人们的“信仰迷失”和“精神缺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当代中国社会的基础性共识,它对其他意识形态具有引领与规范作用,它既包容非主流意识形态,也旗帜鲜明地批驳敌对意识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它服务于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局,并为经济建设指明前进方向。     

追寻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基础：从伦理学到元伦理学

迄今为止,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规范性基础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的回应分裂为道德主义与非道德主义两大阵营。马克思否定道德的独立性以及从意识形态维度所作的伦理学批判,使得从伦理学角度寻求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基础面临着巨大的理论困境,但另一方面,这一困境并不相反地意味着马克思政治哲学以非规范的事实为基础。从元伦理学而非规范伦理学的角度来看,马克思对道德原则的批判以及围绕着资本批判所形成的各类政治哲学讨论,展现了事实维度与规范性维度的相互缠绕,呼应了元伦理学对“是”与“应当”关系问题的探索。不仅如此,由于马克思借助实践原则超出了事实与规范的二元论,所以,其政治哲学不是建立在道德实在论或道德非实在论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超越事实与规范二分的元伦理学的基础之上。     

科学问题的几种基本类型

鉴于科学问题对于科学发现的关键意义,它作为一个哲学范畴在科学方法论中占据显赫地位。“问题学”的研究已经成为当代科学哲学研究的热点之一。在“问题学”中,科学问题的类型问题是基本的理论问题之一。 众所周知,科学发展的动力可以分为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两种情况。外部因素主要包括物质生产、政治制度和精神文化等;内部因素则主要包括;科学理论与科学事实的矛盾、科学事实之间的矛盾、科学理论之间的矛盾,以及科学理论自身的矛盾等。由于这些因素都可以带来或产生科学问题,所以科学问题可以按上述因素     

论文学的民族性与民族主义

对民族和民族主义的认识与阐释,在原生主义和建构主义之间,存在一种折衷和整合的可能。在中国现代文论中,"民族主义文艺"论和"民族形式"论之间存在一种潜在的对抗。前者突出了"民族"和"国家"的关联,旨在使民族主义转换为维护政治统治的意识形态;后者则突出"民族"概念的"人民"和"大众"之维,从而在民族概念和阶级范畴之间找到可供接合的节点。后殖民的理论更多地关注阶级与性别的历史命运,认为无论是殖民统治时期的殖民话语还是民族独立后的民族主义话语都是造成"属下不能说话的"的压迫性因素。许多时候,民族主义即是一种统治的意识形态。     

科学的人文精神或人文的科学精神

最近几年,国内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之争日趋激烈,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双方都认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应该融合,但是双方在此问题上存在根本分歧科学主义一方认为应该以科学精神改造和充实人文精神,提倡以科学精神为基础的人文精神;反科学主义认为应该让科学回归人文.在这种状况下,只有建立以人文为基础的科学精神才能真正使科学与人文融合,而不至于流于口号和空谈.     

社会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

邓小平、江泽民同志的"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重要论断,是对人类科学认识实践活动的科学概括,是对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最原初、最本源观点的强调.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存在本质区别.把社会科学归属于意识形态的传统观念,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不正确的.社会科学是通过社会技术为意识形态服务的,社会技术与意识形态须臾不可分离.传统的观点去掉了"社会技术"这个中介而把社会科学与意识形态直接相连,自然陷入悖理和混乱.     

事实与价值关系的二元论及其规范意义

"休谟问题"不是一个有关推理有效性的逻辑学问题,而是理性与规范之间关系的元哲学问题,是指涉社会规范体系合法性的依据和源泉问题。休谟的事实与价值关系的二元论取消了对价值进行理性判断的可能性,波普尔以休谟的事实与价值二元论为基础,进一步深化了对事实与价值关系一元论的逻辑批判,阐述了批判理性主义的事实与规范关系的二元论,为自由传统奠基。历史决定论根本性逻辑错误就是坚持了事实与价值一元论,把"是"与"应当"混为一谈;休谟和波普尔的事实与价值关系的二元论对20世纪西方伦理学、政治哲学甚至后现代主义哲学文化思潮均产生重大影响,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批判与休谟走的是同一条路,它坚持事实与价值关系的二元论,批判和拒斥事实与价值关系一元论的理性主义,对同一性哲学采取批判立场,倡导非同一性、差异性、多样性,以此捍卫人的独立性和自由。哈贝马斯以交往理性守护基于启蒙精神的现代性也不成功。后现代主义试图摆脱"现代性"对人的压迫与控制的消解意义应该肯定。但在思想文化和价值领域陷入相对主义、怀疑主义、悲观主义,导致崇高与意义的彻底失落。     

在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之间--社会学理论中"二元对立"问题研究之一

个体主义(人本主义)和客体主义(自然主义)之间的对立(“二元对立”)问题一直是社会学理论中的一大难题。研究者往往把这个问题看作一个既定的事实予以承认,而对它产生的原因及其实质关注不够。本文试图分析韦伯和涂尔干的学术思想的核心,来弥补这种倾向的不足。笔者认为,个体主义和客体主义并非两种对立的思想理论,相反,二者共享着很多相同的思想领域。“二元对立”问题的实质不是指个体主义和客体主义之间的差异,而是作为“个体”的行为与作为“客体”的社会之间关系的缺失。     

从“生产”到“规范”——以凯尔森对马克思的批评为视角

凯尔森在"自然法学说"与"法律实证主义"的左右夹击中提炼且论证了"纯粹规范"的自主性,并基于此批评马克思陷入了"意识形态"与"现实"的双重混淆:一方面误将"法律的现实"视为经济基础所决定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又误将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视为"现实的科学"。但实际上,凯尔森误解了马克思展开"资本逻辑"的理论坐标与表述形式,同时,由于他将康德的先验方法引入实在法时否定了"应然"层次的客观性,因此无法为"纯粹规范"确立恰当的逻辑形式并陷入了"规范非理性主义"。通过考察凯尔森"规范逻辑"的内在困难可以发现,在处理"特殊的对象"与"特殊的逻辑"之间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基于"生产一般"的抽象所构造的"资本的逻辑"依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意识形态理论的"辩证"阐释模式——阿多尔诺、霍克海默与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比较研究

法兰克福学派的核心人物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的意识形态理论是其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意识形态理论也即他们的社会批判理论,是建立在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辩证"式阐释基础之上的。所谓的"辩证"阐释模式主要包括意识形态理论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阐释维度——在本体论维度,主要讨论的是启蒙理性或工具理性是否为一种本体论的存在问题;在认识论维度,主要讨论的是主客体二分法与"辩证法"或"否定"性认识方法问题;在方法论维度,则主要讨论的是"音乐拜物教"与"商品、资本和货币拜物教"问题。在以上三个领域中,阿多尔诺、霍克海默的意识形态理论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之间都存在着异同点。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发展观探析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在批判和反思现代性的过程中体现了它的建构性特征,主要表现为:反对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主张稳态经济发展观;反对现代国家主义政治现,主张社区主义或社会共同体政治;反对现代个人主义文化精神,主张注重创造性和精神作用的文化精神;反对现代"非生态论"世界观,主张整体有机主义"生态论".这些观点有助于当今人类社会转型、破解人类发展难题,也能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理论借鉴.